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选可能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

“直选”无疑最能体现“自治”,但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形式,在这个形式的外衣下所包裹着的,仍是“民主”的内核。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居委会干部由政府下派或类似“走过场”的间接选举后,百姓对这个自己的“代言人”角色的体会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要“自我管理”就必须先“自我激活”,激活百姓心中的民主和自治意识。这又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中国的城市居民早已做惯了根深蒂固的“单位人”,对社区事务和居委会有着先天性的疏远感     

南开的“容止格言”

有一天,学生会召开会议,康岫岩校长应邀出席.会议结束之后,她喊住了学生会主席.她问那个男生:“知道为什么留下你吗?”男生惶惑地摇头.康校长严肃地说:“孩子,刚才我坐在你旁边,我观察到你有个不自觉的小动作——抖腿.显然,你不是因为紧张而发颤,而是下意识地在抖腿.你知道吗?这个小动作非常不雅,有损你的风度.所以,我提醒你从今天起要努力改掉这毛病.”     

构建社区自治的层级网络探析

虽然我国许多城市针对社区居委会(社区自治的载体)减负及回复其自治性质作了大量的工作,尝试了不同的的管理模式,如上海模式、沈阳模式等。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回复居委会的本来面目,很多社区居委会角色冲突,仍然在担当着政府的腿,自治成为一句口号。     

上海居委会等社会基层组织权责问题调研

居委会权责界定和权责对称在创新社会治理与加强基层建设中的作用极为重要。针对居委会权责对称问题提出如下建议:改革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现行管理体制,创建政府主导式自治、组织合作式自治和居民参与式自治的管理模式;尝试恢复居委会的部分经济功能,以摆脱居委会在资源配置上完全依赖上级部门的局面;对居委会的考评,变为自下而上的考评与第三方考评;明确居委会无需承担溢出职责和新生职能;通过条线职能部门的合约来委托居委会承担证明权和确认权的职能。     

城市社区自治权威的民主建构——杭州上城区东坡路、候潮门社区居民直选与议行分设建制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自治，其本质是实施居民自治，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前提就是要组成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居委会。随着我国基层政治民主建设的推进，居委会换届选举，由代表制、户代表选举，逐渐过渡到居民直接选举。它建立于处于市民化进程中的居民的     

社区自治：自主性空间的缺失与居民参与的困境——以上海市J居委会“议行分设”的实践过程为个案

本文运用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对上海市J居委会“议行分设”的实践过程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发现居委会“议行分设”的运行机制并没有给居民在社区内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供自主性空间。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街道对相关政策的选择性执行,深层原因则在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因此,仅仅依靠改革居委会的运作模式来恢复居委会的社会属性,使其能够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主体组织”的作用,是难以实现的。     

居办经济利弊谈

居委会办经济,始于80年代末,到今天已整整走过了10个年头.这期间,“居办经济”曾为居委会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得到政府的肯定及民政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推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行,居委会抓经济,在居委会工作日益增多、人员少、任务重的新时期,已影响到居委会本职工作的完成.近年,我们曾两次组织人员深入街道、居委会对“居办经济”的现状、经济类型、特点、管理形式、收入情况和分配办法进行了调查,并听取街道领导、居委会干部和部分居民群众对居委会办经济的意见.从调查了解的情况和意见分析,居委会办经济有利有弊,但弊大于利.     

知青点的青春故事

闻着醋香去插队 记得那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父亲回家后突然笑着问我：“军子,爸给你找了个吃老陈醋的机会,你愿意去吗？”“愿意!”我笑嘻嘻地答。真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承诺,竟然让中学刚毕业的我,就从冰城开始了到山西老家插队的生涯。     

成都:业委会、家委会狙击居委会

居委会存在的合法性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保障,然而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却常常出现权大于法,重利轻法的现象。当一个居委会连自己的生存权都无法保证的时候,又谈何自治?而“敢于”颁发命令取消居委会的合法生存权的那些机构,是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手中就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弃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于不顾,还是根本就不知道有一部叫做《居委会组织法》的法律,是个典型的现代“法盲”呢?如此的社会环境,对居委会存在的如此漠视,社区自治又将如何实现     

上访与“下访”

群众上访,在有的地方被看成是干扰了政府机关工作秩序,甚至斥责为“无理取闹”。既然如此,领导机关何不派人“下访”,到基层去解决问题呢?其实,群众上访很多是被逼出来的,假如有理不能申辩,有冤不能申诉,有困难得不到解决,难道还不准讨个说法吗?“三个代表”是写进了党章的,还将写进宪法,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党政机关应该变“上访”为下访”,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多办实事。上访与“下访”@严克昌     

