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东汉画象石刻考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提起无定河,唐代诗人陈陶的这首令人毛骨悚然的诗句便浮现脑际,那积尸遍野,血流漂杵的战场惨象,与近代无定河流域风沙滚滚,水土流失的状况发生联系,遂以为陕北自古以来就是荒凉贫瘠的所在哩。其实不然,依据考古材料看来,黄河中游的这条支流同样是祖国古代文明摇篮之一。正是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古老的文     

青海平安县出土东汉画像砖图象考

<正> 在人类社会中,人把自己的本质放到自身以外,创造了无数为人们生存所依赖的神,并赋于神以人的性格和意志,从而通过神来表达人的希望和欲求。神的属性与神的完善性,全系于古人所设想的神的全能和创造。而表现神的性格和意志,反映人的希望和欲求的画像,则通过对于神的情感和形象的描绘,使之由不可测度的天界进入到人间社会。以美术特具的可视形象使人们更好地感到神的威力,以建立人们心中的丰碑。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木牍“直符”文书解析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木牍中,有三枚与值班制度相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东汉时期值班之执行情况、责任人、交接日期、案情处理等详细情况,从而揭示汉代官吏日常值班的职责与程序等重要史实。     

简论武威雷台出土东汉铜马的称名问题

足踏飞燕的铜马自一九六九年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以来,已经誉满全球。但在它出土后的头几年却并未引起广泛的重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对它的科学价值和艺术特点作了一些解说,并将它命名为“武威铜奔马”。事物的名称即概念,是事物本质特征的反映。立名的好坏,反映着认     

东汉

公元二十五年，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采用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特别重视丧葬礼仪，祭祀先祖。刘秀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把豪族注重祭祀祖先祠堂的办法加以扩大，运用到陵寝制度中。东汉陵园四周的建筑也与西汉相异，不筑垣墙，改用“行马”。通往陵冢的神道两侧速置后雕生的先例，更进一步显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建制为以后各朝所沿用并发展了。     

东汉游侠

范曄《后汉书》不传游侠,游侠遂绝迹乎?曰,未也,特渐衰,千百人中不一二耳。同书(四一)《第五种传》:“初种为卫相,以门下椽孙斌贤,善遇之。及当徙朔方,斌具闻(单)超谋,乃谓其友同县闾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盖盗憎其主,从来旧矣。第五使君当投裔土,而单超外属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为寒心!吾今方迫使君,庶免其难。若奉使君以还,将以付子。’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种,及之于太原,遂遮险格杀送吏,因下马与种,斌自步从。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种匿于闾、甄氏数年。徐州从事臧旻上书讼之曰:‘……伏见故兖州刺史第五种杰然自建,在乡曲无苞苴之嫌,     

西安市出土的“正始三体石经”残石

一九四五年,西安市许士庙街小学附近,曾出土正始三体石经(康诰)残石一片,仅有表刻尚书,无背刻。(图版三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青年路西段挖修下水道时,于地下四公尺三寸处,又挖出正始三体石经残石一片,表背都有刻字,已移存于陕西省博物馆。案:儒经刻石,始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其后六十余年,即有正始三体石经之刻。这是因为“汉魏之交,古文经学已盛行,而熹平石经,都是今文,没有古文,所以在正始年间,(公元二四一年)又刻“尚书”和“春秋”两部古文经,与汉石经同立于洛阳之太学”。所谓“又立一(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因魏时刻的石经是古文,非人人所能认识,故在每一古文之下,加入小篆、隶书;因之,后     

东汉小侯刍议

东汉明帝时就设立了“四姓小侯学”,但人们对小侯之所指颇不一致。综合相关史料,小侯是一种对外戚所封的关内侯,也可以说是对外戚关内侯的一种习惯性称呼。     

陕北民歌与陕北民俗

作为一种文学式样,陕北民歌是用陕北方言来表现的,而陕北方言又反映了陕北人的服饰特点、饮食习惯、建筑住宅、行旅谋生、婚亲习俗、地理地貌等文化内涵。解读陕北民歌中的民俗词语,既有助于从民俗文化视角更好地理解和欣赏陕北民歌,也有助于深入理解民俗文化与民歌的密切关系。     

东汉郊祀新论

《后汉书》虽未正面记录光武帝之后的郊祀活动,但爬梳史料仍可发现东汉中前期诸帝多有亲郊之举。如章帝元和三年北巡前曾分祭南郊、明堂,安帝元初元年、六年的亲郊皆是在邓太后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展开。与元始仪稍有不同,东汉更重视皇帝亲郊、合祭天地之礼,相对忽视二郊之别祀。延光三年安帝东巡前曾行包括南北二郊在内的五供之祀,该故事可能经蔡邕辗转收入《续汉书·礼仪志》,长期被视作东汉常制。     

