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书法转型与中国早期近代化

在近年的文史哲与艺术等学科的研究中,晚明时期被越来越清晰地描述成一个历史转型期。在书法史上,徐渭和黄道周为代表的书家的作品同样具有这种转型性特征。本文借鉴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勾勒了晚明时期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特征并对应晚明书法的转型性特征,认为这股书法潮流与当时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某些特征是相一致和互动的。     

心学的展开和晚明佛教的复兴

晚明佛教的复兴得益于心学的展开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心学以主体的自得为学术准则打破了理学一统天下的权威局面 ,为佛教复兴提供了多元化学术思想环境 ;二是心学学人对佛教心性理论的汲取刺激了佛教界对自身的反思 ,推动了佛教重新进入主流文化。晚明佛教在心学的影响下复兴 ,却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心学的反动。     

论阳明心学与晚明小品的体道方式

在阳明心学“心外无物”理论的影响下，晚明学呈现出各于体道而非说教化的特点。清言、清赏、清供、清玩等小品的盛行就是其表现。与宋代学“以字为诗”相对，晚明学形成了一种“以诗为”，重意趣、重体验、轻义理的特色。     

心学与中晚明词学主情论

明代中晚期词学主情论与阳明心学生成于同一文化母体,在心学的辐射之下,明代词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言情说成为词学之主流.而主情论末流趋于俚俗淫靡,直至陈子龙"以情论词"方才有所改观.但陈子龙对"情"的界定也有偏颇之处,其创作与词论始终难以摆脱词为艳科的传统窠臼.明代词学主情论的流变,体现了明人对词学可贵的探索精神.     

晚明浙江阳明心学的儒佛会通

晚明时期,多种思潮并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事功之学、佛学等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各种思潮互相辩驳、影响、会通,其中阳明心学和佛学的会通尤有特色。浙中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畿、周汝登援佛入儒,以"四无句"突出了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侧面的强调,并将"虚""无"等概念脱敏,从佛老专有概念这一窠臼中剥离出来,突出儒家使用这些概念的优先性与合法性,并将其上升到"千圣之学脉"的高度。他们基于儒家立场,以阳明心学传人自居,但不讳言佛教,常引入佛教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晚明时期服膺阳明心学,同时又有佛教信仰的居士也有不少,如陶望龄、陶奭龄兄弟等既是阳明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对佛法又有信仰,他们极力会通儒佛,对佛教义理有较深入的理解,是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另一种形式。晚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时代特征,也交汇于"浙党"这一群体身上,他们在朝为官,在政治上参与晚明党争,同时因成长于浙江这方水土,深受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思潮的影响。援佛入儒、儒佛交融、亦儒亦佛,浙江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会通呈现了儒佛关系的复杂和多面向特色,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想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阳明心学对儒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及其启示

宋明时期儒学理论形态从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型,道德教化的路径从“外烁型”向“内化型”的转型,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导力有借鉴意义.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理论革新中形成的“心理合一”、“物我合一”、“情理合一”、“知行合一”的道德教化思想启示我们,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出发,要使核心价值观保持应有主导力,在思想内化的路径上也要实现多方面的转型:要从立足抽象的宏观的超群的对象向立足具体的当下的个体自主的对象转型；要从突出为国为民的理想境界向为国为民与为家为已并重的现世境界转型；要从着眼为了抽象的未来的整体的利益向具体的现实的日常的利益转型；要从“崇尚先进”的圣贤路径向“凡圣平等”的世俗路径转型.     

明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流布及其原因分析

学术界一般认为,阳明心学的兴起几乎没有对徽州产生什么影响。这一观点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其实,明中后期,徽州这个程朱理学的故乡,也成为王(阳明)、湛(甘泉)心学肆意流布的地域。徽州士民之所以迅速就接纳了心学思想,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与徽州学术思想演变的逻辑进程有关,其二是因为心学思想适应了当时徽州商业社会发展的需要。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     

王阳明“心学”与晚明及新文学思想的勃兴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文学的兴起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对传统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延续相对忽略。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既吸收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同时也继承了传统的根基。晚明新思潮是潜在血脉,是一股一直涌动的暗流。从中晚明以来的王阳明、李贽,直至晚清的梁启超、鲁迅等人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颇为壮阔的史无前例而极为清晰的文化思想图谱,为晚明乃至五四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描绘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与发展空间。     

心学的文化与政治含义

心学的文化和政治含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首先是对心学传统的考察和当代世界哲学转型的反思。心学的根基在孟子到阳明的心性之学,从人之为人的根本开始,推己及人到各种家庭、社会、政治问题,甚至从哲学反思到文明对话都离不开心学关于人的基本看法,今天对心学的推动将有助于打破中国哲学学术与思想对话的困境。其次是对恻隐之心的深入思考及这种思考对当今儒学复兴的重要意义。心学认为人性的根基在于恻隐之心,而今天我们要走出近代史上的启蒙心态以开辟儒学复兴的全新道路。我们不能够被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老路牵着走,要回到儒学根基上开发出一套全新的现代儒学思想体系。我们需要从经典学习入手,重建儒家文化的根基,让政府、学界、企业界、新闻界等一起携手共建心学复兴运动。因为心学的精神性最强,所以儒家一阳来复的焦点要放在心学精神的复兴上面,建立儒家的普世价值系统。第三点是面对21世纪,我们要把儒家放到多元宗教的体系里来考察,让儒家更加具有开放和对话的精神。儒家与其他宗教与文明在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对话成果,今天儒家跟基督教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等等都要能够展开平等互惠的对话,相信儒家也能够对普适价值的相关命题展开讨论,从而深化世界文明对话的成果。     

明代中后期花鸟画的表现特征研究

明代中后期文人画再度兴盛,讲求笔墨意趣画风取向的花鸟画高度发展。且在丰富多彩的美感内涵观照下,花鸟画于题材取向、内容意蕴、绘画形式与风格意境等方面,出现风貌鲜明的表现特征。     

北宋书画形式的融合及“以书入画”的影响

北宋书画形式的融合,主要是诗文以书法为载体进入画面并成为其有机构成因素。但以书入画在北宋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原因在于刚兴起的文入画不能对抗画院形成绝对优势,同时新的审美标准还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     

试论明末清初的山水画家石涛的绘画艺术

中国山水画发展到近现代出现了一批具有创造性的画家,石涛就是其中的一位。石涛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提出画家要以生活为基础,借古开今。另一方面,就是他追求的艺术境界,努力达到与自然对话中的"物我交融"之境。在艺术理论上,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画理、画论。他的中国画艺术一直影响至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明代中后期花鸟画的美感内涵

明代中后期,画家们逐渐脱出古法,强调主体审美的自由抒发及作者内心的真切感受,表现真实性情的审美理想被高度强调,进而形成独有的审美形式风貌,开创出大写意花鸟画的新局面,在美术史中有其特殊的地位。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的联动

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开始研究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徽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徽州的文化氛围、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及其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制造了良好的条件。徽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宋代文献所见书法遗迹版本问题研究之一

书法史上,书法遗迹版本问题的大量出现是在宋代,宋以前不明显.宋代书论文献中涌现出的书法遗迹版本问题,是与宋代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联的.它不仅是宋代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极具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明理学与画学

本文运用了跨学科的比较方法,梳理了宋明理学与绘画美学的发展关系。认为道学与心学的融合对立表现在绘画美学中,是山水画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转变和对继承与创新的讨论。这种思想变化在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显示出文人画家在遭遇突变后的复杂心态。而《苦瓜和尚画语录》的撰写,代表了哲学与美学结合的智慧结晶,体现了明清画论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