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礼·学记》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结末强调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用不着说明。有一次教这篇课文向学生提问,得到这样的回答:问:鲁迅先生在这里强调要拿来什么?答:拿外国的好东西。问:什么好东西呢?     

鲁迅小说对外国文学的借鉴

鲁迅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上的。他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优秀传统,而且大胆地汲取了外国小说的创作经验,从而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铸成了自己独特、新颖的民族风格。鲁迅小说这一风格的形成,究其原因,当然首先要归结到他的善于“取法于国外”。鲁迅一贯主张“采用外国良规,加以发挥”,以丰富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学宝库。“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成因时曾说过:“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然受了俄国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和启发,但它绝无模仿或照搬的痕迹。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     

鲁迅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总结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热情地称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充分肯定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同时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他的缺点,“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过的评价,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的。他高度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是“创造民国的战士”;同时,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精神的丝缕”,又使他“不能全忘却”。从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一直到临终以前没有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一直在研究和撰写这部历史,他已经把“不能全忘却”的“精神的丝缕”,清晰而深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日出》与《底层》结构艺术比较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地“拿来”。并说：“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①鲁迅所说的“拿来”，就是指要勇敢地学习、借鉴外国文艺的优良传统。曹禺和鲁迅一样具有“拿来主义”的精神和勇气。他广泛涉猎西洋戏剧，用西洋戏剧的艺术经验，丰富自己的创作。他１９３５年问世的《日出》，深受高尔基近代剧《底层》的影响。因此，《日出》和《底层》在结构艺术方面具有共同的美学特征。两位作家都运用了崭新的结构艺术，就是“横断面”的描写。结构艺术起着组织安…     

鲁迅精神与吴越文化

70多年来的鲁迅研究表明,在中外文化激烈冲突与交融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叶,鲁迅思想的发展,融汇了中外古今的文化思想,已被众多研究者所肯定,然而,鲁迅在接触西方文化前,他的思想并非真空。鲁迅童年以来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熏陶,曾被笼统地称为中国传统文化,而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铁板一块,绍兴所处的吴越文化,和楚文化、西部文化一样,与处于主流文化地位的中原文化,有着某些质的差异。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吴越文化给予了鲁迅怎样的影响,使他从封建文化营垒中勇敢地杀出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反封建战士。     

鲁迅的现实主义和“现代化”、“民族化”

<正> 鲁迅是我国革命现实主义的开山祖和大师,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和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中的养料,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在文学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具有超越前人的创造力。他曾说:“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万丈的新文学’。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象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人生却不在于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的创造。”(《难得糊涂》)鲁迅以“死”和“活”两个字点出了“拼凑”和“创造”的根本区别,所谓“重返故纸堆”、“全盘西化”,都只能把文学引向死胡同。他既反对全盘照搬,也反对全盘否定,而是始终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正确对待中外文化,博采众家,取其所长,分析、批判、吸取、创新。他说:“没有拿来的,人     

鲁迅小说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首先是一个伟大战士。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小说艺术风格的特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人民强烈的爱和对敌人强烈的憎,是鲁迅的人格,也是他的文格,即他的文艺作品总的风格。这在小说创作里,主要体现为“忧愤深广”,凝结成一种沉郁的风格。杜甫曾以“沉郁顿挫”四个字来概括他自己诗歌创作的风格。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我国古典文学民族风格的内涵,委实有很大的比重出入于沉郁顿挫之中。”这是由于我们民族屡遭忧患的苦难现实,以及有才能、有抱负的作家却穷愁潦倒,同被压迫人民比较接近的状况所决定的。鲁迅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的这一风格,并在新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上有新的发展。用“沉郁”或“沉郁顿挫”虽然概括不了鲁迅的全部风格,但却可以概括他艺术风格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沉郁,不是沉闷郁结。沉,是深沉,沉实;郁,是蕴积,含蓄。由于蕴积深厚,发而为文,故深沉有力,“志隐而味深”。鲁迅自评他的《狂人日记》为“忧愤深广”,其实何止这一篇,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是这样。他为我们民族而忱,为我们的人民而忧,为人民的沉迷不悟而愤,更为中外反动派的残酷统治而愤。这忧愤又何其深沉,深广。他不仅目睹现实,而且远瞩历史。他的作品不限于一人一事,而概括了极     

《呐喊》《彷徨》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作品

编辑同志: 贵刊1981年总1号上,发表了滕云同志的《<呐喊>、<彷徨>与鲁迅的前期思想》一文,读后颇受启发,受益不少。但对其中某些观点,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向滕云同志请教。 滕云同志说:“如果连‘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都不能属于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列,那就有些难以索解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难以索解”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伟大旗手,我体会是指鲁迅反封建的彻底性说的。当时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鲁迅是彻底地亳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战士,说他是旗手,自然当之无愧。但是如果说鲁迅这时已经是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     

先觉者对世界的体验——试论鲁迅前期思想中的“虚妄感”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十足的斗士。“我以我血荐轩辕”式的慷慨与“孺子牛”式的奉献构成了战士的鲁迅形象。的确,展现在历史面前的鲁迅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使他成了我们民族真正“脊梁式”人物。但深入检讨     

