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的三个作用力

社区服务是在政府倡导和扶持下,依托(街道、居委会)基层社区组织,发动社区力量,为满足社区成员多种需求而开展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服务业。它面向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提供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面向社区企事业单位和团体开展双向服务。社区服务的特质是社区自身力量     

新社区时代的居委会建设——上海与沈阳居委会工作比较研究

2002-2003年,我们在上海和沈阳分别开展了居民委员会委员和工作人员(俗称居委会干部)的工作情况调查。由于这是两个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均取得瞩目成绩而社区体制改革方式又各不相同的城市,所以对它们的居民委员会工作实际情况的了解、评估和对比具有一定的意义。调查是在两地随机抽取的十个居委会里进行的。     

资产为本理论在社区中的应用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资产为本,强调由社区拥有的资产或优势出发介入社区,而不是由社区需求和问题来介入;二是内在取向,强调社区居民自身参与社区发展的能力;三是关系构建,强调居民和社团之间的接触,以及各种网络关系的建立。关于社工在社区团体关系构建中的作用,我以佛山市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罗村街道开展的“睦邻社区服务项目”为例进行介绍。一、项目背景罗村街道是佛山市南海区下辖的一个街道,是全国城镇社区建设的示范街道。自2007年开始,该街道居委会设立社工岗位,引进我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督导服务。同时,一些本土化社工机构也进驻罗村街道,开展社区实务的探索。因此,居民对社工有广泛的认识。     

居办经济利弊谈

居委会办经济,始于80年代末,到今天已整整走过了10个年头.这期间,“居办经济”曾为居委会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得到政府的肯定及民政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推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行,居委会抓经济,在居委会工作日益增多、人员少、任务重的新时期,已影响到居委会本职工作的完成.近年,我们曾两次组织人员深入街道、居委会对“居办经济”的现状、经济类型、特点、管理形式、收入情况和分配办法进行了调查,并听取街道领导、居委会干部和部分居民群众对居委会办经济的意见.从调查了解的情况和意见分析,居委会办经济有利有弊,但弊大于利.     

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城市社区服务业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兴服务业.它是在政府倡导和扶持下,为满足社区成员的多种需求,以街道、居委会和社区组织为依托、具有社会福利性的居民服务业.     

上海城市社区发展问题研究

一、上海城市社区的特点、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上海城市社区的特点 1.社区人口密度高、规模大.上海市总面积为6340.5平方公里,2002年末上海市总人口为1334.23万,人口密度达2104人/平方公里;上海市共有街道99个,居委会3393个,平均每个街道社区拥有13.48万人.平均每个居委会的人口为3932人.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市社区的人口规模最大,街道及居委会的人口密度最高.     

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2002年-2003年，我们在上海和沈阳分别开展了居民委员会委员和工作人员(俗称居委会干部)的工作情况调查。这两地的居委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均取得瞩目成绩，但在社区体制改革中却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即所谓“沈阳模式”和“上海模式”，所以，对于它们实际情况的     

选择性应付: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以G市L社区为例

本文把某些城市社区居委会有选择地采取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乃至欺骗的办法应付上级派发的各种工作压力的现象概括为选择性应付行为。通过构建街道办(政府)、居委会、居民三者间行动逻辑和策略选择的理论框架,本文尝试对居委会的选择性应付行为为何发生以及何以可能发生加以解释:一方面,居委会组织内部人力、财力、权力、时间等资源的极度短缺,造成了居委会协管能力严重不足,作为"弱者",居委会只能以应付的方式来抵触上级政府的超负荷压力。另一方面,在职责同构和压力型体制的行政环境下,上级政府尤其是街道办事处迫于向居委会寻求政绩支持的需要,默认乃至容忍了后者的选择性应付行为;而辖区居民受经济理性的影响,只关注居委会能否回应和解决居民事务的基本诉求,对于居委会的选择性应付行为采取了听之任之的冷漠态度。如此,居委会的选择性应付行为便有了重复发生的生存土壤。     

我国城市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社区服务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社会服务业。社区服务业是在政府倡导下，为满足社会成员多种需要，以街道、镇和居委会的社区组织为依托，具有社会福利性的居民服务业。社区服务业由社区福利服务业、便民利民服务业和职工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业组成，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行业，也是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社会工作方法在居民自治中的运用

社区居委会是我国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社会意识的提高,居委会现有的角色和自身能力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加的新需求,居委会工作所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亦逐渐新颖化、特殊化,不能依靠老办法、老思路去解决.在做居委会工作时,我们是否也能借鉴和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呢?作为一名工作在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我深刻体会到居民自治工作必须同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理念相结合,通过协调各方,充分挖掘社区内外资源,才能更好地满足社区及居民的需求,适应时代发展.     

