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初婚前同居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分析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我国男性与女性初婚前同居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居民中具有初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约为10%,且这一比例在较年轻的群体中更高.在最近结婚的人群当中,同居比例达到1/3以上.根据发展范式这一理论框架,结合我国的社会情境,文章提出,人们观念的改变与制度的变化是造成我国同居比例上升最主要的推动力.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出生世代、教育程度、城市生活经历、流动经历、党员身份和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因素,对我国居民是否具有初婚前同居的经历均有着显著的影响.文章对同居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我国初婚年龄的推迟等婚姻与家庭领域中发生的变化.     

婚前同居与初婚离婚风险——基于CFPS2010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中的成人问卷数据库,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了婚前同居对初婚离婚的影响.在控制住其它影响因素后,研究发现无论男女,婚前同居都将提高离婚风险,这一结果与欧美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没有婚前同居行为的男性离婚的发生倍率是有过婚前同居行为的0.437倍,没有婚前同居行为的女性离婚的发生倍率是有过婚前同居行为的0.653倍.这主要是由婚前同居者的选择效应与较低的婚姻质量共同造成的.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上大学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基于IV-Tobit模型的估计

在估计高等教育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时会同时面临生存数据结构(Duration data)与内生性问题,以往文献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基于已有研究方法,本文设计了一种计量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将该问题等价转化为研究在给定年龄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对已婚时间的影响,从而将数据转化为一个单方向截尾的数据结构并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然后用是否在扩招后参加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用IV-Tobit模型估计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平均初婚年龄将推迟1.5年;相应地,大专、本科教育会将初婚年龄推迟4.5和6年。由于女性生育存在一个最佳的年龄阶段,因此该推迟效应可能会严重影响生育率和母婴健康。另外,高等教育对男性初婚推迟的效应大于女性,对非农业户口的影响大于农业户口,在东、中、西部地区没有差异。本文发现这种推迟效应主要是在校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顺延,高等教育并没有显著降低接受者的结婚意愿,上大学只是推迟婚姻,而不是终身不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人口与较低教育人口的最终结婚率几乎没有差异。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的高等教育群体仍然具有较高的结婚率。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降低他们步入婚姻的经济成本,延缓这种婚姻推迟的趋势。     

社会网络视角下中国农村成年男性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婚姻挤压背景下,男性拥有较多的社会网络资源是否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结识异性和获得应急性经济支持的机会,从而增加了其初婚的概率?利用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X县调查的数据,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影响18~50岁农村男性初婚风险水平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农村男性的初婚年龄主要集中在22~27岁之间,27岁以上仍未结婚的男性,其成婚的概率急剧下降,成为婚姻市场的弱势群体;男性自身的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包括婚前社会网络、个人经济和非经济特征、家庭和社区因素,往往决定着个人的初婚风险水平,一般来说,男性自身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越差,结婚的可能性越小。     

结婚年龄之制约性条件研究——平均初婚年龄为什么推迟了

在法定初婚年龄较低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呈现出一个较高的年龄段．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也处于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同时在内在因素上受结婚对象的机会成本比较、教育程度的提高、结婚成本的增加和性行为、同居现象的普遍化影响。婚姻与性及生育的逐渐背离使得结婚更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标志,而不是生理上的需要。     

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

本文应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讨论了农村妇女初次外出时间与初婚年龄的关系。所用数据来自２０００年安徽、四川省４个县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妇女的外出经历及外出时间对她们的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婚前曾经外出的妇女初婚年龄较大。婚前外出的流入地为外省或城市的妇女，初婚年龄大于其他婚前外出过的妇女。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村年轻妇女的初婚年龄。     

