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分权思想的演进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西方历史上分权思想的演进逻辑是从阶级分权、机构分权发展到职能分权。古希腊罗马的分权思想实质上都是以混合政体为基础的阶级分权,即通过各个阶级分享权力、相互制约以实现阶级利益的平衡。阶级分权在实践中容易引发阶级斗争和政治动荡。西方近代分权思想强调的是职能分权,即承担三种基本国家职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间相互分立、相互制衡、相互合作。职能分权使政治斗争间接化、程序化、技术化,国家权力更具抽象性和公共性,利益冲突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在法治的轨道内公正解决,从而为构建良好政体确立了稳定的权力结构基础。     

从行政法角度质疑英国政府的三权分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洛克首先提出了分权学说,之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对英国的分权政府加以分析的基础上,发展洛克的分权学说,提出了系统的三权分立理论.但事实上英国18世纪的政治体制并不完全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实践,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变迁,英国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分立、制衡来形容,行政机关从来不只是行使行政权力.     

权力与制衡

权力制衡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分权与制衡是资本主义各国政治上共同的现象。权力制衡有利于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防止滥用权力;有利于社会民主和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进制和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行为;有利于推进依法制国,建设法制国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备权力制衡机制,首先要建立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其次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最后要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认真对待权力——《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读记

周永坤教授的《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一书,是国内第一本从法学视角系统论述权力的法理学著作。这本著作以人的自由与解放开篇,并以之为立论之本;以规范权力的学说为理论平台,开启了对权力的全方位探究;通过对权力的概念、主权与治权以及权力结构模式的静态研究,为规范权力铺就理论的基石;通过对权力的运行、分权的实践以及分权理论史的研究,阐释了分权制衡和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和现实实践,从动态的方面展示了规范权力的制度运作。作者对权力的概念、运作以及如何规范权力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不仅有大胆的理论创新,还有对某些流行理论的指谬,对某些将马克思学说片面化、教条化的批判,以及对马克思权力学说的创新性解读。     

检察权的配置:回归原点与制度修正

检察权具有制约与监督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一个国家选择的权力控制理论和模式是理解检察权制度目的的理论基础.“三权分立”理论下的权力制约模式是西方国家实行权力控制的有效尝试,注重分权与制衡.“权力一元分立”理论下的权力监督模式是我国实行权力控制的现实选择,注重权力的内部分工与外部监督.正因如此,中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在“原点”价值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长期以来,我国检察理论和实务界逐渐疏远了制度“原点”价值的学术争论和实践探索,弱化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功能.为增强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处于更优越的地位,应将检察机关的诉讼权能与监督权能相分离,权力制约与监督相区分,坚持“禁止双重监督”的原则,跳出传统检察权制度的框架和仅限于诉讼监督的范围,回归我国检察制度的“原点”,以对行政权和审判权的监督为核心重新配置检察机关的权能,走自我完善和自主创新的道路.     

"联省自治"运动中的省宪研究--民国初年"联省自治"的制度探析

从比较宪法与政治发展的新视角剖析"联省自治"运动中省宪制度特色,重点分析省宪制度设计与创新之处.其中省政体制度特色表现在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方面,主要内容有行政权力的双首长制、行政与立法关系失衡、司法权力增强、直接民主制的广泛采用.而在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时,省宪则凸显地方合理分权与过度分权并存特点.     

三权分立政体:误区、审视、否定与继承

源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政体时而被贬为资本主义,时而被推崇备至。重新正确认识三权分立问题具有时代意义。三权分立政体并非资产阶级革命后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相反它只是美国在特定的国情下的选择,它出现在西方国家也是极其偶然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选择的是议会制。从清王朝到国民党的统治,虽然有过多次三权分立政体的尝试或推行,但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在强大的封建势力为主体的国体下,三权分立政体所要求的权力分立是无法实现的。共产党人否定了三权分立政体,自主选择了人大制度。三权分立政体不适合中国,但是三权分立政体体现出来的分权与制衡思想,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国也可以借鉴。     

关于制衡机制

制衡,原意是指一事物同他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控制,后来逐渐转化为专指对权力的管理、监督和制约.自从古希腊的波里比阿第一次提出权力制衡问题以来,经过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进一步发展,权力制衡学说日臻系统和完备,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制衡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在国家职能尚未消失的社会里,制衡机制必须不断完备.只有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彼此制约,才能更好地发挥国家的效能和     

