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我们是否夸大了"裂变"?

新诗与古典诗歌不同,新诗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对这种"裂变"和"差异"的过分夸大导致了某些新诗人漠视传统诗歌文化,追求"从我开始"的"弑父"式写作,从而造成处于"无根"状态的新诗创作永远在低水平上徘徊。新诗以自身的"新"的"传统"丰富了中国诗歌传统的内涵,但它依然是中国诗歌传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中国新诗具有两种"传统":其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其二是新诗自身的传统。一方面,新诗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与古典诗歌建立着联系,另一方面,新诗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新诗在创作主体、文本、形式等方面均已获得自由、独立的形态。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体制化想象的质询与诗性的有无--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为“事件核”重返新诗发生的现场,以新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和方法,从新诗研究主导性范式难以关注的层面,质询那业已形成的新诗体制化想象,不仅重新开放了新诗研究的问题空间,也更新了社会学的方法.然而,这种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诗性也有讨论的必要.     

"新"与"旧"的纠缠——早期新诗合法性再认识

“新诗”外部空间合法性的争取,首先要面对的是古典诗歌传统投下的巨大阴影。胡适等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一种决绝的方式,才能为初生的“新诗”争得一席立足之地。这种决绝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断然宣布“旧诗”“死刑”,剥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分别从创作实践和观念演绎两个向度,大力张扬“新诗”之“新”。而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的声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一项难以实现的诗学规划——闻一多"三美"主张新论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新诗史上表述最完整、最有系统性的有关新诗形式建设的规划与方略。不过,对于以现代汉语为基本的语言体系,以现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为特定文化语境的新诗创作来说,“三美”主张实现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     

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

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了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经典诗歌”的建设。     

传统诗词样式对现代新诗的"比照"效应及其意义

新诗诞生以来,由于对传统诗词样式持比较严厉的态度,传统诗词的创作极度弱化.传统诗词样式不仅可以作为现代新诗的必要补充,而且可以对现代新诗产生积极影响.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的"比照"效应还具有双向性,现代新诗也可以反过来促使传统诗词样式发生"新变",从而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推动中国诗歌的积极发展.     

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以文论"失语症"和新诗"西化"说为个案

合法性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把合法性概念引入文化理论话语及其论争的分析,有助于揭示这些话语及其论争复杂的文化意义。晚近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汉语新诗的理论话语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说法,尤其是以下两种代表性的理论:中国现代当文论“失语症”说,汉语新诗“西化”说。这两种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同时,表露出一种对现代文化认同的深切焦虑。这种焦虑近代以来一再出现,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文化认同问题。通过对“重新传统化”与“本体安全”关系的分析,可以展现回归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当代建构的复杂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文化认同观。     

"选本"之中的读者眼光--以《新诗年选》(1919年)为考察对象

新诗作为一种实验的产品,就是要打破阅读与写作之间的成规性认同,呼唤一种新的“阅读程式”。以1922出版的《新诗年选》为个案,可以探究出其编者对读者“阅读程式”的塑造意识是如何渗透到具体诗选的编辑策略当中的。《年选》评语所体现出的,则是另一种阅读的逻辑,即借用“传统”的权威,为新诗提供阅读上的参照。正是在阅读、评价标准的缠绕中,新诗的成立受到了两种冲动的约束:一是对既有的诗歌想象的冲击,在文类规范外追寻表意的可能;一是某种与传统诗艺竞技的抱负,即:它要在白话中同样实现古典诗歌的美学成就,这造成了“新诗”合法性的基本歧义。     

“非古”思想与白话诗呈现

作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白话诗是文字与文体革新的载体。通过“非古”与“旧诗”成功“断裂”,白话诗彻底开辟了新文学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白话诗面临“断裂”之后艺术经验的贫乏。从整个新诗发展历史来看,新诗不断表现出对“旧诗”艺术经验的回望和吸纳,说明传统诗歌经验在不同阶段会通过不同方式参与新诗现代化进程,因此“非古”只是新诗诞生初期也即“白话诗”时期的一种思想策略。     

论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创作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最早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他的新诗理论与创作，不仅是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的一种中介形态，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美学意义。因此，全面地透视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创作，对于我们科学地研究２０...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论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书写

流浪是文学书写中的传统母题,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主要体现为远方的追寻者、徘徊的怀疑者及无力的漂泊者三个方面。正是在“茫然的时代”“异质的文化”和“艰难的寻根”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书写呈现出了一定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此外,朱英诞还以诗意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回答了如何面对和解决流浪这个命题,即诗意地栖居与冷静地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