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同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的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身份建构具有以“家国同构”思想为纽带的级联特征。木氏群体塑造的地方层面“边地王族”和国家层面“边地守臣”双重身份,经由家国同构思想的认同、表达和塑造,形成级联性的“以国为本”身份建构路径,“边地王族”身份被置于“边地守臣”身份中,木氏的国家认同也借此持续增强。难能可贵的是,木氏群体家国同构思想的塑造还形成了“家国共命运”理念。这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身份建构路径,既展现了家国同构思想为边地群体认同、表达和塑造的历史过程,又彰显了边地群体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主动、积极的努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历史侧面。     

云南白盐井盐业社会的传说、信仰与仪式

云南白盐井"有盐在先"、"皆以盐故",因盐形成"以卤代耕"的盐业社会。在白盐井盐业社会中,盐经历从自然之物到意义建构,到地方文化符号生成的过程。盐的传说、信仰与仪式,是盐作为地方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白盐井民众观念意识的表现形态。当地盐业社会传说、仪式与信仰对盐这一地方文化符号生成与演变的过程,也正是盐作为地方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地方社会中的过程。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青阳乡约与明代泉州的文化整合

乡约及其所代表的“化乡”实践是探讨传统中国文化大一统的重要内容。明嘉靖年间,庄用宾等泉州缙绅在继承蔡清开创的学术传统之外,从京师带回新观念,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改造社会,青阳乡约应运而生。庄用宾基于当地盈塘水利和“朝天拜会”八堡轮流值社的传统,创造出乡约的组织架构,并增加新的礼仪实践,塑造乡贤谱系,将王朝礼法和地方传统融为一体,给本地文化注入新的内涵。正是通过诸多与青阳乡约相似的实践,以泉州为代表的兼有海内外多元文化传统的滨海地域社会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中国文化大一统进程。这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于九天圣母的民间叙事与传承心理——对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九天圣母传说的研究

在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流传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九天圣母传说。这些传说以民间写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地方保护神的形象,表达出民众的乡土情感、国家话语、价值追求。为我们生动展示了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民俗的双向建构过程,同时也表达出了民众借助传说"再造传统"的过程,是"民俗是一种过程"这一理论的一个有效个案。     

学校教育与共同体建设——基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实践的分析与探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以"跨文化沟通教育体系""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为标志,中国人类学者从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面开始系统探讨学校教育与共同体建设问题.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实践为标志,国家通过学校教育传承地方知识培育学生的地方文化认同进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观百余年来中国学校教育塑造国家共同体的理论实践,其核心问题就是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选择、整合与传递问题.要构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     

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从地方治理到国家建构

历史而观,由凤凰厅同知傅鼐等主持并于湘西苗疆推开的"均田屯防",可视为清代国家组织地方力量的自我综合治理,亦为自"改土归流"以来苗疆地方治理方式的又一次重大转型。自此,湘西苗疆"边地"秩序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各族民众国家认同感增强,"边地"与"内地"日益联属一体,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以此而言,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之制于地方治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有着积极作用。     

论民族的三个基本属性

民族是人类不同群体生物性、文化性与建构性的三位统一体。生物性是指由血缘、地缘相结合的生物属性;文化性是指由生计方式、语言文字、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组成的文化因子及其价值观的文化属性;建构性是在当代族群生存境遇受到挑战的背景下人类不同群体重新反思"民族"并由此建构民族身份的建构性。目前,随着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加速而带来的民族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不断弱化、建构性强化时,民族这种共同体就已经走在衰落的路上。     

甘青民族走廊民间信仰多元特征及族际研究模式初探

甘青两省民族走廊地区的民间信仰种类繁多。处于不同族群文化边界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了信仰共建。这种"族际性"民间信仰的研究为我们分析跨族群社会整合、宗教共生等问题提供了资源。民间信仰"族际研究模式"强调在以往分析模式的基础上增加族群间互化互动的分析视角,注重其所处的族群边缘时空局域与文化涵化场域,注重分析民间信仰在族群边界建构与跨越中发挥的作用。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民族学刊》编委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Ethnology     

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南京是东南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早在明代就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京最大、最典型的“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拆迁,引起了人们对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消失,除外界因素外,其内部经济生活方式、社区组织形式、婚姻情况、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社区的保存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回族自身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华,并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而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论锡伯族萨满神歌的心理医疗功能

在漫长历史中 ,锡伯族创造了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相适应的萨满教 ,并不断发展丰富 ,萨满教成为锡伯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萨满教延续千百年 ,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之一是治疗疾病 ,保障氏族的生存繁衍。锡伯族萨满治疗患者是在歌、舞、乐三者浑然一体的场景中 ,即在“跳神”场景中进行的。歌、舞、乐三者是古老时代集体创作的产物。在萨满“跳神”过程中 ,他和助手及众人共同吟唱的神歌 ,对患者产生了心理医疗功能。     

《格萨尔》史诗的集体记忆及其现代性阐释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牧业文明的代表作,叙述的是关于部落的历史。本文认为,在《格萨尔》史诗产生的早期阶段,尚没有专司史诗演述活动的职业化艺人。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其建构和传承由全体部落成员共同完成。职业或半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的出现,当是后来藏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产物。集体记忆时代的《格萨尔》史诗,不仅呈现出从历史化向传说化和神话化过渡的文类特征,也具有集体记忆所承载的时空要素及其与群体传承的关联性等结构形态。     

15世纪萨迦派人物传记提要——藏文历史著作总目提要之二

文章选取15世纪萨迦派代表性人物的传记,包括桑杰贝、班钦·释迦却丹、绒敦·释迦坚赞、俄尔钦·贡噶桑波、古格班智达扎巴坚赞、贡噶南杰、果沃热绛·索南僧格、达仓译师等著名萨迦派大师,介绍各传的作者、成书年代、资料来源、主要内容、版本等。这些传记反映了萨迦派各支系的兴起及萨迦派在15世纪的中兴历史,是研究萨迦派历史的重要文献。所收传记之顺序按人物生活年代编排。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壮族和谐社会建设--壮族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之一

重构社会控制体系,完善、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社会控制,是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任务。壮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先进理念,为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构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及国家赋予的自治权和立法权,注重从当前壮族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制定适合壮族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为当代壮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