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谈起——与万云骏先生商榷

万云骏先生在《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引严羽和元好问的诗评,以证苏(轼)、辛(弃疾)“‘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缺乏比兴,缺乏形象”,“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批评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对婉约与豪放两派的作家、作品“褒贬从心,抑扬失实”云云。对上述观点,我有不同看法,故不揣浅陋,与万先生商榷。严羽的《沧浪诗话》成书在苏、辛豪放词派形成之后,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只批评了苏(轼)、黄(庭坚)的诗风,并无一字提及     

毛泽东论明诗

1957年，毛泽东与臧克家、袁水拍谈话时说：“我看李攀龙的诗，有的很好。”1959年，毛泽东在解释他的《登庐山》诗时说：“九派是指这一带的河流，长江支流。明朝李攀龙有一首送朋友的诗：‘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侍臣颜。’（《怀明卿》）明朝也有好诗，但《明诗综》不好，《明诗别裁》好，李攀龙是‘后七子’之一。”196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高启《梅花》诗前加一个小注：“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均见张贻玖编《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一书）评价明诗的关键在于对待明七子的…     

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

在中唐众星堆灿的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李贺以其瑰奇诡异“虚荒诞幻”①的诗作卓然而立，并独树一帜而大放异彩。然自晚唐诗人杜牧那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②的评语一出，长期以来，在我国诗评界，李贺诗歌“少理”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张戒在《岁塞堂诗话》中说：“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子少理。”王礼锡先生也说：“他的‘怪’的修辞法——（指李贺诗歌险怪奇特之风格——引者注）有时几乎超出于情理之外，所以招‘稍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之…     

《〈诗·召南·殷其靁〉新解》商榷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鲍昌同志的《〈诗·召南·殷其靁〉新解》。文章说:“此诗究竟写的是什么?《小序》云:‘《殷其露》,劝以义也。召南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其意是说,本诗写的是召南大夫为了王事远行在外,奔波劳累,不得休息,他的妻室‘闵其勤劳’,遂写此诗‘劝以义’。这一说法与《毛传》概同;《郑笺》,孔颖达《正义》因袭之。至朱熹《集传》,更进而断定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到了清代以严谨之朴学治《诗》者如陈奂,马瑞辰等人,亦未提出异义。然而,他们的理解实在是错误的。”接着鲍昌同志对本诗“逐字逐句”进行了“考释”,然后,得出结论说;“《殷其靁》这首诗,决不是召南大夫之妻向其夫‘劝义’之诗;正相反,它是一首周代普通人民     

以禅喻诗的学理依据

诗与禅的关系是中国诗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自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以降,已有若干种研究专著问世。关于禅在诗歌创作中的意义,饶宗颐先生曾精当地概括为：“以妙悟孕育其诗心,以活句培养其诗法,以最上乘致其诗品之高,以透澈玲珑构其诗境之瓊。”①而从诗学的角度说,则禅与诗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以禅喻诗的批评传统上。有的学者已将这一传统的起源追溯到孟浩然《本　黎新亭作》（《全唐诗》卷一六○）②,但“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只是一般佛教话头而已,实在还不能说是以禅喻诗,明确的表述似应是齐…     

刘长卿诗初探

刘长卿是唐代“诗国”里的“名家”之一。同时人权德舆说:“彼汉东守尝自以为‘五言长城’。”(《文苑英华》卷716《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稍后的皇甫湜说:“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     

教化与审美──也谈《论语》的诗学理论

作为一部内容庞杂、包容量极大的哲学著作，我们并没有期待孔子的《论语》会成为一部诗歌理论专论，但要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我们却不得不以《论语》为奠基之作。一般认为，《论语》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有十分重要的论述，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辞达而已”说和“文质彬彬”说等。但如果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实际上，孔子主要是对诗歌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孔子的文学艺术思想，主要是以诗歌理论为其核心。霍松林先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一书中就认为：“《论语》里多处提到‘文’、‘文章’…     

从缘情到言志 由类型化到个性化──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意义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词的评论。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据说东坡曾以所作小词示晁补之和张来，问“何如少游？”两人都回答说：“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①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以上说法尽管褒中不乏贬词，但它表明词至苏武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即词的诗化倾向。对此，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得较为具体：“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也。”吴熊和先生说得更为直接明了：“凡可人诗的，亦以人词…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

在中唐众星璀灿的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李贺以其瑰奇诡异“虚荒诞幻”的诗作卓然独立,大放异彩.然自晚唐诗人杜牧那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的评语一出,长期以来,在我国诗评界,李贺诗歌“少理”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调为主,而失于少理”.王礼锡先生也说;“他的‘怪’的修辞法有时几乎超出了情理之外,所以招‘稍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之讥”.刘开杨先生则说:“余以为长吉诗多佳句,然短于篇法,……     

