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演”到“进化”——清末民初进化论观念的生成与传播

进化论观念是中国近代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以及思想观念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异观”为进化论在中国的生成提供丰饶的思想土壤,严复等维新士人对“evolution”的“天演”式翻译,无疑为后来的日式进化现在中国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同时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播日式进化论观念的重要媒介.通过历史教科书的广泛传播,这种进化观逐渐从中国精美群体传递到普通民众,深深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与历史的认知,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代的纪年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历史纪年问题,是一个关系近代中国的政治、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学术命题。清末民初出现的孔子纪年、黄帝纪年、民国纪年,记录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族感情、政治走向和文化情怀。所以,近代中国的纪年不仅仅是时间的标志,也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文化象征,还包括国家民族的一体性和历史纪年的一体性。从汉武帝的＂建元＂开始,中国人对时间的意识和认识以及对近代化的探索,无不蕴藏于历史纪年的时间标记之中。     

方法论视角下的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特点

“中国史境”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根据“中国史境”提供的方法论,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特点表现出不断突破自身局限性、不断实现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化,或曰呈一“形变之链”即由渐进到急进、由枝节到根本、由被动到主动、由下层到上层、由移植到中和的过程。     

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

本文的重点是讨论西方中国学的传承和新潮,侧重分析西方学者如何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史研究著作,不断在中国翻译出版,引起了许多注意。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同行层出不穷的新颖观点,颇感兴趣。作者认为,西方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之所以擅长推陈出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虽然研究中国史,但其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则常常受到中国史以外领域的启发。二是他们在材料的开发上面,其实还常常受惠于中国学者和出版界,比如中国档案的开放和编辑出版的原始史料等等。换言之,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使得学术交流比以往更为便利,因而造成了国际中国史学界新潮迭出的现象。     

中国近代建筑史起始期考辨——20世纪初清末政治变革与建筑体系整体变迁

既有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囿于通史分期模式,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作为近代建筑历史的起点。文章拟从传统建筑体系的整体断裂、新式建筑教育的初兴与新型建筑师的出现、城市的早期现代化改造三个方面,阐述了清末“新政”与“立宪”时期中国建筑体系发生的整体性变迁,结果表明,中国古代建筑史与近代建筑史的真正分界点不在1840年而在1900年代。     

炎黄年代及“三皇五帝”历史研究的新进展

最近几年,以炎黄历史和年代研究为核心的“三皇五帝”传说历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折。2003年以前．认为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考古学的“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一直是学界主流认识,而主张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其历史和文化在考古学的“仰韶时代”仅是极少数学者的认识。2003年王先胜在网络发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后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现在“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已经式微,而“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已成为学界主流观点和认识。关于中国史前史的轮廓与框架,目前可以通过《中国史前史(“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简表》等几个简表来了解与把握。     

中国近代史学方法述论

中国近代史学以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即资产阶级史学为正统。它主导史学领域期间,中国史学有很大发展。近代“新史学”史家们创造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学方法,其中有新意且成型的如：比较研究法、归纳研究法、历史统计研究法、二重证据法、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法、诗文证史研究法、碑志证史研究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历史演进”考辨法、史书章节编纂法、借助“引得”寻检史料方法等。中国近代史学方法,具有历史进步性,也带有时代局限性;在我国史学方法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起过承上启下、承外启中的历史作用     

中国简易刑事程序立法沿革述评

中国自清末“变法”时就出现了简易刑事程序的立法雏形,民国期间立法尤为完备,然而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法制传承出现了断裂的局面。为了搞好当下的法制建设我们有必要重温历史、梳理中国简易刑事程序10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发掘和利用那些被我们遗忘的“本土资源”。     

汉译日本教科书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1890-1915)

在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新知识体系重建的过程中,汉译日本教科书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在汉译日本地理教科书的影响下,中国地理教科书开始摆脱传统舆地学,形成"旅行体"风格;历史教科书走出"朝代体",向"时代体"过渡;自然科学和其他科目大量使用汉译日本教科书;修身教育也融入了日本元素;女子教育领域整体知识体系的建立与汉译日本教科书也是分不开的,它促成了"家事"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开始;新教育学建立过程中,对比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著作和晚清教育学教科书使用状况,更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对于教育学的选择和理解.总的来看,清末至民初的教科书是一个"汉译日书的时代",汉译日本教科书为中国人自编教科书带来启发,它的兴衰历程跨越了1912年这个政治坐标.     

