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忠君到隐逸——论《杨家将演义》的主题思想

明代无名氏的《杨家将演义》是一部较优秀的英雄传奇小说,该书不但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而且也有着明显的隐逸内容。它以隐士开篇,以隐退结尾,前后呼应,使全书笼罩在隐逸的氛围之下。形成这种双重主题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传统隐逸思想尤其儒家隐逸观的影响,还有深刻的现实社会原因。     

《宋书·隐逸传》的隐逸观 与陶渊明形象的经典化

沈约在《宋书·隐逸传》的序和论中详细阐述了"贤人之隐"(晦道)与"贤者之隐"(藏身)的不同,揭示出这组矛盾背后的深层意蕴。其论述不同于传统隐士书写仅关注这一群体"激贪厉俗"的外在客观作用,而是更多地将"隐"的行为回归到隐逸主体本身,分析"隐"的动机,细化"隐"的类型,从而创造性地将"隐"与"贤"结合起来,最终以"独往之人"("哲人")作为隐逸的理想状态。陶渊明作为当时"独往之人"的代表,成为沈约隐逸理想的现实呈现。客观上,沈约《隐逸传》的书写对陶渊明形象的经典化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王维与孟浩然隐逸的差异性

王维和孟浩然是盛唐两位著名的隐逸诗人,但由于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及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他们的隐逸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性。从隐逸的动机看,王朝隐以图自安,孟弃世以逞其志;从隐逸的形式看,王富贵山林、亦官亦隐,孟情寄山水、布衣终身;从隐后的心情看,王恬淡平和,孟怨怅愤懑。     

千古隐逸第一文——皇甫谧《高士传》序的文化解读

从文化角度解读<高士传>序文,认为其从四个方面对隐逸文化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第一,揭示并强调了儒家思想与隐逸文化的密切关系;第二,概括了隐士发展的简明历史;第三,论述了隐士对社会政治的重大作用;第四,阐明了<高士传>收录人物的严格标准.<高士传>序文堪称中国隐逸文化史上的第一篇专论,标志着我国隐逸文化的发展成熟.     

陶渊明与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

陶渊明的诗文与高洁的人格在当时就为人们所称赞,这与他儒道杂糅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诗文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田园世界,他的人生与心路历程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后代作家更是从他那里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说,陶渊明为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开了先河。     

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

陶渊明作为精神偶像树立于诗坛,纯粹是靠文学实现的.而他的作品后来被遵尊为一种风格典范,则是依赖其作品的精神史内涵.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包含着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过程,作为其文学之标签的"隐逸"在后世的接受也呈现为多样的内涵,尤其是到明清两代,已被注入特殊的积极意义.与隐逸原初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     

试说王维《鸟鸣涧》中的“桂花”

王维《鸟鸣涧》＂人闲桂花落＂中的桂花意象究属何指,历来颇受关注。一般有两种解析：一是指代月光,一是实指桂花。有论者谓,指代月光与后句＂月出惊山鸟＂意象有重复之嫌,若实指桂花则又谓春天不当有桂花开放。又有人别出蹊径,认为此桂花只代表隐逸之志。从王维创作特点和该诗的语境看,实指桂花不合逻辑,代表隐逸之志实属下解,指称月光才是最合理的解释,不必刻意翻新,以深释浅。     

试论蒋捷词的忧患意识和隐逸意识

蒋捷的词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纵观前期,面对山河破碎,他在个人与社会的观照中,抒发了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反映在词的风格上,显得沉郁、豪放。进入后期,蒋捷逐渐平息了胸中燃烧的怒火,冷静地面对现实,思索人生。他之所以能在山水风景以及闲适生活中获得超脱的快感,能够淡泊欢哀、遗世独立,词中流露出隐逸意识,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选择。由此,词风亦变得雅淡自然,平和闲适。     

论东汉士人的“岩穴”情结及其文学表现

东汉官场污秽,众多守节之士向道家思想寻求人生寄托,不与当道合作,多高蹈隐逸之行。有的人志追巢父,裂冠毁冕,栖居岩穴,轻慢王公,傲视天子;有的怀道隐居民间市井,以全性遂志为人生理想,躬耕自给,泰然处之;有的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屈从征辟,但他们居官不视事,身在魏阙,心驰岩穴,身与心陷于极度的矛盾中。这些"岩穴之士",有的以坚定的隐逸之志和岩穴生活实践著称,有的则将隐逸之志见诸吟咏,抒发"岩穴"情怀。东汉士人寄情岩穴的人生实践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论西行法师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

