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载哲学的历史意义

张载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哲学基本问题上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提出了完整的唯气哲学，发展了《易大传》的辩证思维，其“民胞物与”思想奠定了中国近古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他的关学对中国近古唯物主义传统有重大影响     

先秦儒墨伦理思想之比较

中华传统文化是多源发生、多维发展、包含着众多思想成分相摩相荡而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在这由多元文化所架构组成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中,儒墨两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不过,两家之间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而一直以来相互攻击.儒家倡导仁爱为本,墨家则极力鼓吹兼爱至上;儒家强调以义制利,墨家则主张义利并重.然而在攻讦与对立的同时,由于两家都面临着源自于内部的理论困惑和来自于外部的挑战,使得两派的互补与融通便也成为了一种必须.     

论墨子“兼爱”概念的含义

兼爱是墨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其中,兼和爱是圆融为一、体用不二的关系。笔者认为,墨子的兼爱概念有爱人、相爱、爱利、周爱、体爱和竭爱等六个方面的含义,其中,爱人是兼爱最基本的含义;相爱强调爱是相互的,指出兼爱具有主体间性;爱利是爱人利人的简称,强调爱人和利人相统一是兼爱的基本原则,只爱人而不利人等于不爱人;周爱明确了兼爱的对象,是除了无功之臣和无益之子,以及盗人、暴人、暴者和暴王等恶人以外的天下所有人;体爱强调兼爱主体要设身处地去爱人,明确兼爱是一种体贴他人、爱人如己、我为人用的目的之爱、无私之爱;竭爱强调兼爱主体要竭尽全力去爱人,彰显了任的精神和爱利天下的使命。     

“兼爱”与“功利”下的家庭伦理何以存在——墨子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

从墨子思想的整体看,“兼爱”、“功利”的主张与家庭伦理之间确乎存在诸多差异,致使其被孟子直接斥为“无父”。但实际上,墨子吸收了儒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人伦思想,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沿袭了儒家“家国同构”的路子。同时,墨子把“兼爱”、“功利”作为家庭伦理的思想基础,力图消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使之相融合,从而完成了墨家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这就为古代家庭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国家庭伦理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篇章。     

简析池田勇人的中国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推行极端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政府也采取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的方针,致使中日两国未能尽快从法律上结束战争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日两国人民不畏艰     

宋代田园诗民胞物与的情感意蕴——以南宋赵蕃田园诗为中心

世人皆为同胞、万物俱是同辈的理念正是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体现。赵蕃的田园诗,再现了南宋中、后期农村优美的自然风光与农人快乐的劳动场景,也反映了农民劳动生活的艰辛,更有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渴盼神灵降福而举行的祈雨仪式,充分反映了诗人民胞物与的情怀,代表了宋代士人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具有鲜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主义特点。     

浅析墨家及其思想的“中绝”

墨家及其思想在先秦曾经盛极一时,与儒学并称显学。可是在当时影响如此之大的学派为何没能发展壮大却远离了思想的舞台,直至清代中晚期才被重新重视起来,其中缘由令人深思。本文试图从思想本身、统治者的选择及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等方面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     

浅析张载“气学”的唯物主义思想

张载创立的以"气学"论为核心,以"文质相得、体用不离"为特点的唯物辩证主义哲学体系,开拓了宋儒经学哲学的新途径,以"独立不惧,精一自信"的理论勇气和学术气魄,为宋明理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构成了中华民族理论发展长河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必然环节。此外,张载的哲学诸多地方表现出的"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实学"作风,把他的宇宙论和理学、心学注重精神境界的人生结合起来,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试论张载对元气论自然观的页献

本文试图从辩证法角度研究元气论自然观的逻辑发展,认为先素——阴阳离合说(察类),汉唐——阴阳矛盾说(求故),宋至明清——气虚统一说(明理)。并着重探讨了张载对元气论自然观突破性的理论贡献:第一,他注意研究气化的规律,提出了类似于现代物理学场的气范畴规定,以及与场论、质能转化等现代科学相类似的见解;第二,他在元气论基础上,运用“体用不二”和对立统一原理,对“有无(动静)”之辩作了出色的总结。张载的元气论也有理论缺陷,但不能说他是一个二元论者。     

简析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精神特质及成因

加尔文之所以被赋予"近代世界的先驱","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资本主义精神"的缔造者等荣誉,是因为其思想具有一种与罗马天主教会及路德宗教会不同的独特精神特质,从而使其思想具有极强的系统性与建构性.极大地影响了近现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究其实质,加尔文的早期教育、改教经历及其思想诸渊源等因素,使其将人文传统、经院传统、改教传统、动荡的人生经历统贯起来,形成了这种精神特质.     

