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与秦汉派唐宋派关系重估

徐渭历来被看作秦汉派的反对者和唐宋派的支持者 ,但是在散文创作应该以何者为典范的问题上 ,其取径同于秦汉派而异于唐宋派 ,因而关于徐渭与二派关系的定论是不够准确的 ;徐渭对二派的私人态度与学术态度存在着严重错位 ,这一错位是由其内心积久而成的知己情结和逆反心理造成的。倾向于从徐渭私人态度出发来把握其学术态度的思维定势是长期以来不能正确把握他与二派关系的原因所在     

试论徐渭诗歌的命运主题

徐渭内心终生纠缠着一种“命运情结”。最为重要的是 ,这一情结已被内化为观照世事人情、探究人生困境的思维方式 ,徐渭诗歌就是这一思维方式的集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 ,徐渭诗歌贯穿着咀嚼命运悲苦、反思命运悖论和抗争命运压迫的沉重的命运主题 ,这一主题正是徐渭诗歌在每个不同历史时期都能引起一部分坎坷之士强烈共鸣的思想底蕴所在     

徐渭超越三教的哲学思想

徐渭不仅是文学家、艺术家,也是明代思想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徐渭年轻时即深受王学影响,热衷于哲学思考。他在"三教合流"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徐渭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论中》等文章及其文艺创作中。他彻底打破了儒、释、道三教的界限,主张以"道"统摄三教,以哲学的眼光审视三教。他的文艺思想公允而少偏激。徐渭的思想虽然深刻,却未能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只能将艺术作为精神的避难所。     

晚明书法转型与中国早期近代化

在近年的文史哲与艺术等学科的研究中,晚明时期被越来越清晰地描述成一个历史转型期。在书法史上,徐渭和黄道周为代表的书家的作品同样具有这种转型性特征。本文借鉴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勾勒了晚明时期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特征并对应晚明书法的转型性特征,认为这股书法潮流与当时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某些特征是相一致和互动的。     

徐渭散文张力论

徐渭散文的古奥语体与尖锐情感、网式结构与真实情感、短截体制与深邃情感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张力运动,这一运动形成了其散文特别是前期散文的郁勃风格.以此而论,徐渭散文所可看重者,不独在于后期一直为人们所推崇的小品文,其前期富有张力的散文同样也具有重要价值.     

祢衡:老年徐渭的少年情怀——兼《狂鼓史》系年考

关于徐渭《狂鼓史》的写作年代,至今争议不定.徐渭究竟何时写作此剧,关系到对此剧主题动机的解析.分析徐朔方、骆玉明所代表的不同推断,以徐渭的相关诗文作品和《狂鼓史》文本相参证,推断徐渭是在完成塞北之行后,回到绍兴(山阴)创作此剧,徐渭不仅在历史人物祢衡身上找到了深刻的自我认同,而且将祢衡作为他晚年孕育出的少年情怀的象征.在《狂鼓史》中,祢衡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而是一个超越岁月的意气超迈的“少年徐渭”.     

徐渭为"公安派先驱"说质疑

在公安派形成之初和鼎盛之时,公安派作家不知道徐渭为何人,也没有读过徐渭的诗文,因而徐渭对公安派的形成和盛张其实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袁宏道识出徐渭时,公安派的创作高峰已过,在此之后,其以"性灵说"为核心的主流文学观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丧失了大部分进步的内容,倒退到传统的文学立场上来;如果说徐渭影响了公安派,这个影响也不是促进了公安派的形成,而是以另一种相异的风格启发了公安派对其自身局限的反思.由此看来,清代以来相沿已久的所谓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先"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倒不如说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变"更为恰当.     

农业结构转型的保障机制分析

农业结构转型是在一系列保障条件下的产物。如果保障条件缺乏,结构转型就会受到影响。自1997年农业结构转型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来,从农民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看,结构转型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性并不高。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因结构转型的保障机制残损而导致的结构转型资源供给不足。强化结构转型保障机制建设,增加资源供给是深化结构转型、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     