今年高考历史试题的启迪

一、从命题特点中所得到的启迪今年高考历史试题,题型包括六种:填空、选择、列举、填图与识图、解释名词、问答。大小题目共五十七个。其中,中国史占65％,世界史占35％;基础知识部分占60％,考查能力部分占40％。命题内容占中学六本历史教科书的覆盖面为43.3％。从命题的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来看,都比较好。不超纲不超本,不出偏、难、怪题。注重考查基础知识,考查能力。“中外古今”比例合理,坚持以中国史为主、以现代史为主的原则。题目难易适中,做到“易中有难,难中有易”。应该说,基本符合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情况。     

香港和内地高中中国史教材比较研究浅析

本文将香港的高中《互动中国历史》和内地的高中中国史教材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 ,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一 )充分发挥高中中国历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 )实现中学历史课程知识结构和教材编排设计结构的优化 ,是进行历史课程与教材改革的重要组成部份 ;(三 )以突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作为历史课程与教材改革的突破口和方向     

香港和内地高中中国史教材比较研究浅析

本文将香港的高中<互动中国历史>和内地的高中中国史教材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充分发挥高中中国历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二)实现中学历史课程知识结构和教材编排设计结构的优化,是进行历史课程与教材改革的重要组成部份;(三)以突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作为历史课程与教材改革的突破口和方向.     

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

蒙文通是20世纪一位杰出但被忽视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自觉地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模式,具有主通、明变、贵识的特色。蒙文通与同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异同以及他本人思想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孔子形象:历史知识与社会意识——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介于国家与思想界、尊孔与反孔之间。教科书的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国家面对儒学时的民族主义式悖论:国家应当利用儒学传统建立民族认同,但这会引起儒学与专制政权结合的联想而招致批评,从而孕育国家的危机。"中间立场"使孔子形象有一定的连续性,使儒学传统不至于中断,但在变化剧烈的近代中国,会造成一般民众观念与国家、思想界认识的疏离。它蕴含着儒学现代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国家与思想界共同规划运用历史资源,产生出民众的知识观念,并随时调整,以因应或造成社会意识的变迁。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对中国思想界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既是继承中国“圣经贤传”传统旧学的“殿军”式的人物,又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山鼻祖。因此,对于他的早期思想的探究不仅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学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教训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教育救国与民族复兴:蔡元培与近代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发展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蔡元培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他是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教科书营运方针转变的重要倡导者、实践者。以商务印书馆为实践阵地,蔡元培致力于近代教科书的规范与普及,是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事业的领导者、筹划者、参与者。蔡元培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视教育为救国之本,怀抱"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的理念,逐步实现了教科书从舶来品到中国化的转变,将教科书变成了普及知识、启蒙国民、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重要武器,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清末“新政”与近代法学教育

在长达10年的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各项改革中进行的最广泛深入的一项,它是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因素的增长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反映。1906年9月清政府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法律学堂——京师法律学堂,中国近代的专门法学教育开始了新的阶段。本文主要论述了京师法律学堂的创办背景;体制、学制与课程设置;教员与教学内容等。同时论及了清末教育改革中的日本留学简况。     

知识话语转向与近代中国政治之合法性重建——以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为例

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是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重建中的一种重要政治知识话语。它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其特殊表达方式,深刻地说明了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重建过程中“应然”面相与“实然”样态的巨大差异与其间知识话语转向密切相关。然此历史镜像,过往有关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的研究中无论是正面肯定亦或负面否定却都未对此加以注目。     

京师大学堂和近代西方教科书的引进

19世纪末20世纪韧，为适应当时大量兴起的新式学校的急需，为满足社会对“新学”和“西学”的认知渴求，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译介新式教科书的运动，京师大学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利用已刊和未刊档案及相关资料，对京师大学堂引介翻译西方教科书的活动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京师大学堂译介的教科书对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对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奠定和传播，起到某种奠基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