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庄子散文的意境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散文以其浓郁的诗意为后人所称道。清人吴世尚说:“余观《庄子》十余万言,……盖深合乎大《易》尚象之旨,而时出没乎风人比兴之辞。”“《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老之妙得于《易》,庄之妙得于《诗》。”(《庄子解·序》)近人施章说:“《庄子》一书,如其用哲学的眼光来读,不如用文学的眼光来读。因为庄子看宇宙是充满了生命,一草一木,以至一架髑髅,庄子对之都能发生同情,而幻想出他们的生命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态度。至于庄子本人,也常常用文学的技术来表现那样高超的意境。”(《庄子新探·自序》)闻一多也说:“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     

《江南春》诗主题辩

杜牧是极推崇韩愈的,他受韩愈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在《读韩杜集》诗中说:“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说:“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他的文学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答庄充书》)。这和韩愈的文学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是一脉相承的。韩愈对佛教的斗争是十分坚决的,宪宗元和十四年陕西凤翔     

试论《尚书》中的领导统御思想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它记录了春秋以前历代的许多重要史料,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荀子·劝学篇》说:“《书》者,政事之纪也。”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也说:“《书》先王之事,故长于     

《诗经》与《汉乐府》的婚姻爱情诗比较

婚姻爱情被称作“文学的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司马迁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竞竞。……可不慎与?由此可见,司马迁已睿智地意识到婚姻爱情在文学中的重要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叶燮形象思维论初探

清代初期的文学理论家叶燮,在他的《原诗》中,对于文学的形象思维问题,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认真研究叶燮的形象思维理论,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形象思维以及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在《原诗》中,叶燮明确肯定,文学创作主要是形象思维。他说:“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盖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随我所触而发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为至     

萧统文学思想新论

一日本汉学家清水凯夫教授在《<文选>编纂实况研究》一文中提出:昭明太子并非《文选》编纂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太子亲信刘孝绰是最有力的编纂者”,“《文选》是据刘孝绰的意志来选录作品”的。这是一种新的见解,如能加以实证,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清水凯夫教授虽然提出了一些旁证;但正面的、直接的、实质性的依据却一条也没有。因此,他的看法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某种难于落实的可能性。再说,清水凯夫教授也承认,实际上太子的文学观与刘孝绰的文学观“尽管两人的表现手法有些不同,但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不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仍然可以一如既往地认定,萧统的文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文选序》、《陶渊明集序》、《答晋安王书》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等篇章,并表现于他选编或主持选编的《昭明文选》对诗文的选择与编纂。这些当然仍是我们研究萧统文学思想的主要的乃至全部的依据。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

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庆历元年他始识欧阳修时,欧便“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说:“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他并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他曝书得王安石《许氏世谱》,忘其谁作,说“介甫不解做得恁地,巩是曾子固所作。”(《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引)无独有偶,在知贡举时,他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关于茅盾第一篇文学论文辨

关于茅盾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众说不一,现予以比较:其一,叶子铭、孙中田说。叶子铭在《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中说:“茅盾最早的文学论文”是《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孙中田在《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中说:“茅盾在他早期文艺论文中”,即“在他一九二○年写的《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中,……云云。     

《论语》中的道德教育问题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他的语录集——《论语》一书,主要讨论的是道德教育问题,仔细研究起来,在今天仍有很重要的意义。 孔子很少谈到人性,所以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但他并非完全没有研究过人性,他曾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承认人性无所谓善恶,人性的不同是后天习染的结果,但他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这就自相矛盾了。不过他主要是从“习相远”的观点出发,即从人性的后天可塑性出发,建立了他的一套德育理论。 孔子的道德论中,“仁”是核心。《说文》:“仁,亲也。从人二”。段注;“会意,中庸日,仁者人也”。换句话说,“仁”表示人与人之间亲密相处的道德总原则。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及其散文

1918年,周作人曾写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文,提出“人道主义”的要求,号召创作“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与贵族文学,在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五四”前后,他也写下了不少随笔、杂感、小品等文章,后来结集为《自己的园地》(1923年9月初版)、《雨天的书》(1925年12月初版)、《泽泻集》(1927年8月初版)、《谈虎集》上、下卷(1928年1月初版)、《永日集》(1929年初版)等。     

