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纂异记》研究

李玫以忧世、兼济的儒家情怀和佛道思想创作了《纂异记》,将满腔的悲怨融入其中。《纂异记》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在情节内容、主题、人物、叙事等方面对其前期传奇小说都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达到了圆熟的境地。     

比较视野中的唐传奇叙事学分析——以韦瓘《周秦行记》文本分析为中心

将唐传奇《周秦行记》置于和巴金的《复仇》和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舞会以后》的比较视野中可见:《周秦行记》、《复仇》、《舞会以后》均为故事套故事结构,《周秦行记》叙事策略不同于其他二者之处在于:不仅构造了谈论话题的场所,而且由于特意忽略了时空差异,让不同时空的人物和事件聚集在同一个时空中,讲述了若干个故事,从而产生了在某些方面可以按照现实中的感情、人情事理逻辑来接受,而在某些方面又似乎颠覆了现实逻辑的神奇蕴藉。此外,叙述者与人物塑造合二为一,叙述者在叙述和描写的同时也刻划自己的心理和性格,以及诗词入小说等方面,小说作者均有出色处理。《周秦行记》中的艺术现象在中外古今的叙事文学中都是非常珍贵而独特的,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断发记》版本、流传及作者考辨

明代传奇《断发记》,明清戏曲总集、合集未曾收录,现仅有万历十四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一种,藏于日本,已是孤本。而且,该本没有明确标署著者姓名,前后亦无序跋,论者难以了解其创作意图、作者生平甚至创造年代,加之明清《曲品》之类著作的有关品评传抄有误,因而上述问题,学界分歧不小。根据《断发记》的内容和李开先的创作经历,可以推断其作者并非李开先,应是明朝初年无名氏的一部戏曲作品。     

陆机《洛阳记》的流传过程与历史价值

在我国古代城市史志中,时代较早的有《三辅黄图》、《洛阳记》、《关中记》、《邺中记》等。《三辅黄图》记载范围较广,是以秦汉的三辅地区为范围,包括当时的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也就是今陕西省西安、咸阳及附近地区。《隋书·经籍志二》谓“《黄图》一卷,记三辅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事”。《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因三国时魏人如淳在《汉书注》中征引过,所以人们认为此书撰成于东汉末以前。但今本《黄图》,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是汉魏间人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是梁陈间人作,程大昌的     

《拾遗记》创作的神奇化追求

尚奇猎异是一种人类的审美需求。受时代风气影响,六朝志怪小说大量产生,并体现和追求着奇异之风。作为六朝时期“拾遗”体志怪的代表作,《拾遗记》的神奇性审美追求更典型。笔者经过对《拾遗记》文本的细致分析、归纳和论证,认为《拾遗记》的神奇化审美特征体现为神异性和奇异性两大类。在具体内容上则通过大量、生动的神奇的人、事、物乃至异域的记叙描写来实现。     

《登科记考补正》新增进士史料辨析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增补进士时存在对徐松《登科记考》的史实错误未予纠正、解读墓志史料不够严谨以及仅以方志为史料依据确认进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登科记考》中遗留的一些进士身份真伪问题没有能够解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错误。     

清传奇水浒剧《偷甲记》价值观念述略

敷衍小说《水浒传》故事的《偷甲记》是清初重要的传奇水浒剧。与《水浒传》相比,该剧虽然在思想观念上依然是褒扬忠义,但在某些细节上表现得更加复杂和深刻。《偷甲记》中梁山人物在价值观念上具有助行忠义、热衷政治和建功立业的共同特征,但几类人物之间仍存在微妙的差异。该剧明确提出了奸臣作乱于内是梁山聚义的重要原因,梁山人物对＂盗贼＂身份亦有了全新的认识。《偷甲记》继承了明代水浒戏士大夫化的价值取向,忠孝节义和功名事业依然是梁山人物的核心价值观。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及创作年代辨证

通过对<洛阳伽蓝记>、 <魏书>、 <北齐书>、 <北史>和隋唐有关文献的考察,街之应为"杨"姓.从<广弘明集>衙之小传和晋唐记载人物籍贯的体例分析,衙之的籍贯应指西晋时期的幽州北平郡.街之的生平及仕历,从现存的史料大致知道他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洛阳伽蓝记>的创作当始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约至武定五年(547)的七、八月之间完成.完成此书大约用了五年的时间.记载人文地理的"<庙记>体"地志著作对<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影响应引起学者的重视.     