读郭店竹书《老子》札记(四则)

一、绝伪弃（甲１）虑,原释为“（从心）”。裘锡圭先生按云:“简文此句似当释为‘绝伪弃诈’。‘（从心）’从‘且’声,与‘诈’音近。”刘信芳先生认为:“字从心,声。应即《说文》‘’字,‘骄也’。”指骄饰①。池田知久先生将此字改释为“虑”②。高明先生从之,并补充说:此字与同出的《缁衣》第３３号简中的“虑”字相同③。其实,此字“”之下、“心”之上类似“目”形的构件下从一横,而《缁衣》第３３号简的“虑”字从“肉”,彼此有明显差异。如果拿郭店简中的“虑”字来比较,倒是《性自命出》第４８号简中的两个“虑”字以…     

《庄子》——绝妙的诗

《庄子》是散文,同时也是诗。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庄子》具有“诗歌的原质”,“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屈子文学之精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庄子》(收入《古典新义》,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一文中,以其诗人的敏感和体验,更把它说成“绝妙的诗”。这些论断,都是十分正确而精辟的。     

论张志民“文革”“自赏诗”的思想性

张志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因“反江青”的莫须有罪名被剥夺了创作权利，进而又被关进监牢达五年之久。狱中，以及后来流放到汉江边“监督劳动”期间，在“一切自由都失掉了”，“唯有‘头脑’这块地盘，他们还无法占领”的情况下，“为了给愁眉苦脸的生活寻点儿开心”、“添点儿佐料”，以“冲淡一下久积心头的悲凉”，口占心记，“写”下了一批短诗。“因为这些诗最初是为给自己看的，故取名为‘自赏诗’”。（张志民：《关于我的自赏诗》）“自赏诗”比较集中的出现，最早是在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９月出版的《北京文学创作丛书·张…     

如何解读陈寅恪的诗--奉答吴小如先生

在《陈寅恪诗不宜曲解》一文中 ,吴小如先生对拙文《陈寅恪与听曲文》提出的四点批评 ,基本上都是在曲解我的原文的前提下作出的 ,因而也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不同的诗学解释语境 ,在我看来 ,吴先生的解释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史方法的影响 ,这种方法好的一面是容易在文献中得到证据 ,但其不足的一面则是和诗歌这种具有很强主观心理情绪的对象往往很难沟通 ,它往往因为追求“历史真实”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更是一种“历史的精神真实”。而诗歌本身固有的灵感、空白和诗性思维的非理性等 ,也是很难纳入到仅具有朴素实证科学性质的中国传统文史方法的。文本解读应该有两种技术手段 ,其一即中国传统的“文献分析技术” ,其二则曰“精神分析技术” ,它“是一种通过建构‘作者’固有的的精神结构 ,从作者本人特有的思维结构与价值体系来解读其思想文本的理论方法。”而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则是尽力把两种文献解读技术综合起来 ,即避免由于文献分析的不足曲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 ,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尽信书”而牺牲了关于作者的人本学内涵。这一点也是一种现代学术应有的最基本的人文品质。     

论闻一多诗骚学研究方法及其对传统训诂学的创造性超越

论闻一多诗骚学研究方法及其对传统训诂学的创造性超越梅琼林《诗经》《楚辞》并称“诗骚”，作为中国上古时期诗歌的经典之作，中国诗史上两座并峙而立的高峰，它历来就是传统学术领域所研究阐释的热点学问———诗骚学。诗人闻一多以“其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     

以理为宗 以实为式──论翁方纲的理性美学观

翁方纲（1733－1818）是清代理性美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理性美学观主要体现于“肌理”说，高扬了理观意识和求实精神，对艺术理性的内涵和表现方式作了富于个性的理论阐解。他既是清代考据派诗论代表人物，也是清季来诗运动的理论先声。本文专题阐析其理性美学观。一、“形上形下”和征实致密：肌理说的基质和取向翁方纲生当乾嘉朴学鼎盛时期，作为考据学家他将朴学的精神和方法引入诗论和创作实践中。他为了辟易神韵论和格调说的虚灵空寂和浮响联廓之弊，试图从艺术机制方面确立一种理性主义的创作范式而提出“肌理’说，“诗必研…     

史学批评不可能没有"前提假设"

最近，罗厚立（即罗志田）先生在“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周刊》“世纪评论”专栏中发表了《打倒与建立：也说学术打假》一文。文章从近代中国学术史的经验出发，并征引诸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姚名达等著名学者的有关言论，同时结合社会政治领域中”破坏”与”建设”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大重要问题：“打倒与建立”或者说“破与立”“破坏”与“建设”的关系。其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已经引起了学术批评界有关学人的注意，并撰文与其商榷。 罗先生文章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是有关批评者未曾注意的，即学术批评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