孔子论“乐”三题——孔子思想探索之五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对丘治“六经”之说,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孔子是不会把自己整理、编定的书尊之为经的,且这些书也不可能是孔子单独完成,在他之前,己有“六艺”之存在,但他在成书的过程中贡献最大,这应当是无疑的。二是,“六经”云云,其实只有五经。《乐》经是本来就没有呢,还是秦朝焚书而亡失?今文经学家断定“乐本无经”,古文经学家则认为“至秦焚书,乐经亡。”孰是孰非,要待有新的史料发现,方能论定,但似乎“亡失”之说更近乎情理。《乐》经之不为人所见,确实给我们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本文仍以《论语》为本,参照有关文献,对孔子的有关“乐”和“乐教”的思想,作一些新的探索。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巫咸事迹小考

巫咸是一位著名古代人物,却未见有关他的专文,盖因史料阙佚,无从考知其全貌。我这里只据先秦和汉代流传下来的零星资料勾稽他的二三事。《太平御览》七九引《归藏》:“昔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曰:‘果哉而有咎。’”认其为黄帝时人。《太平御览》七三引《世本》宋注:“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医。”又认其为尧时人。黄帝和尧系传说人物,为黄帝占筮的那个巫咸和为尧医病的那个巫咸自不可确信其必有。《书序》有“伊陟赞(告)于巫咸”,《周书·君奭》曰:商王太戊时“巫咸乂(治)王家”,《史记》的《殷本纪》、《天官书》、《封禅书》     

孔子论仁的思想

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他的论仁的思想。我们研究孔子学说,入其堂奥,究其底蕴,就必须研究他的论仁的思想。“仁”字的原始含义是什么?《说文》云:“仁,亲也,从人,二声。”刘师培《理学字义通释》引《说文》训仁即“从人二”,并说:“人二,犹言二人也。以“人必合两人,而后见人与人接,仁道乃生。”又郑玄《中庸》注在“仁者,人也”下云:“人读如相人偶之人”,即以“相人偶”释仁。“人偶”是汉代的一个常用词汇,宋翔凤《过庭录》解为“相尊敬”的意思,阮元《研经室集·论仁》则认为是“尔我相爱之辞”,     

简论孙奇逢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 ,他的《易》学思想不仅把“本来之《易》”视作“天定之象” ,把“圣心之《易》”、“《易》书之《易》”视作“模写”之像 ,从而摆正主、客观的本质关系 ,而且 ,于学《易》之人而言 ,他尤其强调将“本来之《易》”和“《易》书之《易》”一概化而为“在我”之《易》 ,从而使“易”成为人们具体立世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导。他的这个思想很实际 ,也很精彩 ,学《易》者如此 ,实际上人人都当如此     

谈《论语》的文学语言特色

《论语》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开端。刘熙《释名·释典艺》中曰:“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已所欲说也。”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由此可见,《论语》是一部重点记叙人物言语的书。“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因此,研讨《论语》的语言特色(特别是对话语言),是研究《论语》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史记》价值论论纲

《史记》原名《太史公》,这就是说,它本来与《庄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之类是一路货色,专门阐述自家哲学思想的。但史公何以不学庄、孟之徒,写一部空谈哲理的书呢?据他自己的解释是:“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确实,倘若我们能对他所写的那些“行事”稍作“深切著明”的分析,则将看到他的价值观在《史记》中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艺术表现。 一、崇尚生命价值。先前,我们总不解史公这个治过《公羊春秋》,尚耻观念的极强的人,何以要自请官刑,忍辱负重地苟活于世而不能象屈原一样“杀身成仁”?有人解释说是意志坚强的表现,但这很难令人信服:据此逻辑,屈原就不坚强了么?其实这是史公崇尚生命价值的表现。     

读郑樵《通志·校仇略》

<正> 《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是郑樵“会通”学术思想在史学编制上的最根本的反映,其中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而《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三篇又是他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通志·校仇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论著,虽然从书的名称看,此书是关于“校仇学”的,但它是目录学理论的专著,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目录学的原理和规则。在书中郑樵第一次明确了治学、图书、类例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通过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了目录学的任务,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红楼梦》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色

现代主义文学具有杂揉化、“元小说”化、神话化、魔幻化、未完成性、象征性等多种特色,在内容上也表现为对人的命运以及人与他所处的生存环境之间乖谬关系的关注,这些特点在《红楼梦》中也有所体现。正如博尔赫斯能视韩愈为卡夫卡的先驱者、《获麟解》“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一样,我们也可视曹雪芹为现代派的先驱者,《红楼梦》“或多或少”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色。《红楼梦》与现代主义文学在“形式”“调子”和“思想”等方面都具有不少的“相似”之处。《红楼梦》对“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打破”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