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绝望与超越绝望——鲁迅《野草》和梁实秋《雅舍小品》生命哲学比较

鲁迅的《野草》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都充满对生命执着的探寻,大体来说,鲁迅的生命哲学是向下扎根,具有深刻性、真挚性;梁实秋的生命哲学是向上飞升,具有超越性、平和性。《野苹》是鲁迅对黑暗社会“绝望”和“反抗绝望”的刻骨铭心的生命箴言;《雅舍小品》则是梁实秋对现实社会“绝望”从而“超越绝望”的从容典雅的生命诗篇。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体现为韧性战斗精神,是执着现在的现实主义。归根结底是“真”,真中有善,是一种大善;梁实秋“超越绝望”的生命哲学体现为儒雅为业,是执着现在的理想主义,溯本探源是“善”,善中有真,是一种本真。     

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与哈代共、异性探析

鲁迅与哈代这两位伟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清醒的悲观与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在其各自的代表作《阿Q 正传》与《德伯家的苔丝》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当然,鲁迅的悲观更多是现实的、历史的,哈代则更多是哲学上的;鲁迅的笔法是内热外冷的极简约的反语风格,激发读者对现实强烈否定和激烈反抗,而哈代的笔法则是外热内冷的细腻的诗化风格,激发读者对生命保有深广的关怀和理解.     

鲁迅与嵇康的精神契合和位移

鲁迅和嵇康在精神特质上的相似 ,已为鲁迅研究者所注视 ,但其剖析似乎不够翔备。该文通过三个方面 ,即思想的“承传”与“化解”、现实的“挣扎”和“反抗”以及精神的“绝望”和“希望” ,对两位文化奇人作了比较     

荒原与旺火——鲁迅、沙汀批判“看客”所持价值立场之分析与比较

该文以鲁迅和沙汀笔下“看客”的生态景观为基点 ,探讨两位作家在“看客”问题上所表现的不同价值立场。鲁迅面对“看客”的“荒原”景观延展他一贯的“绝望战斗” ,悲观而执着地在形而上层面把守“意义”的关口。沙汀则凭着他对生活的那份“信赖”热情而小心地拯救“看客”身上余留的“情感”火种。鲁迅的“荒原”意识是他的理想主义、悲观主义和清醒的现实主义交合的一枚果实 ,沙汀的“旺火”信念则是他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立场的具体表现     

论鲁迅与曹禺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与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佼佼者,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与其他作家直接在文章中发出悲叹与呼吁不同,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悯意识,并且这种悲悯意识是以一种潜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     

无意义的抗争--国民精神改造中鲁迅文化心态之管窥

终生着力于国民精神改造的鲁迅的心理状态其实是经历了一种由“有”(包括肯定形态的希望和否定形态的绝望)到“无”的过程,这是因为他十分清楚于国民性“劣”象背后的“根”性,以及自身颇深的佛学素养所致。然而对鲁迅来说,他虽然看破了世事运作的真相,但在看破后并没有陷入一种悲观或虚无之中,而是在这“无”中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我只得走”的过程中实现生命的价值。那么,正是在情感上的“哀”与“怒”和在思想上的“不齐”与“为”这两股合力的推动下,二十世纪中国最痛苦、最孤寂、最无聊的灵魂,无所谓希望,无所谓绝望,就这样,无意义地抗争着。     

绝望的反抗者——论鲁迅与卡夫卡的精神世界

中国的鲁迅与奥地利的卡夫卡虽处于不同的时空,但是他们都能够超越时代语境,对人以及人的生存处境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并深刻地思考了20世纪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出路何在等问题.绝望与反抗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是两个彼此矛盾的对立统一体.鲁迅与卡夫卡在个人经历、精神气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正是他们精神世界中的绝望与反抗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从绝望开始“向死而生”的抗争?--关于鲁迅生命“回心轴”的哲学思考

鲁迅精神已经是中华民族精神“回心轴”上的一个关键性定点。鲁迅生命的“回心轴”是生成于鲁迅在人生绝望之海的洗礼碰撞中,本真意义上一次探底式的生死抗争;是生成于近代以来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的瞬间裂缝中,各种新旧力量为争夺“权威”的中心舞台而展开殊死搏斗的混乱中的一个奇迹。鲁迅精神之所以成为民族的“回心轴”,是因为他不仅在历史的高速旋转的漩涡中准确的介入了“那个不动的轴心”,参与并融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区,并且开拓性的扩展延伸了民族精神新的生命生长点。鲁迅精神的“回心轴”指向既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今天在民族复兴的当口,我们只有整体上及时而精准的承接好鲁迅生命“定点”的把手,重新唤起民族精神生命“回心轴”的新一轮探寻与澄明,以及由此展开“定点”式的决断行动,才能够躲过卷入历史虚无“黑洞”的危险。     

穆旦诗对《野草》中怀疑精神的历史传承

鲁迅和穆旦都生活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期,鲁迅的创作高峰期在"五四"前后,那个时代是怀疑一切的时代;穆旦则经历了抗日救亡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及文革时期,他所处的时代则是不容怀疑的时代,他们都发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怀疑之音,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和穆旦诗都具有怀疑精神,因此,《野草》的怀疑精神的历史语境具有传承性就成为可能。     