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鲁迅思想的演变

鲁迅说过:“我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他以此为起点,到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经过了艰难、曲折、漫长的历程。鲁迅的这段思想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史血肉相联。“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曾经伪造过一个假鲁迅,把他捧为“天才”和尊神,用来打人、整人。另外还有些论者、研究者,喜欢拔高鲁迅,把他同中国革命分离开来。这不仅歪曲了鲁迅,也歪曲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其实,鲁迅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曾经“背着因袭的重担”,作为受资产阶级思想学术影响的民主革命者,     

论鲁迅思想质变渐进式完成的发展线索

研究者多认为鲁迅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世界观的质变。其实，鲁迅前期的进化论等思想是长期积累发展而又自成体系的。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与稳定性。他的思想质变是渐进的。从“张个性”、“排众数”到“立人”，表现了这一发展线索。新质要素是在改造提高旧质要素的过程中逐渐融入的。旧质要素也没有因新质的产生而迅即消逝，新旧双方具有互含性与共进性。直到１９２５年，鲁迅的思想才开始发生质变，并渐次上升到阶级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阶段。最后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鲁迅与契诃夫文学中的“忧郁情怀”

鲁迅作为 2 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 ,无论是他的文学观念、批评实践还是艺术创作都打上了中外文化交融的烙印。鲁迅所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多元的 ,但他主要接受的是俄国文学 ,在俄国文学中 ,契诃夫又是他“顶喜欢的作者”。① 鲁迅与契诃夫文学从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到美学追求都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 ,契诃夫作品中所体现的“忧郁情怀”正是鲁迅在自身创作中注意借鉴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忧郁情怀”自始至终充溢在《呐喊》、《彷徨》、《野草》之中 ,成为鲁迅作品中的基调。契诃夫成熟时期的作品 ,叙事元素都是日常事 ,却饱含…     

鲁迅与“五四”运动

当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自然地会想起鲁迅。“五四”运动和鲁迅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列宁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伟大的“五四”运动造就了伟大的鲁迅;而鲁迅也在“五四”运动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五四”为标志,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同样,鲁迅也从辛亥革命时的“精神界之战士”,进而成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文化革命的英     

给青年以“切实的精神的粮食”

<正> 鲁迅“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特别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更“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这既表现他把中国社会革新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的深刻见地,又反映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造就新的年轻一代,鲁迅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培育青年的经验,至今研究起来,颇感新鲜可贵,具有现实意义。     

学习、研究鲁迅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江苏省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伟人。在纪念他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正在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努力,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文化遗产,科学地分析和总结鲁迅的文化思想,继承和发扬鲁迅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     

谈周作人早期思想变迁

周作人与鲁迅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在二三十年代具有同样的影响,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坛的“双子星”。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鲁迅以其不懈的战斗塑造为一个伟大“旗手”,备受人们的尊崇;而周作人则沿着“冲和平淡”之路,滑进“自己的园地”,躲在“苦雨斋”中作起了“隐士”,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在抗战期间又附逆事敌,堕落为人所不齿的汉奸文人。人鬼之际,毁誉之间,判若天壤。周作人从一个战士淡化成“隐士”并最终滑向汉奸文人的结局．是与他的思想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新文化运动之初,周作人和鲁迅一样,怀着改造国民…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立足本土 放手拿来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象鲁迅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永远给人以深刻启示的总清算。从民族启蒙的需要出发,他以异常犀利的笔锋向封建传统观念发动了总攻击。其立场之坚定,态度之坚决,认识之深刻,威力之猛烈,斗争之彻底,在中国可谓第一人。而他自己也就在这种清算与批判中同封建传统观念实行了彻底决裂。但是,并不象某些人所误解和指责的那样,鲁迅完全割裂和抛弃了民族传统。恰恰相反,他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和体现者,是我们民族的真正代表。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气质,以至他的爱好都是中国的,都深深地打着中华民族的烙印。可以说,没有中华民族文化,就没有鲁迅。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鲁迅所以能成为文化革命的伟人,还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如果把自己囿于传统之中而不与外界接触,鲁迅也决成不了鲁迅,充其量不过是黄宗羲、顾炎武或吴敬梓、曹雪芹式的人物。是时代成就了鲁迅。20世纪初年,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它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吹进了新鲜的空气,输入了新鲜的血液。鲁迅正是在继承传统而又容纳新潮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了成熟。     

鲁迅前期小说中的尼采影响

五四时期,尼采哲学和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一起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一时出现了如鲁迅所说的“大谈尼采”的文化现象,许多新文化战士把尼采哲学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种思想武器。鲁迅在本世纪初年就注意介绍尼采,称许尼采是“个人主义至雄杰者也”,1918年以文言部分地翻译了《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1920年又用白话全译了这篇“序言”,他的前期小说中,或隐或显地回响着尼采的声音。     

浅论鲁迅的怀疑精神

在评论鲁迅性格的时候,不少人责备地说:“鲁迅多疑”。人类,恰如鲁迅所说:“最好是不隔膜,相关心”。互相猜忌,总不大好。“疑”而至于“多”,又难免让人感到是一种变态的心理。这样,鲁迅的多疑便似乎和凭空猜想、疑神疑鬼混为一谈,而成为他性格中惹人讨嫌的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