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

孙中山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以拓展其思想并助于他的实践活动，其思想中既有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点，也有以传统文化建构其思想体系的特征。孙中山的传统文化观的三维结构体现在能够从“因袭”传统文化与“规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获”，积极主张对传统文化保存好的和放弃不好的；强调在恢复中华传统文明的同时仍要学习外国长处的层面。这样的文化观不但超越了前人，而且对后人有启示作用。     

试论庄子的理想人格及其修养

试论庄子的理想人格及其修养戴桂斌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的思想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它主张以“道”为体，“道法自然”，倡导“清静无为”的思想，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儒道互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事实”和...     

论洪仁玕的文化观

洪仁的文化观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批判与继承传统文化为辅，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根据太平天国的实际需要，批判其糟粕，继承其精华．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采取肯定的态度，热情地赞扬、大力地传播，要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国富兵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洪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人．他的文化思想主张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孟子处在战国中期这个“争于气力”的大变革的时代,他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度不满,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来改造社会,他终身为此而奔波,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为描绘自己理想的社会图景,他周游列国,不辞口舌之劳,以“善辨”名闻天下.     

“反传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兼论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

“反传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兼论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王畅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历来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一是“国粹主义”论，认为传统文化伟大卓越、至美至善，因此给予和盘肯定，主张全面继承和发扬；一是“全盘西化”论，认为传统文化一无...     

论科学发展观中的人本思想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人本思想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文思想,是贯穿中国文化历史的主要线索之一。孟子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前人在民本方面的主张,以儒家“仁学”为基础,提出了“民贵君轻”和“与民同乐”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将先秦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其历史影响深远而广泛。以人为本,是当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视的客观反映,是当今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党新的执政理念,它作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不仅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而且是对现代人本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文化形态的全新文化。它是根植在中国优秀文化土壤里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又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并在革命和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当代中国文化。它同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是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新型的文化。     

论景教的"他者"特征与景教碑的文化身份

景教 ,在西方亦称“聂斯脱利派” ,是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因其教义跟正统的基督教之教义相左 ,而被后者视为异端。这样 ,景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就成了一个“他者”。在中国文化中 ,由于景教所传播的宗教思想跟中国传统思想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就更是一个“他者”。但景教为了在中国传播 ,它又努力跟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融合 ,广泛地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教义 ,这又使得它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     

试论《三国演义》在“天命”和“人事”之间的两难抉择

《三国演义》一方面流露出较浓厚的“天命”色彩 ,认为“纷纷世事无穷尽 ,天数茫茫不可逃”;另一方面 ,又认为“天道变易不常 ,岂可拘执 ?”从而积极肯定“人事”,热情歌颂人的主观努力 ,赞扬建功立业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的进取精神。这种矛盾建构 ,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哲学虽有重“天命”、“天理”、“天道”的一面 ,但同时又主张“权变”,赞扬“人”的崇高 ,认为“人”才是天地的核心。这种矛盾建构实际上是有机统一的 ,它统一于“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     

试论胡适文化观的实质与意义

胡适的文化观体现着强烈的现代意识 ,但它并非完全抹杀文化的民族性。正是出于对文化惰性的强烈意识 ,胡适主张以“全盘西化”的宣传坐收中西融合的效果 ,以实现中国的充分现代化。无论从自发的、还是从自觉的层次 ,胡适的文化重建思想及工作都受到了传统“文化惰性”的影响。他的文化观思想的得失启示我们 ,在当代中国特色文化的建构中 ,要正视传统文化不可抛却的事实 ,在中西文化的对比、对话和对治中 ,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换。     

论道家对社会正义的诉求

平等、自由是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正义原则和人类的普适价值。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平等、自由等思想资源,亦未形成西方的自然律等思想。本文认为,道家的“道”就是中国式的自然律;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等思想表达了以被统治者的意志进行统治的政治自由主张;郭象等“物任其性”、“各得其正”等主张蕴含了个性自由的可贵精华;而“通天下一气”、“齐万物”、“损有余补不足”等思想,则逻辑地通向了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诉求;道家试图通过无为而治实现上述政治主张,这一模式亦与现代宪政精神相通。     

中国新文学之源——重解胡适的民间文学观

胡适终生所坚持的民间文学观,其思想特点大致是:民间文学存在于中国文学的异质同构的总体系统中,与庙堂或贵族文学处于相对立而又有联系的位置;民间文学既有原创主体又有修改主体,而经过修改的民间文学往往出现原创性与变异性两种形态;文学进化链条所展示的“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主要是指平民百姓原创的民间文学,也包括“高尚作家”创作或修改的民间文学;就语体来看民间文学亦是白话文学,白话是“老祖宗几千年给我们留下的资本”,其中则有白话文学.胡适的民间文学观虽然对贵族文学存有绝对否定而对民间文学又有绝对肯定的偏向,但是它在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在实践上的对“五四”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建设的指导意义,及其对后来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光大的效能,都应给以重新估价.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论吴敬梓思想的矛盾性

《儒林外史》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被誉为“思想家的小说”，因而对其作者吴赦梓思想的研究也就成为《儒林外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吴敬梓的思想是丰富而复杂的，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有时代思潮的浸染。从总体上看，他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但在有些方面，他的思想又表现出矛盾、甚至对立的特征。这种复杂性在吴敬梓的生活和他的文学创作中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思想。在根本上,它体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特点,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     

“天人合一”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古老的天人观,是中华民族文化库藏中的瑰宝。“天人合一”既肯定“天人一体”,又划定“天”“人”的职能,从而明确“人”对天地万物的责任和担当。这种责任和担当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上。这种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理性的智慧,推动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共生共长,走到了今天。可见,我们提出生态文明,亦是由之演化、发展而来。因此,应以“天人合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温故知新、拨乱反正、务实创新,为我们的中国梦而奋斗。     

国学之真的寻求——论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译述的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国学修养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能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给予批评。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存在“好古忽今”的基本倾向,而且将政治与伦理混同,没有真正的政治学。从社会的实效考虑,他反对儒家的德治,主张法家的法治。然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又为严复所肯定,其晚年又以儒家的价值观念为立国之本;他坚持中学与西学的分立,以为中学之真与西学之新互为消长,而真正的国粹必将长存。近年来,怎样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又成为新的学术问题,严复的见解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文化价值论

1919年写成的《欧游心影录》在梁启超的文化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它是梁启超晚年文化观改弦易辙的预告：一方面对西方物质和科技文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与1919年以前梁启超对待西方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另一方面时中国传统文化又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推崇。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基本主张：偏于“中学”的调和主义路线。这既体现了梁启超思想中理性的和辩证的一面,又不免具有幻想的色彩。     

“战国策派”再认识

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民族主义学术团体。他们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 ,惊呼“战国时代的重演” ,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 ,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 ,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 ,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 ,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尽管其历史观有非理性倾向 ,但其文化重建思想和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具有思想史价值     

对“中体西用”的再思考

“中体西用”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核心问题 ,它是清末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追溯“体”与“用”的历史渊源 ,可以了解中国士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以及他们“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从 1 9世纪 60年代 ,一些有识之士就相继阐述过“中体西用”的思想 ,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现实背景的演变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加剧而变化。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明确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一主张是有特定的思想内涵的 ,谈“中学为体”实则提倡“西学为用”。它成为甲午战争后的一种“流行语”,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