婚姻支付、初婚年龄与生育决策北大核心CSSCI

彩礼和嫁妆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习俗,日渐高涨的彩礼和嫁妆推动了婚姻支付的不断攀升,也对我国居民的婚姻和生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CHARLS 2018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婚姻支付对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通过运用工具变量并进行2SLS回归,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生育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更高婚姻支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更高,更容易完成婚姻的缔结,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也会更多地考虑代际支持以及父代“多子多福”期望的影响;而无法承担高额支付的个体则要面对初婚年龄推迟的风险,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则会面临更多的生育成本的压力。辅助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婚姻支付会显著降低晚婚的概率,同时会显著增加生育多孩的概率,与2SLS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将工具变量加入Heckman两步法中的Heck-IV估计结果也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分城乡回归发现婚姻支付对城乡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较于城市居民,婚姻支付对农村样本的婚育影响更大。未来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推动移风易俗的建设、降低家庭的婚育成本等方面入手,控制婚姻支付的合理区间,从而积极应对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的影响。     

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的实证探索

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呈现出明显的推迟趋势。推迟的原因是“促使变化”与“保持稳定”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对后者的关注相对缺乏。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进行实证探索,以事件史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初婚年龄存在显著的代际影响,但父亲与母亲的影响存在差异。父亲初婚年龄显著影响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初婚年龄,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但母亲的初婚年龄无显著的独立影响,且不因子女性别而变化。除了差异,父母间的代际影响又彼此联系,父母初婚早晚的一致性较高,如均为早婚或晚婚,则代际传递影响会更加明显。进一步将代际影响置于宏观环境中发现,当父亲初婚年龄与周围他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较大时,父亲的代际影响更为凸显。初婚年龄的代际传递体现了父母及家庭对于个体婚姻行为的重要意义,可视为初婚年龄变迁中重要的“稳定因素”。推而言之,代际传递影响可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变化与不变共存的现实提供解释路径和分析视角。     

北京市妇女婚姻变化的分析

婚姻和生育是密切相关的现象。从人口学角度来看,在正常情况下,结婚是生育的前提。初婚则是一生当中婚育生活的开始。初婚开始的早晚,平均初婚年龄高低,终身不婚者的比例,都是由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传统习惯所决定。它们又对生育年龄的迟早、生育子女数的多少等等起着重要制约作用。在研究妇女生育模式的变化时,不能不同时考察妇女婚姻模式之变化。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九十年代广东五邑侨乡新移民的涉外婚姻观

本文以1994年江门市及下属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市即五邑的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外国人和外籍华人)在江门市民政局登记结婚的776对夫妇资料为分析样本,讨论新移民的涉外婚姻观念和行为。希望能从一个侧面了解新移民的心态,认识其运动的内在机制。 一、婚龄差分析:大多数新移民能以较平常的心态对待涉外婚姻,也有一些人对婚姻中的非感情因素考虑很多。 婚龄是婚姻这一社会现象中男女当事人双方都会慎重考虑的因素,它关系到配偶的身体、生理健康,对婚姻质量有较大的影响。婚龄差的选择,既是双方个人意愿的反映,但更多地受到社会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 本文依据的776个新移民样本中,初婚686人(女性587、男性99),占总数的88.41％;因丧偶、离婚而再婚者90人(女性58、男性32)。其配偶的婚姻记录:初婚者517人,占总数的66.63％,比新移民初婚人数低21.78个百分点;再婚者259,比新移民中的再婚者人数多。在这776对夫妇中,双方为初婚的,有494对;双方为再婚的,67对;一方初婚另一方再婚的,215对(以新移民初婚、国外配偶再婚的情况为主,192对)。 根据776对夫妇的结婚年龄,进行的婚龄差统计,他们的平均婚龄差是9.55岁,明显高于广东省国内婚姻的婚龄差。在不同的年龄组、不同的婚姻状     