西行法师在长达50年的隐逸生活中,开启了日本隐逸文学的先河。他把隐逸生活与和歌创作结合起来,在和歌创作中融入了佛教思想,扩大了和歌的表现领域。他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发现了"闲寂"的美,使"闲寂"的美学理念得以形象化,丰富了和歌的表现方法,直接影响了"徘圣"松尾芭蕉的创作。研究西行法师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这位日本古代的传奇歌人,而且可以使人们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史有进一步的理解。     

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主题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释、道三教是在不断冲突、不断融合中共同发展的。从社会教化角度的三教一致到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地位上的三教鼎立、三教争衡,再到思想义理、哲学层面的三教融合,至宋代,社会思想领域最终确立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基本格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思潮铸就了宋代文人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思想性格和处世心态,从而使宋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思想和艺术面貌。其中,文学主题的演变即是宋代文学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隐逸的精神化转向、迁谪文人的自适情怀以及宋代诗文中怀才不遇主题的淡化,均与当时三教融合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     

“田园”异趣“隐逸”别情——陶渊明与王维比较

本文从隐居动因、方式以及田园诗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对陶渊明与王维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以求深入揭示他们在田园诗创作中的个性特点     

苏:意造无法,信手而来

正提到宋代书法,或则提到宋代的其他文化成就,往往无法绕过一个名字,就是苏轼。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世人更多称其为“苏东坡”。苏轼几乎可说是北宋时期声名最隆的文人,生前虽然仕途不顺,曾从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至被贬于人烟荒芜的海南儋州,但无论官职大小,他在文学艺术上的盛誉几乎从未动摇。     

唐宋书法观念研究

唐代、宋代的书法观念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书法观念的典型代表,二者之间又有颇为明显的异同之处。正如常人所说的＂唐书法＂就是说唐代书法对于字体规范、风格法度有着严密的内在要求,其实由于科举进仕的需要以及宋人文化素养的普通提升,宋代文人对＂法＂也有着自觉地遵循。同时,在宋代还大量出现了＂游与艺＂、＂以书为乐＂等更为轻松的书法观念。     

唐代文人与隐士交游的动因

隐逸风尚的盛行 ,使唐代文人与隐士的交游十分密切 ,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唐诗中得到集中的反映。这一现象的产生 ,主要是基于对隐士学识修养的敬服、道德人格的敬慕、恬逸生活情趣的企羡     

情与貌 略相同——斯奈德与寒山的比较研究

寒山,中国唐代著名隐逸诗人;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生态诗人。20世纪50年代,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美国出版后,影响极大,为寒山诗在美国的流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斯奈德在生活方式、诗歌创作理念、艺术手法乃至精神境界等诸多方面与寒山不谋而合,或者可以说是寒山的忠实追随者,但二者毕竟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熏陶,因而也必然在隐逸观、人生观等方面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进而表露出不同的人生追求。     

试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

李格非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元祐间,“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并列苏门,史称“后四学士”。然而他的作品惜已散失。本文从历代史籍中钓沉辑佚,对其生平与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考释,对其文学作品与文艺思想,也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这对进一步研究李清照及宋代文学史,将是有所裨益的。     

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

孟浩然一生与鹿门山、鹿门寺及诸多寺庙、僧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孟浩然对隐逸生活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他对佛理禅意的理解和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强化,又促使他与僧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寺庙僧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孟浩然这种佛教情节与现实交杂互叠后,则又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促进了孟浩然对隐逸生活的真正选择。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情结,暗示着其人生旅途轨迹。     

苏轼贬谪期词作的悲剧意识

＂乌台诗案＂给苏轼带来了沉重的政治打击,但贬谪生活也成为了他塑造自由人格、实现人生审美化的的契机。苏轼在这期间所作的词中体现出了深重的悲剧意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悲剧意识消解模式,而这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又是相通的,从而使苏轼词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抒发,而具有了超脱的人生境界和深远的宇宙意识。     

马克思人本思想的逻辑体系与核心话语

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是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的价值旨归。马克思摒弃了传统哲学对＂人＂的遮蔽,从＂现实的人＂出发,指出在实践中实现人的本质力量,使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实现人本。在当下语境中满足人民正当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是人本思想的实践点、落实点,而这一需要的满足依赖于合理的制度保障。对马克思人本思想的逻辑体系与核心话语的深刻把握,有助与我们深入理解和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