对中国历史上分权制衡的思考

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与政治运作相对完善地出现在宋代,已略具近代分权制衡的外观雏型,但人治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君主专制的制度桎梏,终使尝试归于失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遗产中,缺少近代西方分权制的理论前提:社会契约论和性恶论,因而不利于从契约层面上考虑权力运作中人性恶的因素,进而设计出有效的制度程序实行约束和制衡。近代中国始终未能真正跨入分权制衡的门坎,表明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对中西分权制衡的历史资源的衡估,能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人性中恶的因素对分权制衡原则的影响

分权制衡原则是宪政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构成法治的要素。分权制衡原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表明正是出于对人性中的恶的因素即人性中权力欲望的深刻认识，导致了分权制衡原则的产生，从而使权力能够被引导、被控制。分权制衡原则是人类政治法律制度的一大成就，具有普适性。     

社会制衡还是三权分立: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从罗伯特·达尔的社会制衡思想谈起

罗伯特.达尔是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和最主要代表。他从分析“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出发批评了“三权分立”理论,主要想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方式制约权力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社会制衡的思想。实际上,麦迪逊本人并不反对社会制衡,他通过对“党争”的分析恰恰说明,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于权力的制约要依赖于一种对抗性的权力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也包括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     

“三权分立”剖析

孟德斯鸠创立的三权分立学说认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应由三种不同的机关分别掌握,而这三者又应彼此分立,互相制衡。因为“根据永久的经验,凡掌有权力者总要滥用其权力,非遇到限制时不止”,“要使其不能滥用权力,即应以权力制止权力”。这一学说后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成为一面反对封建专制的光辉旗帜而大放异彩,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被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确认为基本原则。几乎从未有人怀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     

“期成宪草”与五五宪草、西方代议制分权政体模式之比较

“期成宪草”是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唯一成果 ,是当时中国各在野党派在孙中山五权宪法学说的话语体系下 ,借鉴西方代议制分权政体的某些因素 ,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五五宪草的一次大手术。从五五宪草的总统集权制发展到“期成宪草”的国民大会及议政会集权制 ,可见后者具有相当的进步性、民主性及一定的分权制衡色彩。     

论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的演变

政治思想是伴随政治权力的形成而产生的.在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中,政治权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始终是共和主义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回顾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当代复兴的坎坷发展历程,其政治权力观经历了从至善到非道德、从分立制衡再到无支配的历史演变.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有助于深入探究共和主义这一古老的西方政治传统.     

股东之间利益的冲突与平衡

由于持股份额的不同,控股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限制少数股东的权利。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选举董监事、股利分配以及公司收购中。要平衡股东间的利益冲突,必须对控制股东的权利予以限制,实现股东权利的实质平等。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少数股东在公司机关的发言权,将公司机关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建立在股东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执政中的宪政思想探源——"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的主权视角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红色革命政权"时起,就受到了"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的直接影响,也开启了探索分权制衡国家主权的宪政思考与实践.列宁根据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存于苏维埃政权之内的特殊国情,创设了"布尔什维克党团-苏维埃"政制,后来演变为"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它发挥了巩固俄共(布)执政地位的政治作用.由于一党制条件下缺乏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导致了苏俄国家政治生活中曾反复出现"党""国"不分、"以党治国"等严重后果.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一经执政就开始了分权制衡一国之内最高政治统治权威--国家主权--的宪政思考,试图对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展开分权制衡的宪政探索,并集中体现于调整党与苏维埃权力关系的政制设计与实践中,但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泛起而半途而废.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执政中,独立自主地展开一党制条件下分权制衡的宪政探索;它是列宁提出的调整党与苏维埃权力关系的宪政思想的继续与发展,并对当下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论我国转型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界定及其耦合

在传统的古典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和“看门人”的角色,即所谓“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的最合适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它主要有两方面职能：一是充当市场运行调节与干预主体,二是充当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力推动者。政府职能的划分与界定应坚持以下原则：①以生产力为中心,②以推动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为宗旨,③政企分开,④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⑤协调补充。必须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发挥其主导作用;注重地方政府合理的自主权益,充分调动其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健全协调运行机制,实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制衡;完善法律法规,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规范化     

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思路与对策

缺乏相互制衡的共同治理机制是导致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效率是低下的直接原因。要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同治理机制。在本文主要从强化股东大会职能,完善董事会结构,完善监事会监督职能,理顺“老三会”与“新三会”关系等方面,谈几点认识。     

论杰斐逊“立体制衡”分权思想的理论前提

托马斯.杰斐逊是分权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呈现出"立体制衡"的特点。这种近似完美的思想之所以为世人所瞩目,为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所推崇,是因为其有着产生和存在的坚实理论前提——自然权利学说、人性论和公共权力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