东汉元和纪年铜壶

<正> 这件铜壶,是一九八○年冬在苍山县古柞城遗址内出土的十四件汉代铜器之一。两铺首衔环,腹部饰凸弦纹八周,通高36、口径16、腹深28、腹径28、底径15、八棱式圈足径21.5厘米,重7.25公斤。圈足外测刻有铭文两行,占三格,     

山西东汉画像石研究

山西东汉画像石研究李铮１９８４年春，山西省中阳县金罗镇道堂村（距县城西北１２公里），一农民在自家院中挖地窖时，发现了一座东汉画像石墓。中阳县文化馆任福保先生闻讯赶到现场，发现墓室已被扰乱，幸六块画像石尚存，其它随葬品大多散失，仅取回条纹砖一块、香熏一...     

东汉逸民论略

<正> 《易·上系辞》日:“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出仕和退隐,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基本的处世方式,两者互补,构成了他们典型的性格结构。东汉一代,社会风气有一变化,儒生士大夫一改西汉汲汲求仕的时尚,退隐之行颇受时人推崇。范晔根据这一历史现象,在《后汉书》中特辟《逸民列传》进行表彰。对东汉逸民这一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本文拟就其内涵、效应和形成原因,作一初步探讨。(一) 东汉儒生士大夫的退隐风尚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究其成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政局的剧烈变动。东汉是一个多事的封建王朝,自它产生到寿终正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政治的动荡之中。这是造成东汉一代退隐之风盛行不衰的基本时代背景。《后汉     

东汉祭祀中的乐舞

较之于西汉,东汉的祭祀乐舞体系更系统化、规范化。东汉建立乐舞伊始就以复古为总的指导方针,但它是以王莽元始改制时所建立的制度为蓝本。单就体制而言,东汉祭祀乐舞分为郊祀乐舞、祭祖乐舞和其他祭祀乐舞三大类。郊祀乐舞大体与西汉元始时期相同。祭祖乐舞,东汉历代帝王有所兴作。由于东汉提倡节俭,故东汉各皇帝的庙乐制度与西汉大不相同。关于其他祭祀乐舞的记载并不很多,我们只知其有乐舞,不确知为何。从总体来看,东汉祭祀乐舞的建设分为光武帝草创时期和明帝之后的完善期,其中,汉明帝时期是东汉礼乐制度建立的重要阶段。     

东汉故吏问题试探

东汉时期出现的故吏，是指脱离原举主、府主的属吏。故吏虽然形式上同举主，府主脱离关系，但在实际上仍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具有不可分割的牢固性，并且表现出故吏对于举主、府主的卑微化倾向。因此，这种关系是以君臣之义为表现特征的主从关系。随着故吏对举主、府主的依附性日益加深，直接影响到当时社会的选举，并且促使了以府主、举主为中心的大小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出现。特别是东汉后期，故吏成为各分裂集团发展势力的重要依靠。因此在皇权衰微的社会条件下，故吏与举主、府主的主从关系也成为促成分裂的重要因素。对这种社会影响，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谶纬与东汉学术

东汉学术约略可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学.今文经从西汉即立为博士,东汉延续了前世的传统.古文经虽不立于学,却也甚受官家重视.不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其地位都在谶纬之下.本文阐述了谶纬在东汉政治与学术中的作用、地位及其与今古文经学的勾连、纠结、融通,从一个侧面剖析了儒学在东汉时期的复杂思想面相.     

纸的改良及书的产生——从兰州伏龙坪东汉墓出土的墨书纸谈起

1987年10月,兰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兰州市伏龙坪发掘了一座东汉墓,墓中出土了两张墨书古纸.这两张古纸均为圆形,色泽白净,厚薄匀称,质地坚韧,直径均为17cm,厚为0.09cm,上书直行墨字,为楷体.众所周知,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使纸适宜书写,但今人难睹其纸.这两张墨书古纸的发现,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蔡侯纸”的实物证据,成为我国考古学上书写纸的重大发现.     

东汉豪族梁氏述评

东汉一朝,自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共十三帝计195年。刘秀建武五年(公元29年)四月,梁氏先祖梁统附汉,到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氏被诛,其间恰好130年。自梁统至梁冀,先后有七代十五人封侯。仅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     

东汉碑刻成语考察

东汉碑刻成语不仅数量多,而且其来源、形成方式和语法结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词汇在东汉段的复音化程度。     

东汉南阳太守述略

南阳乃东汉"帝乡" (光武帝刘秀出生地),于东汉一朝有着独特的政治地位,因此南阳太守群在出身、政绩、与朝廷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着与其他郡太守不同的特征.本文略述东汉南阳太守的群体特征和主要政绩,并以此为切入口,剖析东汉时期选官制度,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以及东汉末年分裂割据局面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