仁者的情怀与存在的勇气——略论杜甫的节令诗

杜甫节令诗凸显生命意识和淑世情怀,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上,恰对应于哲学上的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和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诗人面对人生有限的焦虑和功名难成的恐惧持续追问生命存在的价值,最终以仁爱和诗歌作为旨归肯定自我。此外杜甫也对传统节令诗的内容加以开拓深化。     

论《道德经》中“道”与“德”的关系

《道德经》中的道与德相伴相随,不可分离。本文打破通行本《道德经》道经和德经二分结构,从不同层次进一步梳理了道与德的内涵及关系。     

论凤凰形象与杜甫的仁爱思想

凤凰是我国上古某些民族的图腾,是太阳崇拜的象征。从上古的向往光明,到先秦时期的象征高洁、两汉时期的秉德兆瑞、魏晋时期的俊才罹难,凤凰形象的文化内涵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杜甫笔下的凤凰在此基础上把凤凰之德与儒家的仁爱思想和济世精神联系起来。杜甫诗中的凤凰是仁爱的化身,是诗人奉献精神和仁爱情怀的体现。     

自然与天道:中西法律的形而上之别——兼论中西人治和法治思想的缘起

天道与自然是中西方法律的形而上基础,它们都起源于人们对世界万物本原的形而上思考。人们普遍认为顺应于天道或自然,人们就会拥有正确的行为方式,社会和人生就会拥有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中西方在认识自然和天道的时候,却产生了不同的方法,古希腊人的认识路径是以语言为桥梁,经历了从质料到形式、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路径,而中国古代始终不以语言为认识终极秩序的载体,从天命到天道,在认识万物终极规律的时候,始终站在天人合一的立场,强调对道的自证自悟,而非知识化形态的表达。而这种分歧带来了中西人治和法治思想的缘起。     

关系网络与政治行为——西方政治网络观简析

对政治行为进行解释和理解的关键在于考察其社会背景和社会网络,这一点近年来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西方政治网络观认为,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以及行动者在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对行动者及其群体的政治行为以及政治态度等具有重要影响。从"关系网络"的角度对选举行为、政治参与、社会运动、权力结构等进行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政治现象乃至一般社会现象的理解,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进而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并带来新的洞见。     

论儒家仁爱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及其当代意义

仁爱思想是儒家伦理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仁爱不仅具有仁民爱物、生生大德、万物一体的深刻生态伦理内涵,也具有从人际道德向生态道德扩展的推理方式、爱有等差的道德递推原则以及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统一的生态伦理建构逻辑,对当代社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老庄天道观下的全主体性生存构建

道家哲学中,"天道"具有本源超越性、具象显现性和多元流动性特征,"人道"以"天道"为本,是"天道"在具象世界的显现,老庄据此构建了在"天道"统贯下的人之全主体性生存境域。全主体性生存将人之生存方式的根据超拔到与天契合的层面上,同时以"自然"为具体表征,力图化解人与世界、人之自我与本我的二分和对立,建立与万物共在的审美性生存场域,以使人回归到与万物相与悠游的整全世界。     

后现代主义的生态高等教育交往观

与传统教育的教师主体观和现代教育的学生主体观不同,后现代主义的高等教育观是生态化的交往实践观,强调主体间性对主体性的超越,是主体间的共在.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教育通过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和对话,实现智慧的增长、人格的完善与精神世界的共享.     

为仁之方:忠恕之道的再思考

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是人类普遍认同的、值得大力发扬的道德原则,是为仁之方。先秦儒家的忠恕之道与基督教的道德金律同为爱人之道,但两者在爱的来源、爱的类型、爱的出发点诸方面存在差异。忠恕之道中人格平等的精神,与现代社会人们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和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相一致,发扬和光大忠恕之道,对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和谐人际关系、处理社会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王阳明的良知天道同构论

单纯从善恶的准则和好善恶恶的能力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王阳明所说良知的完整内涵,因为这只是注意到了良知的功能职责,而未注意到其运作方式。而无论功能职责,还是运作方式,阳明都是在良知与天道具有同构关系的框架中来谈论的。这一同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万物先行地内在于良知之中,就像万物内在于天道之中一样,妥善安顿万物构成了良知的根本功能、固有职责;另一方面,万物虽然内在于良知,但又不构成对良知作用的阻碍,一如不构成对天道的阻碍一样,良知本可自然应对不同事务而不必刻意、执着。透过良知与天道的同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对良知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可以明白阳明对私欲产生的根源的理解,即私欲主要根源于人对生与作为的习染,以至于使生与死、作与息等原本平衡的因素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