空巢老人的“亲闺女”卢淑娟

卢淑娟是北京市延庆县百泉街道国润家园社区居委会干部。自从来到社区，卢淑娟就特别关心社区的老年人。她走遍了社区老年人家庭，将社区老年人的基本情况重新摸底，对社区内167名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登记造册。     

以人为中心 发展社区服务业──南京市社区服务调查

三月的江南、春雨霏霏。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的专业研究人员组成的《中国社区社会福利服务发展研究》课题组一行10人，深入南京市的大街小巷，先后走访了4个城区，12个街道、30多个居委会；分别与80位政府官员、民政干部、街居主任、居民代表进行了一对一地深度访谈；并派出调查员80多名入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800份。经过这次全面、深入的大规模调研，我们对南京市社区服务的发展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我们期望通过这次调研，对了解和掌握我国社区服务事业的现状和进一步发展，有所借鉴、有所帮助。历空文化名城南京，…     

从上海实践分析居民自治的环境和路径

上海居民自治的大量活动案例表明,组织化、项目化、个案化是其主要的阶段性特征。如何将局部的、阶段性的自治典型案例,朝着普遍的、覆盖社区生活全过程的方向推进,是当前完善基层治理、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的迫切需求。近期现实可行的增强居民区自治功能的主要对策,一是将社工站的职责定位为协助居委会开展自治为主,而非承接行政事务为主,减轻居民区工作班子的过重负担,并改革对居委会的考核机制,形成有利于其集中精力开展自治的外部环境;二是提升居民区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区分不同性质,吸引更多具有组织协调和宣传动员能力的居民,通过选举或聘用成为居委会成员或专职党务工作者、社工,形成能够普遍有效组织居民开展自治的工作骨干队伍;三是有序培育社区服务型的社会组织,给予居民区楼组、社区文体活动团队、社区公益型社会组织进一步的支持,夯实居民自治的群众基础。     

社区自治：自主性空间的缺失与居民参与的困境——以上海市J居委会“议行分设”的实践过程为个案

本文运用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对上海市J居委会“议行分设”的实践过程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发现居委会“议行分设”的运行机制并没有给居民在社区内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供自主性空间。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街道对相关政策的选择性执行,深层原因则在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因此,仅仅依靠改革居委会的运作模式来恢复居委会的社会属性,使其能够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主体组织”的作用,是难以实现的。     

基于SERVQUAL模型的城市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测评

社区建设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社区服务与管理主体的社区居委会，是否发挥了其作用，直接决定着社区建设的成功与否，因此对于居委会服务质量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将盛行于商业服务质量评价SERVQUAL模型应用到城市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的评价研究中，并基于该模型制作了居委会服务质量调查问卷，以贵阳市M社区的社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从5个层面23个指标对以上三个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进行调查。同时，对5个层面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分析得出社区居民对居委会服务质量的期望值、实际感受值以及二者之间的差距，目的是为改进、改善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提供可靠性的意见及建议。     

如何区分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工作者

在街道层面和社区居委会层面,有大量的工作人员从事着"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输送任务,但工作人员本身基本认为自己是社区工作者,而没有人称自己是"社会工作者",鉴于这种现象,我刊特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孙莹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将来街道层面和社区居委会层面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设置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天津社区工作者向专业化社工转变

日前，天津市委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对社区工作者逐步向职业化、专业化社工转变提出了明确要求。《意见》指出，在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时，优先录用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资格的人员；新入职的社区工作者，要在两年内取得社会工作员以上资格；现有45周岁以下的社区工作者，要在3年内取得社工资格，并作为续聘的主要依据。《意见》还提出要支持培育社会组织，积极引导各种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途径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大力推进社区志愿者注册制度，推动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三社联动”。     

虚拟社会背景下的上海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和细胞。网络虚拟社会正以其信息多元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等特点,使社区治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基于上海市6区15个街道(镇)39个社区(居委会)的实证调研表明,虚拟社会在丰富上海社区治理资源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主要表现在:虚拟社会的"参与式社区自治"难敌现实社会的"任务型社区自治";虚拟社会呼唤社区治理"崇尚自由"与现实社区治理强调"建构秩序"难以实现有机均衡;虚拟社会期待社区治理实现"多元共治"却遭遇了现实社区推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为此,网络虚拟社会背景下的上海社区治理创新需要明确的思路是:坚定一个模式——协商合作而不是"独自打保龄球";明确一个原则——强化政府对社区的有效治权而不是无原则的屈从"民意";正视一个态度:积极正视而不是有意回避网络社会给社区治理带来的风险。要做好"顶层设计",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尊重居民情感和地位,畅通网络民意渠道,保障居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形成自觉、自主、自治的网络舆论平台;提升网络安全管理技术水平,完善社区网络预警及保障体系;重心下沉,努力探索社区公共服务新模式。     

阳光社工：“夹缝”中扮演“第三方”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社区居民自治集合了基层事务管理的许多特点。 一是转变，居委会变“刚性”服务为“柔性”服务，二是依托，依托区民政局、街道、社工组织“三方合力”，一起构建服务体系；三是运用，运用“四种方式”，创新服务模式；四是培育，培育社区领袖、社区组织、社区义工，还有社区帮扶和矛盾化解机制。     

人才认证成本转移下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思考

最近,许多单位在进行人才招聘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国家重点大学毕业生优先＂＂硕士学历者优先＂＂博士学历者优先＂＂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者优先＂＂英语过6级者优先＂＂具有中级以上会计资格者优先＂＂优秀毕业生优先＂＂学生干部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