明传奇《金丸记》与藏戏《苏吉尼玛》、《卓娃桑姆》之比较

通过对明传奇《金丸记》和藏戏《苏吉尼玛》、《卓娃桑姆》进行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解析这三部题材相近的藏、汉戏曲所蕴含的优美人性,从而探究藏、汉民族在文化精神上的共性和特性。     

《任氏传》中妇女形象的意义

狐妖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唐代其面貌已有明显改观.作为唐传奇的压卷之作,<任氏传>开辟了人狐恋小说的先河.狐妖任氏的美丽善良、聪明机智,对爱情的忠贞不二,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从总体上看,作品着意突出狐妖任氏人性化的一面,借写狐妖来写入,已具备了有意创作小说的自觉意识,在艺术上发展得比较丰富和成熟.<任氏传>的成功,标志着狐妖小说沿革至唐传奇时已经摆脱了创始期的那种幼稚状态而逐步走向成熟.     

《长恨歌传》作者稽疑与断想

《长恨歌传》是唐代传奇中名篇之一。自古以来就被认定是陈鸿作品,人们对此也坚信不疑,但事实上疑点颇多。本文从《长恨歌传》版本流传、歌”与“传”的关系、陈鸿其人及其作品内容等方面进行考察与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断想:《长恨歌传》的作者当为演唱《长恨歌》的歌女。     

花间词意象特色论

花间词在意象的选材、组合与描述上有鲜明的特色。在选材方面,花间词主要由两大意象群构成,以花鸟、草木为代表的自然意象群和以女性为中心的身体、服饰、闺阁意象群。意象组合的特点表现为意象密集程度高,艳丽意象出现的频率高,意象组合相互模仿性强。在意象描述方面,花间词中复合意象有轻柔性、艳丽性、残破性、阻隔性等四种常见特征。     

郭象的性分论及其理论吊诡

郭象的性分论即是自性论,在内容上包括:物各有性,性各有极;性分自然,内外相符;习以成性,强学矫性;得性为是,失性为非.郭象对事物自性的探讨完全立足于现象经验层面,以性分言自然、言习学,并将之运用于对人的社会角色和现实社会秩序的解释.虽然性分论是郭象哲学中独具特色的理论,但其本身并不圆融,而是内含着性分的先天决定与后天形成、性分与习学、仁义作为普遍之性与特殊之性的三大理论吊诡.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现存问题及其制度完善

土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基础,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最重要的是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促进农业发展。现阶段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基本上还处在一种无序状态,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要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从加强土地流转的规范管理、建立市场中介组织等多方面完善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河北涉县地区女娲信仰圈的形成

信仰圈的形成是某一大神在一定区域内影响力的标志,也是俗民神灵信仰的组织结构方式。女娲是涉县地区的主神。涉县全境存在着大小不同的以“社”为单位的祭祀女娲的组织,具备了信仰圈形成的五个基本要素,最终以中皇山娲皇宫为核心形成了女娲信仰圈。女娲信仰圈的存在说明女娲自古至今在当地对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影响,百姓最终将女娲看作是“天地全神”。     

浮出历史地表——妲己形象试说

在中国历史上,妲己被看作邪恶的代表。通过对史实的考察,笔者认为这种论断有失公允,史籍记载中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失真的一面。这一形象的塑造,是周朝统治者为论证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对商纣王和妲己的"残暴"进行的刻意渲染;是后世史家为了告诫统治者以史为鉴,吸取殷纣亡国的教训,对历史事实进行不断夸大的结果;同时也是古代女性命运轨迹的一种反映。     

嵇康阮籍哲学新论

嵇康和阮籍通过“齐是非”而凸现了个体的自然本性的本体地位,通过“齐万物”使个体本性获得更为普遍的诠释,又通过“齐物我”的方式揭示了一种本体——境界理论以及“无心守志”的功夫理论。从动态的眼光来看,嵇、阮哲学是玄学“性”本体论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女娲、姜媛神话的文学书写

女娲和姜媛神话的文学书写以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宏大政治意识表达对圣王英雄的颂扬,保留着神话本有的神圣性特征;后期则流变为卑微文人意识中的消极退避与孤愤情怀,具有抒情性特征.女娲和姜媛神话后期的文学书写,代表了神话之抒情性意义建构的两种模式.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试析初唐史家令狐德棻的“调远”说

初唐史家令狐德棻针对齐梁以来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内容贫乏、情调低下、风格柔靡等不良倾向,提出了“调远”说,要求创造一种内容充实,情思高远,风格刚健的文学作品。“调远”成为贞观时期文学创作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