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

在反思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据此提出了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继而尝试构建了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     

“人口红利”、劳动者利益与我国经济转型——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人口红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口红利"源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趋于一致的时滞,在量上是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的差额。由于这一差额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家利益相互对立,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之间存在静态矛盾。在动态分析中,"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劳动者利益。"人口红利"消失,实现经济增长要求向"创新红利"时期的转变,但同时也要兼顾劳动者利益。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是由"人口红利"时期向"创新红利"与"分享红利"交融时期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养老金缺口等相关问题,化解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需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为"创新红利"模式的发展注入持续驱动力。     

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升级版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加速相伴随。在人口老龄化前期,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四十多年,得益于第一次人口红利。而从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视窗即将关闭,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加速老龄化时期,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人口结构变迁的不可逆性,只有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才可能实现富裕与老龄化的同步,解决"未富先老"问题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升级人口红利,从而促进经济升级,而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等方式又能填补人口红利消失所产生的增长缺口。因此,"人口红利升级"和"经济结构升级"同步螺旋式升级,两者相互促进,成为后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增长动力。     

陕西“人口红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人口红利"的发展和吸收与当地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通过对陕西省人口红利现状、特点及不足的分析,指出开发陕西"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希望借助"人口红利"的影响,能够推动陕西的经济迅猛发展,帮助陕西实现"三强"目标。     

关于“用工荒”折射出的人口红利现状研究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巨大的人口红利。然而目前的"用工荒"现象也折射出了我国人口红利新的发展情况。本文主要针对目前我国"用工荒"所折射出的人口红利现状进行分析,并且对刘易斯拐点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研究。     

论深圳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决定人口红利的重要因素,深圳人口的快速增长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其根本的动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上:深圳在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超额的"人口红利",这些超额的人口红利反过来又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深圳若要继续获得超额的人口红利,就必须改变获取人口红利的途径,这是正确把握并协调好未来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容.     

人口红利的本质、衡量与中国考察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人口发展中形成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通过劳动力、储蓄和人力资本等促进经济增长。仅依靠传统的人口抚养比衡量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缺陷,通过就业人口修正以年龄界限作为划分生产性人口与消费性人口的缺陷,得到有效抚养比,再以人力资本为突破口,抛弃生产性人口的个体和时间同质性的隐含假设,得到能力抚养比。同时使用三个抚养比,对中国人口红利发展进行考察,发现中国仍存在一段时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鼓励农村隐形劳动力转移,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深挖存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需加快积累人力资本,努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特色与应对策略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正面与负面效应,通过与其他国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进行比较,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特色,并提出了开发人口红利与应对人口负债的策略,应在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强培训、调整教育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退休制度等方面做好工作。     

人口红利与河南经济发展

对人口红利理论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梳理,结合人口红利期的判断标准对河南省人口红利期进行了界定,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出人口红利对河南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在分析河南省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充分实现河南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利用江苏省"五普"数据以及历年统计年鉴的数据,考察了江苏省人口转变的过程及人口红利水平.借助2001-2005年江苏省各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均GDP增长率为因变量,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从业人口比例等指标为自变量, 分析了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相对于资本的作用而言,其影响较弱.     

应对网络政治挑战，推动我国网络政治健康发展

当前网络已经进入了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网络政治”应运而生。网络政治给我国政治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网络政治对新时期我国政治改革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要使网络成为推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力推动我国网络政治的健康发展．     

从传统城镇化走向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分析视角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然而近些年我国在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不但衍生出诸如大中城市普遍出现的交通日益拥堵、人口不断膨胀、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差距拉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病"问题,而且也出现了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缓慢、城乡二元格局不断拉大、农村的"空心化"以及留守人口等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和思考,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也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对我国先行调解制度的思考

准确界定我国《民诉法》第122条新增设的先行调解制度的概念和性质仍有必要。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粗疏,先行调解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如先行调解应遵循的原则、适用的案件范围、适用期限、组织调解的机构和人员、启动条件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认定等。为保证先行调解制度预设功能的实现,应对以上不足尽快一一予以完善。     

重议人口安全： 安全化的视角

人口安全理论自出现以来已有不少理论成果，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思路。然而近年来该理论研究趋冷，重要原因之一即“人口安全”这一术语很容易为其他词语所替代，但各类人口问题与人口安全在安全化上的区别是难以替代的，因为安全化是一个不同于安全本身并通过言语行为建构威胁的过程--使沉默的安全“发声”的过程。人口安全问题的沉默给社会带来威胁，而人口安全是否沉默取决于社会成员对人口问题的评估和预测，因此，需要创造民主的环境来集中社会各团体的智慧。安全化有助于人们更有效地识别和应对威胁。人口问题安全化有两种路径：政治化路径与社会化路径，在安全化的过程中，这两种路径分别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发挥各自的作用。人口安全理论对安全化的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德里达“补充”概念的解构学意蕴

德里达作为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对卢梭《忏悔录》的解读中。对“补充”概念的文化内涵做了充分阐释,认为“补充”具有补充与替代的双重涵义,这两种意义的并存一方面是对“在场”与“完满性”的补足和修缮。另一方面又说明了“本源”与“在场”是永远不可能的。“补充”概念的双重意义致使人们对补充行为充满着矛盾心理,补充既可以使事物或事情更加完满,又由于替代使得补充成为对事物或事情的一种破坏,因而成为一种危险的补充。补充概念或行为的矛盾性揭示了“补充”更加深烈的文化意蓝。补充不仅解构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念,而且补充作为一种替代所形成的“补充之链”是一个无休止的延异的过程。从而达到了消解本源性与本质性的目的。德里达对“补克”概念及其内在矛盾的解析以及文化意蕴的挖掘,揭示了“补充”概念的解构学意义皖在于把“补充“概念作为批判“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一个有力武器,从而达到解构与颠覆“逻各斯中心论”的目的。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发展于60、70年代。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国务院首先对农村合作医疗进行了制度化改革，以摆脱政治束缚。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新道路，采取了“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的方法，使农村合作医疗事业逐渐走出了低谷。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国务院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终于在2008年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项重大成就。     

对“社会存在”的再认识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人口因素、地理环境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这种界定淡化了社会存在的过程性,消解了其实践性,没有凸显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主义之处,从而使其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和对人们的说服力,消解了社会存在理论的现实意义。根据马克思的思想逻辑,社会存在指的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     

中国外交的国际化趋向

中国外交国际化趋向的形成既由于中国自身的利益驱动和责任需求,亦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许乃至压力。外交的国际化趋向昭示着中国向全球型国家的迈进,有利于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及国际秩序的改善。与此同时,还需要中国在＂发展需求＂与＂责任需求＂之间做好平衡。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中国资源环保监管责任问题探析

资源环境代价过高问题已经成为掣肘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偏离我们“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文明建设,引起了国家、社会和业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资源环境监管职责的落实:环境监管失职将受到严惩。但依笔者见,由于种种违法乱象的背后几乎都有政府的“身影”:或者存在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不善的问题,或者存在政府的“藏私”目的,故过度依赖司法化的途径难以彻底根除资源环保的乱象。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从源头上抓资源环保才是良策,即应从人民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严格执法抓起,促使人民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在资源环境领域能够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创新社会管理,真正成为法治政府、责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