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     

慈善超市筹资机制的合法性分析

慈善超市是在“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创新,是集中社会扶贫济困资源以实现社会救助目的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资源紧缺的问题。慈善超市的筹资机制具体包括对体制内资源的利用、对体制外资源的动员和特卖经营。政府选择型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取依赖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外部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筹资有促进和约束作用,政府应在加强行政支持的基础上改善法律环境。     

被困的慈善：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及其重建

慈善组织,作为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缓解社会矛盾,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实中慈善组织公信力构成要件的断裂、变异与缺乏,以及在市场牵引、媒体放大与监督缺失等外引力的相互形塑下,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发生了严重异化,呈现当代中国被困慈善的状貌.要重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必须重新定位慈善的本性与推进慈善的现代转型.     

慈善组织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善治

现阶段中国慈善组织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播慈善和公正理念;二、广泛的公益行动;三、有效的政治参与,促进有关公民社会发育的立法;四、监督(批评)政府部门的某些工作。在应对更多社会问题和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慈善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慈善组织演进轨迹与培育路径

对于慈善组织的出现,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中国悠久的慈善文化为本土慈善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也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中国慈善组织经历了从传统的狭隘性到近代转型,从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沉寂到当代的繁荣的曲折发展历程。当今中国的慈善组织在自然灾害、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扶老助残和慈善支持等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要实现中国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宏观制度安排、社会环境改善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革新等方面作出努力。     

清代浙江地区城镇发展与慈善组织

本文从时间和空间、救助对象和范围及资金来源和管理三个方面考察了清代浙江地区的慈善组织,探索了清代慈善组织成为城市机构的程度与方式,分析了这类以城镇为中心的慈善组织如何与城镇社区的运转和发展相互起作用的.     

慈善组织社会问责探讨

通过介绍国外非营利组织社会问责评估,特别是慈善组织社会问责及其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慈善组织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对我国慈善组织社会问责目标、内容、原则提出本文的观点,并尝试建立我国慈善组织的社会问责指标体系。     

社会慈善助推精准扶贫的对策及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需要贫困人口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近几年,中国社会慈善精准扶贫已经渐成趋势,学术界却很少给予关注。当前慈善税制存在的不少问题,客观上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推动社会慈善组织积极地投入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中来,税收激励是关键。须进一步完善《慈善法》中的税制规范,推动慈善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慈善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可包括:创新企业慈善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慈善扶贫助学项目,开发绿色银行和慈善旅游路线;创新慈善组织向企业筹资,开展产业扶贫新模式;创新"一帮、十联、六送、六助"慈善救助模式,打造慈善公益载体品牌;创新设立精准扶贫慈善救助专项基金。     

中美慈善组织政府管理比较研究

美国政府主要使用经济手段对慈善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而中国政府侧重行政手段,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美国慈善组织的注册程序比较简单,注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身份;而中国的慈善组织注册主要体现的是政府选择的结果,侧重对慈善组织的控制。其次,在税收管理上,美国政府侧重发挥税收政策对慈善组织发展的激励作用,而中国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覆盖面窄,对慈善组织激励功能有限。第三,除了税务部门以外,美国的州政府和州检察长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审计有很重要的监督和管理责任,而在我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审计采取的是多主体模式,效果并不理想     

慈善文化、慈善组织与慈善服务的发展方向

培育现代慈善文化的重心应放在树立人道主义精神,摒弃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慈善观,消除恩赐与乞讨的不平等观念,将受益人从传统法律关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积极引导慈善资源通过慈善组织回馈社会。慈善组织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以慈善活动的两大环节为导向,并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探索慈善资源在慈善组织系统内部的共享机制。慈善服务应当坚持无偿及非营利的本质,非营利服务应该更多地朝着无偿服务的方向发展。     

论中国慈善组织的监管

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然而2011年集中爆发的慈善丑闻为其发展蒙上了阴影,慈善组织的监管问题日趋迫切。加强慈善组织监管必须采取建立健全慈善组织内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治理结构、调整政府监管思路和监管策略、积极调动社会先进监管资源等措施。     