徐渭文艺观的另一面相：中道

徐渭以其倡求抒写真我、本色而被视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先驱,袁宏道对徐渭的推尊强化了二人同道的印象。但徐渭的文艺观及学术思想尚有孜求中道的一面,“真我说”与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有本质的区别,徐渭所论之“我”不是一己之“我”,而是“周天地所”的“大我”。与李贽、汤显祖、公安派论文时扬情抑理不同,徐渭论文主张情与理的统一。徐渭为文有“法严”的一面而有别于“不拘格套”的公安派。《论中》七篇是徐渭孜求中道的文艺观的学理基础,对“师类”“自然”与“警惕”的态度体现了其为学孜求中道的取向。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域意识与书画史书写——基于《吴郡丹青志》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书画审美趣味与收藏品味,审美趣味对书画创作风格带来了特定影响。书画鉴藏审美的转变,促进了书画区域审美观的形成。《吴郡丹青志》是一部具有地域性质的画史,内容是对其时江南地区的25位画家分别撰写的传记,并进行了品评,不仅是作者王穉登的观点,也是当时江南文人圈书画意识凝聚的结果。     

吴昌硕花鸟画构图的创新性研究

吴昌硕是近代中国画的一代宗师,是中国诗、书、画、印完美结合的最杰出而又全能的代表画家。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转型,在花鸟画的构图方面借古开今,取洋而化,为中国画表现语言的丰富与完备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北宋书画形式的融合及“以书入画”的影响

北宋书画形式的融合,主要是诗文以书法为载体进入画面并成为其有机构成因素。但以书入画在北宋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原因在于刚兴起的文入画不能对抗画院形成绝对优势,同时新的审美标准还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的联动

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开始研究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徽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徽州的文化氛围、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及其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制造了良好的条件。徽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书法笔墨与绘画笔墨的比较

绘画笔墨有着与书法笔墨不相一致的历史发展进程。在书法先期成熟之时,线条、轮廓方面的用笔造型对绘画有巨大影响;但随着唐代以来绘画水墨的发展,绘画墨法长足进步,进而与笔法相互整合,产生了有笔有墨的笔墨观念,并随着明清写意笔墨的发达,反过来兑入了书法笔墨之中。而写意的发展又使得绘画笔墨不得不远离宋代写实传统,进而与书法笔墨的表现性不谋而合。于是,书画一体才真正地被文人画一脉创造了出来。     

论突破"功利"与"传统"制约的审美创造--以书、画、诗为例

自古以来人类的"人文"创造活动中,"功利"与"传统"两大观念始终伴随左右,前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需要,后者是历史的层层积淀。但是在文学艺术创造的领域,创造者则需要更多心灵的自由,"功利"与"传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审美的自由和创造。怎样在制约中寻求自由?本文以书法、绘画、诗歌为例,探讨文学家在精神的创造活动中,如何突破现实功利的局限而寻求创作自由,在"传统"的种种规范中"通而变之",努力臻至"无目的而合目的"的最高审美境界。     

吴昌硕绘画艺术思想初探

本文论述了吴昌硕的绘画艺术思想，对吴昌硕所崇尚的古意、古趣的内容、实质，以及他所倡导的画气说和诗、书画印统一说等命题作了阐述，指出了吴昌硕的绘画思想在当今的现实意义。     

中国文人画家与文化产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融书画诗印于一炉的中国画,乃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园林的一技奇葩。然而,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并相互交融,以及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当代中国的文人画家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和痛苦的抉择。艺术家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艺术家不要耻于做商品生产者。中国书画艺术作品走向市场,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艺术家创作的推动力,创作的灵感,决不应来自于金钱。     

李朝末期汉诗家申纬

李朝末期,社会极度堕落,百代硕学李星湖、丁茶山归隐林下,文运陷入混沌。天才诗人申纬继金昌协之后成为时代的彗星。其诗以苏轼为宗,自命“由苏入杜”,又因同清代名儒翁方纲等江南名士广泛交游,故受清朝清丽纤靡诗风之洗礼。其书、画亦为人颂。因此,申纬以诗、书、画三绝名扬中外,在朝鲜汉诗文坛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论中国古典艺术的形式美--以书、画、诗为例

作者认为,书、画、诗的形式美,在中国古代艺术形式的审美创造领域最有代表性。书法家以情性对"形质"加以软化、活化、动化,使原有字形发生美的变化,以"草书"而臻至最高的审美境界。画家以"气韵"与"形模"合作,发展到"写意"而走向绘画艺术的高峰。诗则是由诗人自己创制种种形式,又在越来越严格的形式中自由施展而显示诗人的才能。当传统的形式被用得烂熟而失去制约感,探索、创造新形式便成为一代才人"再领风骚"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