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

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群星灿烂,人才辈出,蜚声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作品更是目不暇接。根据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在文学上可相应划分为贵族耐期的文学、资产阶吸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及无产阶级时期的文学。每个时期都有体现其时代的特征、文学的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     

“多余人”的复活——读苏联当代长篇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

这未必不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巧合。 一百五十年前,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他的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成功地塑造了俄罗斯农奴制时代社会生活中的第一个“聪明而无用的人”——“多余人”的典型形象奥涅金。接着,俄罗斯的优秀作家们又创造了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其中较著名的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果戈理《死魂灵》中的玛尼罗夫、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一八六九年,俄国伟大小说家伊     

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一)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对这部文学巨著的争论历代不息。尤其是如何理解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更是众说纷纭。但从五十年代那场对红楼梦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李希凡、蓝翎同志的两个观点,即认为贾宝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反封建的英雄和贾宝玉是代表新兴市民思想的资产阶级“新人的萌芽”,已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意见。     

评《四世同堂》“多余的人”的形象

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一部名著。作品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了发人深思的历史沉痛感。(一)老舍的创作始终如一地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真挚关心。他的作品写得最多和写得最成功的,是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出现的“多余的人”形象;真实地写出了他们如何被时代生活所毁灭的悲剧。《四世同堂》这部作品,与一些正面描写抗日战争和歌颂革命英雄     

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分析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不朽形象,也是世界文学当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自此,世界文学中逐渐出现了很多“多余人”和“类多余人”。过往对多余人的研究大部分过分强调其历史背景因素,这样的角度其实是缩小了这个形象的广泛性。试图从人性这个本质而永恒的角度去分析“多余人”形象,并把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放在一面镜子的两面进行审视,能帮助挖掘出这个形象的核心共性和真实内涵,对“多余人”形象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多余的人”形象论纲

打开世界文学史,不难发现,“多余的人”的形象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从比较文学角度,重新系统地探讨“多余的人”的形象,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从传统意义上说:提起作品中人物形象,人们通常会说某某是正面人物,某某是反面人物。所谓正面人物,指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旧世界叛逆者——革命者而言;所谓反面人物,指恶棍、赌徒、花花公子、悭吝鬼、骗子手以及旧制度的卫道者而言。但是,这两类艺术形象在世界名著中所占比重甚徽;而大多数却是具有中间性质的中间     

论杜少卿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当时社会的"多余人"。杜少卿成为"多余人"的原因既在于乐善好施、仗仪疏财的性格,更在于其追求的儒家的政治礼乐理想。这一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叛离和觉醒,表现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论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使19世纪俄国文学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学行列。本文对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几位“多余人”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既指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又总结出他们的不同之点,从而深刻论证了“多余人”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对俄国文学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李小林俄国评论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①之后，“多余的人”成了俄国文学中一类典型形象的代名词。这...     

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

“多余人”随着贵族革命运动的开始而出现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几经变换,继而又随着贵族革命的终结而销声匿迹。从文学和史学的双重角度多视角地分析和论述“多余人”的悲剧,同时,我们也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对他们及其时代有了一个本质的了解。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论《无望的逃离》对“多余人”形象的传承和发展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尤里·波里亚科夫的代表作品《无望的逃离》是一部以中年知识分子巴士马科夫二十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为切入点,反映俄罗斯社会在苏联解体前后社会巨变和知识分子阶层心态裂变的当代小说。主人公巴士马科夫堪称俄罗斯当代"多余人",在对其"多余人"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运用了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双重创作手法,从而从人物性格和创作手法两方面完成了对19世纪俄国"多余人"这一重要社会情结的超越。     

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读《罗亭》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一个真正不幸的人。他既不能像某些强者那样投身于某种事业而忘我，又不能像某些情种那样寄托于一种爱情而舍命。他徒劳一生，一事无成。最后他是像他写给娜达丽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也许会为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傻事来把自己牺牲掉，就     

浅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贾宝玉

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贵族青年知识分子 ,贾宝玉的性格是矛盾的。他既不能摆脱阶级和出身所给予他的束缚 ,却又对此感到厌恶和不满 ;他既不能与他所属的那个阶层同流合污 ,却又不能在另一个阶层———下层人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 ,他仅仅是走向衰落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多余人”。当然 ,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论光源氏是“多余的人”的形象

光源氏是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主人公。现在,我们探讨这个人物形象,对进一步认识日本古代贵族社会与《源氏物语》的艺术价值,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源氏物语》产生于日本古代的平安时代后期.当时日本古代社会开始瓦解,并过渡到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天皇的政治实权,落在大贵族藤原氏一族手中,于是出现了日本历史上持续二百余年的所谓“摄政关白”时代。一方面,藤原氏政治上权势很大,可以任意废立天皇,排斥异己,独览朝纲,在家族内部不断争权夺势;     

“自我”的符码与戏码——论瞿秋白笔下“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

"多余的人"作为一条明晰的主轴,贯穿瞿秋白一生的创作。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在瞿氏文章中有发展与演变。瞿秋白性格内具二律悖反特质的精神现象,为后来他所做的《多余的话》提供可相互佐证的基础。瞿秋白文章内存在多层次的自我符码与戏码。过往的瞿秋白研究虽亦谈论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但常偏重从中国文学文本、文化与政治角度出发来探讨,而忽略他对19世纪俄罗斯文艺遗产、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认知与认同,以致无法呈现跨文化文本的发展与痕迹。本论文藉由爬梳评论,并综合分析中、俄、英、日四方之过往文献,追源溯本。     

曹禺剧本中三个“多余人”形象之比较

“多余人”一词是俄国作家赫尔岑在1851年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提出来的,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出身贵族,对社会不满,谈论得很多,但做得少。这些人在当时所有的进步意义仅在于不满意专制政体,不愿意和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他们又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进行斗争,如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在那个时代“多余人”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     

一个“心地不纯正”的现代人——试析“地下人”形象

<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多争议、最难懂的作品之一.小说中的地下人更是一个思想极其复杂、行为怪诞的人物形象.具有独特魅力.     

小生产者固有特点的一面镜子——试析长篇小说《艳阳天》中马连福的形象

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刻地描写了我国农村在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小说突出塑造出了肖长春这一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形象;同时,小说中还写了一个颇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人物,就是东山坞的二队生产队长马连福。他的变化,正是小生产者固有特点的一面镜子。马连福,他从出生那天起,就被地主逼得无处安身。他从小要饭,七岁就给地主放猪、扛活,后来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是共产党把他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