从运行过程看中国现代慈善制度的构建

2011年,"郭美美事件"使慈善走上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围绕这一事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中国现代慈善制度。目前,中国的慈善研究过于强调慈善的道德属性,削弱了慈善工作的专业性。从现代慈善的运行过程看,慈善是由慈善组织进行专业运作的具有很强专业性的一项社会服务工作,是多元开放的综合性社会制度安排。我们应从这一特点出发,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并形成共识,发展现代慈善组织,强化透明度和公信力建设,实现全方位的监督。     

系统论视阈下的慈善组织建设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对我国慈善组织进行系统论意义上的哲学向度思考,应用系统的相关性、整体性、开放性思想,探讨慈善组织系统与制约其存在的诸要素关系、慈善组织整体功能与其部分的结构优化问题,以及慈善组织系统对外部环境的选择利用问题,将有利于推进正在起步阶段的慈善事业及其组织的健康发展。     

基于社会资本的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软实力,慈善组织公信力高低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其是否拥有充足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困境在于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足,而社会资本不足严重制约着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改善。本文以社会资本所包含的信任、制度规范、参与网络三要素为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增强社会资本、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对策。     

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依赖关系研究——以对孤残儿童的救助为例

通过对孤残儿童慈善救助事业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互动合作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机构缺乏为孤残儿童弱势群体提供覆盖全面的特殊服务的供应能力,亟待民间组织的补充介入;另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因其组织优势而利于开展相关救助服务,但亟须制度支持和资金等来自政府的资源。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资源互补依赖关系:民间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主要体现在组织身份的合法性、组织架构的人事支持和资金支持这几个方面;而政府较为依赖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快速反应、志愿精神等资源。并且在此关系模式中民间慈善组织得以保持一定的组织独立性。     

慈善超市的运行模式--济南市慈善超市的个案分析

慈善超市借用近代市场中出现的超市运作模式而实现救助目的,它提供了一种经常性、规范化的捐助与接受平台;为统一调配社会捐助物资提供了崭新的机制;为特困家庭增加了一条更具人性化的救助方式;通过开展便民服务使捐助物资变现,筹集救助善款,实施二次救助。目前,慈善超市从运行方式上看有三种模式:一次性救助模式、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及混合型模式。慈善超市运行模式的现实选择应该因地制宜。     

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的衔接: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慈善组织作为救助领域的重要主体,与政府救助的衔接与合作是必然趋势。对此,发达国家已经从救助理念、救助主体、救助资源、救助机制、救助内容等各个救助环节和方面实现了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的衔接与合作。而我国当前还存在救助主体有待整合、救助资源尚未实现互补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的衔接与合作的建立。对此,本文提出了促进我国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衔接的四条原则与建议。     

美英慈善组织财务报告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完善的财务报告制度能够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并实现其慈善目的,保证社会经济健康运行。美英两国通过设定慈善组织财务报告的法定准则、规范财务报告的内容和审计制度、公开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保证了慈善事业健康顺利发展。通过两国的比较研究,启示我国应当规范慈善组织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应当统一慈善组织财务报告模式、设置灵活的报告规则,应当实行慈善组织财务报告强制公开、构建信息统一公开发布平台,应当推进慈善组织财务报告第三方评估机制建设,构建慈善法治"新常态"。     

慈善绑架问题及其防治

慈善绑架是指慈善活动中捐助者以捐助的名义胁迫受助者满足其私人目的或利益的行为。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胁迫受助者感恩或者写感谢信、胁迫受助者配合捐助者进行自我宣传、曝光受助者的私人信息等。慈善绑架兼有慈善性和胁迫性的双重特点,慈善性是指它以慈善的名义进行,并至少在效果上实现了救助的目的;胁迫性是指它利用慈善要挟并强迫受助者做不愿意做的事。捐助者、媒体、慈善机构都有可能成为慈善绑架的实施者。评价慈善绑架应该坚持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在效果上我们应该对带有绑架的慈善持肯定的态度,而在动机上我们应该对慈善绑架持批判的态度。慈善观念的滞后、网络媒体的负面作用、慈善制度建设的不健全是导致慈善绑架的三个重要原因。防治慈善绑架,要树立正确的现代慈善观,发挥网络媒体的正面作用,加强慈善的法律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