政府角色:在“越位“与“缺位“间寻求平衡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在某一程度上透视出政府职能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强烈需求。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社会工作系主任徐永祥教授认为,当前的政府角色在组织职能上面临着“越位”与“缺位”的双重误区。所谓“越位”,最普遍地体现于政府以行政管理职能代替或包揽了一些本应由专业机构、社团或社区自治组织等非政府机构所承担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自治等社会事务的事务性职能,简言之就是“政社不分”、“政社混淆”。这是一种旧有的“大政府、小社会”式管理机制的延续,具体表现在政府直接组织和管理志愿者协会、直接经营和管理社区服务中心、直接认定     

关于“小脚侦缉队”的又一种记忆

“小脚侦缉队”是过去百姓对居委会的戏称。现在居委会里已经有了“穿皮鞋”的人,不知到不到回忆的时候。但居委会的“小脚老太”们也曾经年轻过。如果从1950年7月21日天津的第一批居委会诞生算起,“小脚老太”们甚至可以说是用自己的青春陪伴了社会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关于共和国的轰轰烈烈总是被人屡屡提及,而平平凡凡却始终深藏无语……     

居委会的“海归”女社工

作为一名“海归”,张靖辞去了外企的工作,当起了小小的居委会主任。留学时,她曾得到当地社工的热情帮助．并学到了一整套社区工作的理念。如今．她试图把这种理念引入中国的社区,却遭遇了不小的尴尬．甚至不得不“妥协”。     

居委公自身建设中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对江浙两省居委会状况的调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居委会状况如何.居委会如何定位,居委会怎样适应新形势,发挥好“三自”作用,为城市的繁荣和稳定,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既是居委会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政府依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进行社会管理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无锡、苏州、杭州和宁波四城市的居委会状况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调查:一、居委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目前居委会普遍存在着两大难题,一是居委会自身建设难,二是居委会开展工作难、而两者又互为因果.     

阳光社工：“夹缝”中扮演“第三方”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社区居民自治集合了基层事务管理的许多特点。 一是转变，居委会变“刚性”服务为“柔性”服务，二是依托，依托区民政局、街道、社工组织“三方合力”，一起构建服务体系；三是运用，运用“四种方式”，创新服务模式；四是培育，培育社区领袖、社区组织、社区义工，还有社区帮扶和矛盾化解机制。     

走访澳门“街坊”

澳门的“民间居委会”远比内地的组织要庞大而严密。他们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连澳葡政府的社会司与之相比也大为逊色。以至于在澳门特委会的60名委员中,他们占了5位     

社会工作有待“炒”得更热些

不少读者一定对上海浦东社会工作者协会10周年本刊专题策划中，姬中宪一篇文章中的几组问句记忆犹新：“社工是居委会的吗？”“社工是志愿者吗？”“那社工是，厶＼务员吗？“是事业编制？”“那你在公司？”“那什么是民办非企业？”…… 很多社工都遭遇过这类提问。那么，当前，“社工是什么”、“社工不是什么”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相信大部分地区的社工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社会大众而言，社工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富二代”真值得关注吗？

近段时间，关于“富二代”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富二代”被推到风口浪尖是个偶然吗？非也。在我个人看来，在公众舆论的词典里，现在的所谓“富二代”，尽管本身是个中性词，但其贬义色彩不言自明。飙车、耍阔、霸道、无知，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成了“富二代”的代名词，构成了他们的集体人格素描。基于社会关于“富二代”败家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     

走出“非均衡”困境的经济理念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动力来自于摆脱“短缺经济”困境的话,以“新开放观”统领当今中国开放发展大计的动力则来自于摆脱“短缺经济”后的“非均衡”困境这一现实。在新的发展阶段,以内外均衡的开放体系建设引领中国开放型经济从过分依赖外部转向内外并举的良性发展,是“新开放观”的核心内涵。开放中的政府角色转换。主体错位和规则缺失是中国经济在与全球化世界经济对接中遭遇挑战的本质根源。因此,完成尚未完成的政府角色转换与市场制度建设将是开放新阶段的首要使命。必须明确政府的职能不是自己拥有财产,而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不是…     

“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不是普世主义的济世良方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模式尽管激进程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由以杰弗里·萨克斯为代表的哈佛经济学家所设计的。这种方案最初是用来拯救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的。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美国一批经济学家以货币学派等理论设计了一种救治方案,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最终把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