个体经济地位、婚前家庭经济差异与婚姻迁移

婚姻迁移是通过婚姻途径发生的并伴随户口变更的人口迁移。我国婚姻迁移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婚姻迁移受性别、出生地、出生年代的影响,初婚年龄的队列差别对婚姻迁移同样存在影响。个人经济地位,即个人年收入越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婚前男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更高,女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高等教育与女性婚配:基于年龄、时期和队列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利用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以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分解出高等学历对女性教育婚配的年龄、时期和队列作用,以把握三方面时间维度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显示高等学历的年龄与时期作用显著,队列效应不明显。初婚年龄对高等学历女性的教育婚配年限差始终呈正向影响,34岁左右是教育婚配差由负变正的转折点;初婚年龄对非高等学历女性的影响则表现为U型分布。高等学历女性的夫妻教育年限差随着初婚年龄的上升而变大,且增幅大于非高等学历女性,可见推迟结婚的高等学历女性未必嫁得不好。此外,两类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都展现出同质婚发展趋势,高等学历男性资源并没有被非高等学历女性占有,高等学历女性的教育婚配质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且有上升的倾向。但是,两类女性的教育婚配经历的时期作用阶段明显不同:高等学历女性教育婚配的时期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经历了"正—负—负—正"四个阶段;而非高等学历女性的时期效应单调下降,在1980年之后作用效果由正向变为负向。国内社会需要给高等学历女性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社会大众应该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婚恋问题,而高等学历女性自身也需要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全面综合地衡量结婚对象,适时进行婚配。     

妇女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的关系

<正> 结婚意味着一个新家庭的诞生,随之也产生了生育问题.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迟于法定婚龄(女20岁,男22岁)三年及以上结婚者即为晚婚,妇女在24岁以上生育者为晚育.由于各种原因,妇女初婚年龄仍然存在较大差别.初婚年龄与初育年龄、生育次数、流产次数等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国外一些关于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我国由于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别.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必然有它自己的特点.本文使用1991年10月进行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所获得的山东省的数据对妇女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定量分析,并分别就城乡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涉及山东省的十个县市的1440个完全家庭.调查向我们提供了每个家庭妇女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生育次数、流产次数等数据资料。以下分别加以讨论分析.     

新婚夫妇避孕使用决定因素的研究

70年代由于中国成功推行晚育政策,初婚夫妇婚龄较前明显推迟。然而自80年代以来,初婚年龄又出现提前趋势,初婚与初育间隔也有缩短趋势。调查表明,新婚夫妇婚后不用或未能使用有效的避孕措施,生育率会有明显的上升。因此,落实好新婚夫妇,尤其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初婚:性别视角的研究

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从性别视角系统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初婚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在理想初婚年龄方面,婚姻讨论网络成员的数量、质量,尤其是网络成员的平均理想初婚年龄对农民工理想初婚年龄的延长有显著影响;在初婚行为方面,婚姻讨论网络成员的数量可以降低男性农民工早婚的风险。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理想初婚年龄的延长和降低早婚风险也有一定影响。     

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     

平均初婚年龄下降的原因及其对策探讨——对如东县567对初婚夫妇的调查

当前,我国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早婚或不进行婚姻登记就非法同居的现象,研究妇女初婚年龄变化的原因及其对人口生产的影响,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在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如东县进行了调查。如东县位于江苏省东南部,有59个乡、镇、场,总人口110万。1988年6月,按照分层、等距抽样的原则,对该县南坎乡等8个单位,1982年5月底结婚的全部初婚夫妇进行了调查,     

城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生殖健康状况比较研究——基于全国四个城市的抽样调查

比较城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及对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正确的生殖健康教育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使用自编调查问卷,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式对四个城市年龄介于20~35岁间的3 282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的家庭背景要显著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中未婚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中有男/女朋友及同居的比例均低于非独生子女;未婚的独生子女理想的结婚年龄及已婚的独生子女初婚年龄均高于非独生子女(P<0.05);独生子女对婚前性行为持无所谓态度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但实际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低于非独生子女(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男性、25~29岁年龄段、在婚者,以及北京地区的研究对象更倾向于赞同婚前性行为(P<0.05),而生殖健康知识来源于父母的研究对象更倾向于不赞同婚前性行为(P<0.05),与是否为独生子女无关(P>0.05)。虽然城市青年独生子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好于非独生子女,但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与是否为独生子女无关,而与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是特定时期青年人的共性。作为社会变革时期的城市青年(包括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他们同样需要关爱和帮助,使其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