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模式的考察与抉择

我国未来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模式：在启动模式上．采用多元化的启动方式;在起诉是否需经批准上。以前置审查起诉模式为主以公民直接起诉模式为辅;在起诉时机上,允许事后追惩式诉讼与事前预防式诉讼同时存在。     

行政机关行政诉权探析

囿于传统的"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诉权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中的应用。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诉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诉权符合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也可以弥补行政诉讼立法的缺陷与不足。构建行政机关行政诉权制度要循序渐进,充分考虑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也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以化解行政纠纷,维护公共利益。同时要从制度上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诉权。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债权化的思考——从委托代理角度看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

国有商业银行内行政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 ,决定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出现。要解决行政委托代理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既不能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修修补补 ,也无法通过股份化从根本上解决 ,而应该将行政委托代理转变到经济委托代理上来。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抑或行政公益诉讼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专家修改建议稿均提出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立法建议,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抑或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大部分是相同的,因为公益诉讼保护的利益是公共利益,但有的案件的固有属性是"民事",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则属于"行政"的范畴;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是实施民事违法行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是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程序构建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程序,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程序,二者在行政前置程序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两个方面有重大区别。     

行政伦理体系的委托代理分析--一种强力制约行政腐败的隐性途径

在正式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代理人(行政官员)的问题主要在于行政伦理道德观的弱化与缺失,在于行政官员寻求自身经济利益与效用的最大化,而无视自身是“公共人”这一特殊角色。正式制度中的政策法规必须要紧密结合非正式制度中的行政伦理道德的隐性制约作用,才能产生良好的遏制效果。     

反思与重构:行政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定位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衔接问题由来已久。虽然《民法典》正式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相关制度规则,但如何协调与平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间的关系这一难题仍未解决。以行政机关在"两诉"中的重新定位为突破口,可以厘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混乱局面。随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内涵应逐步限缩。以是否已造成生态环境受损的结果作为限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内涵的标准和依据:对于尚未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应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范畴之内,诉讼请求类型以预防性的行为给付型为主;而对于已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则不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应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为主导型诉讼,诉讼请求类型限于以财产给付型为主的赔偿性诉讼。而行政机关应由以预防性为主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舞台逐步向以救济性为主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舞台过渡。     

审级改革背景下委托诉讼代理的制度反思

诉讼代理的形式由民事诉讼的功能定位决定。审级职能定位改革后,民事诉讼各审级的功能定位将发生转变,诉讼代理形式也应随之变化,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结构变动为此提供了条件。应适时重构我国委托诉讼代理制度,区分审级与法院层级以采用不同代理形式,初审保留公民代理,上诉审与再审采用职业代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并采用法官指定代理作为制度补充。     

房地产交易中的委托——代理行为研究

房地产交易目前是我国经济领域出现问题最频繁的市场行为之一 ,本文试图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对房地产交易中的一些问题在经济学的范畴内进行分析 ,并根据信号理论提出相关的措施。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保行政机关的证人角色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于诉讼目的以及相关证据的特殊性,亟需环保行政机关的密切配合。无公权力保障的环保组织以及无专业技术的检察机关,均面临诉讼证据收集难的重大挑战,而环保行政机关在日常执法监管中,掌握了大量诉讼原告难以采集到的证据,具有先天的作证优势。但由于环保行政机关证人角色法律定位不明晰、相关配套制度欠缺以及存在可能阻碍作证的风险,导致难以发挥应有的角色优势。为此,以法理逻辑推理、类比分析等方法,论证环保行政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应为证人,并提出确保角色发挥作用的相关措施,以期能助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顺利进行。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出庭应诉主体不规范、出庭应诉制度目的达成不能、出庭应诉状况地域差距明显等问题,应转变对其意义解读的关注重点,从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理性对待该制度。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模式选择——兼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主模式论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模式选择要综合考量我国的司法制度、环境公益诉讼产生的背景、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应承担的角色和功能以及现实的环境公益诉讼的实施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这些因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二元并存的模式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理性选择。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主模式虽然能够化解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主模式的一系列问题,但在我国背景下不足于对环境公共利益提供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不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理想模式。     

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确立与规则建构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的法理基础是预防性行政诉讼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法定的机关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具有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法律关系、行政行为无效、事实行为违法,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行为,或者判令禁止或停止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实施的诉讼制度。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体现为双重预防性,容许性体现为规范和实践两个层面。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需要在启动要件、举证责任、适用范围、与诉前程序调适、与暂时法律保护措施对接等方面建构和完善相关规则。     

计算机租赁市场中的委托代理模型

由于计算机更新换代的速率远高于使用者对机器的更换频率，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了诸如对计算机配置需求与实际使用情况不符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以人为本的计算机租赁市场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合理地选择租赁参数，以满足各个阶层的需求；同时，还可以改善偏远地区计算机普及程度低的情况。     

家族制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家族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当前理论界容易忽视的问题,事实上,家族企业中的与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样复杂。本文简要介绍了委托代理理论,对家族企业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家族企业内的三种委托代理关系,并对本文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风险投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综合治理——传导效应研究

风险投资治理是综合治理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两重委托代理治理的总和,还应当产生风险投资两重委托代理关系之间的“传导效应”,最终实现风险资本的初始委托人（初始投资者）对风险资本最终代理人（风险企业家）间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之间传导效应的产生在于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订立契约时考虑了风险资本家侵占初始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风险资本家侵占初始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又取决初始投资者与风险资本家签订的契约。     

风险投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综合治理——传导效应研究

风险投资治理是综合治理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两重委托代理治理的总和,还应当产生风险投资两重委托代理关系之间的"传导效应",最终实现风险资本的初始委托人(初始投资者)对风险资本最终代理人(风险企业家)间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之间传导效应的产生在于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订立契约时考虑了风险资本家侵占初始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风险资本家侵占初始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又取决初始投资者与风险资本家签订的契约.     

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实证研究——基于10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构中,举证责任是重要且亟需解决的问题。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需要考虑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体、证据距离、依法行政等诸多因素。实证研究表明,法院倾向于将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行政机关。目前学界提出的行政公益诉讼区分作为与不作为、“谁主张、谁举证”的观点并不可取。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仍应坚持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具体来说,检察机关承担程序法意义上的举证义务,即提起诉讼时应提交相关材料,同时对于行政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损害关系等也应由检察机关举证,行政机关需就其行为合法性提供证据。坚持这一原则需要完善证明标准,以便对检察机关提供的起诉材料和行政机关的证据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本文从对西方现代公司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入手,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指出了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