《野草》与鲁迅个体精神的复杂性

《野草》是鲁迅个体精神复杂性最典型的显露,光明和黑暗、绝望和希望、出世和入世,这样的二元对立在《野草》中全面展开,显示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多层面。从谱系学角度读解《影的告别》,可以看到鲁迅的四重主要的影,也就是四种有生命力的精神：儒家,道家,佛教,西方式个体精神;这四种大的文化多元共生,取长补短,共生生长出鲁迅的精神。鲁迅在《野草》中显示出这样的两面性：绝望的虚无感与反礼教精神;同时他对传统文化又是肯定的。     

试论鲁迅笔下的“逆转型”孤独者──兼谈创作主体的深层意识

本文认为，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存在一类逆转型孤独者形象，他们在社会现实中处于先觉者和被压迫者的尴尬位置，有着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和悲凉心态。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绝望的抗争”精神。“绝望”体现的是鲁迅思想的深刻和清理，“抗争”显示了鲁迅执着于现世和勇于自我牺牲的伟大人格。     

《野草》与基督教

鲁迅本人深受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他《野草》中的哲学思想有基督教因素。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一从鲁迅对耶稣形象重塑角度来看鲁迅的描述与《圣经》记载的似与不似;二看鲁迅对地狱的想象和对语言遭扭曲现象的考察背后的基督教因素;三是分析“过客”哲学与天国哲学乃至基督教“过客”精神的关联;四是论述《野草》反抗绝望后重回信、望、爱这些神圣价值之思路及其与基督教观念的联系。通过这样的探讨,可加深对《野草》哲学思想的理解。     

鲁迅与茅盾间的默契和影响

共同的早年经历 ,使得茅盾对鲁迅的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种天然的默契。他们的一系列创作表明 ,对于被人群摧残的个人的移情 ,正是他们灵感的泉源之一。茅盾与鲁迅屡屡地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徘徊 ,绝望与希望的对抗在鲁迅与茅盾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组巨大的张力。把“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联系到他们对小品文的思考上 ,茅盾欣然表示了对鲁迅的赞同。在“直译”的问题上 ,茅盾不仅与鲁迅的立场完全一致 ,而且还对“直译”的内涵做出了颇精辟的解释     

“彷徨”中的“呐喊”──鲁迅的创作历程和精神追求

本文追踪鲁迅小说从“呐喊”到“彷徨”的创作历程，探讨了鲁迅矛盾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伟大人格和精神世界。认为鲁迅小说由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性审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失望和弃绝，而充满绝望与反抗绝望的紧张感，并将鲁迅小说的创作形态熔铸成了“彷徨”中的“呐喊”。本文还探讨了鲁迅小说中未来理想的道德意义。     

心灵的颤动——浅谈鲁迅的复仇观念

鲁迅的复仇观念是复杂而深刻的。就复仇手段来讲,面对社会丑恶势力,鲁迅讲求“以暴抗暴”的武力复仇方式;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鲁迅讲求形而上的精神复仇方式。同时鲁迅陷入了复仇的精神困境,一方面主张坚决而彻底的复仇,强调复仇的韧性与坚持不懈;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复仇”主张的怀疑感和复仇意义的虚无。     

论《野草》的生命哲学思想

鲁迅《野草》所蕴涵的生命哲学思想，是鲁迅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野草》是对灵魂的一种逼视，凸现了作者心灵深处的爱与苦痛、悲观与绝望。《野草》立足于大地、人间和人的心灵。     

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张爱玲的小说在精神上深受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传统与“言情”传统的影响。她的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契合之处在于共通的对于世态人情的兴趣,同时,由于对末世的绝望和对人性的悲观,它们都得出了世情虚无的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言情经历了“怀疑———肯定———彻底幻灭”三个阶段,在赋予“情”以正面意义时,它企图依靠言情以超越、抵抗世情的虚无,这与言情传统相当契合,但由于“情”的力量极为脆弱,言情最终被世情吞没,从而使得她的小说最终走向对“情”的彻底幻灭。     

逆境中的乐观与悲观——1927年鲁迅与茅盾心态之比较

运用比较的方法,对照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与鲁迅的心态,可以看出鲁迅能在逆境中表现出乐观与从容的原因在于鲁迅在本质上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人生阅历且已习惯独战的思想家,既能为追求真理对自己的思想作深刻的反思和明快的否定,又对社会现实和革命前途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敢于“反抗绝望”和“作绝望的抗战”。这是鲁迅的过人之处,也正是当时的茅盾所缺乏的。两位文豪的情感心态与他们的政治心态也有密切关系。     

《儒林外史》与黑色幽默

《儒林外史》被鲁迅称作是中国讽刺小说的杰出作品。但是,鲁迅所说的讽刺与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讽刺是有区别的,把《儒林外史》看成是幽默小说更具合理性。《儒林外史》的幽默是悲伤、冷峻、绝望、荒诞的幽默,和美国文学流派中的“黑色幽默”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过激的心理反应。     

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悲剧感流变的审美线索

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的人文理性进行了怀疑与反思,产生了悲剧内涵中形而上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同时体现在对上帝救赎的怀疑上。“哈姆莱特之谜”暗示了对理性的否定;李尔王、麦克白身上的厌世情绪进一步加深,充分显示出上帝缺席时的虚无感,悲剧的绝望达到顶峰;《雅典的泰门》则体现莎士比亚对自己的绝望所做的最后一次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