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爭(“諭問題与主义”論战中的几个問題)

“问題与主义”论战发生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因为刊载这次论战文章的“每周评论”,在同年八月被查封,从而影响了这次论战的充分展开。论战的主将李大釗同志也只写过一篇论战文章——“再论问題与主义”。表面上看,这次论战和五四时期其他论战比較起来,似乎规模不大,影响不深。因此,本文打算根据大釗同志在论战前后所发表的其他重要著作以及当时思想界对这次论     

继續“进行文艺問題上的两条战线斗爭”

一毛泽东同志二十年前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思的一个划时代的文件。自从它问世以后,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第一次彻底地解决了文艺必须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随着这个根本方向的确定,文艺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也得到完美的解决。由于这个讲话具有完整的系统性,高度的科学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它是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照妖镜。也正因为如此,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它、歪曲它,企图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修正它。当然结果只有碰得头破血流,受到毀灭性的打击。又由于这个讲话,科学地总结了全部文学发展历史的经验,卓越地发展了关     

对矛盾同一性和斗爭性关系中的两个問題的探討

在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中,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真正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反映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割裂了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就基本上拋弃了对立统一规律。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把这个规律歪曲得面目全非,在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粉碎“四人帮”后,     

中国农民战爭史上的“流寇主义”問題

“中国农民战爭史上的‘流寇主义’問題”是本系三、四年級几位同学在教师的指导帮助下集体写作的,我們珍視这棵幼苗,今后在学生中間应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批判孙祚民“中國农民战爭問題探索”一書中有关农民戰爭历史作用問題上的幾个錯誤观点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發展观上有一条基本原理,那就是阶級斗爭是一切阶級社会向前發展的动力。在長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充滿了农民反抗地主阶級的斗爭,并曾多次爆发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爭,是农民反抗地主阶級斗爭的最高形式。毛主席教导我们說: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級斗爭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爭,才是历史發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爭的結果,都打击了当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發展。”我們認为,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应当作为我們研究中国农民战爭历史作用时的指导思想。每一个     

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国民党統治区的災荒問題

灾荒在我国历史上曾是个大问题。灾荒带给人民的苦难的确是太大了。它同历代高压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一样,是人民的最大威胁,因此,人们一提到“灾荒”,就如“谈虎色变”,胆战心惊。“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卖妻鬻子,逃荒乞食”、“饥民遍地,饿殍载道”等等惨况的记载,不绝于史册。远的不说,仅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陕西、河南、贵州、甘肃、湖南、江苏、广东、广西、山西、四川、山东11个省份,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28年到1932年短短的几年间,因灾荒饿死的就达2,120万人之多,造成“白骨遍田野”、“千里无人烟”的惨绝人寰的景象。这一铁的事实,就连蒋介石在当时也不得不承认说:“……灾区,自苏而皖,自赣而鄂,上下千里,……悽怆怛恻,极人世惨酷之悲境,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我們对定息性質爭論問題上的意見

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的性质是否是剥削收入和剩余价值,是目前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概念上的简单争论,而是关系着我们深入了解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原则的问题。正如斯大林同志指出的:“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自由的批评,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我们正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来请同志们指教与批评。我们认为“定息”是公私合营企业里资方人员的不劳而获的剥削收入,但不是剩余价值。     

义和團运动初期斗爭階段的几个问題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距今已有六十周年了,在六十年前中国人民爆发了一次規模极为宏伟的反帝斗爭运动,形成了中国近代的第二次革命斗爭高潮。这个运动曾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兇恶气焰,阻止了帝国主义进一步瓜分中国阴謀的实现,“他們的英勇斗爭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关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解放以来虽发表了一些論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进一步的要求来说,义和团运动史尚有許多問題未被历史工作者作深入的探討,例如义和团运动是怎样发生、发展的?义和团的組織及其源流演变如何?义和团的政治要求是     

批判孙祚民著“中国农民战爭問題探索”一书中有关农民战爭性質的嚴重錯誤

孙祚民著“中国农民战爭问题探索”一書中,在各方面存在着許多极端严重的错误,对读者造成了严重的有害影响,其中的一部分错误史学界已经进行了揭发和批判。本文拟就“中国农民战爭问题探索”(以下簡称“探索”)一書中有关农民战爭性質的严重错误作初步批判,请同志們批評。“探索”一書中涉及农民战爭性質的論述,几乎大部分是错误的,共主要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根本上颠倒农民起义和农民战爭的阶級实質和否认其正义性。第二,否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爭的反封建性質。第三,歪曲和污蔑农民阶級的阶级特性。孙祥民在“中国农民战爭问题探索”一书中写道:“地主阶級平常是通过經济的、法律的、思想     

“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爭”淺議

建国初期,党中央曾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①,社会上也流行过同这个口号相类似的一些说法,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对于这个口号和这些说法怎么看,本来是可以讨论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及其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武断地诬蔑说:这是刘少奇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纲领,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②,并说:“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实质上是说,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得走资本主义道路”③。刘少奇同志的冤案早巳彻底平反,上述口号和说法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     

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北京大学“历史問題講座”第一講

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学写过兩次信,要我来談談。我自知太空虛,沒有学問,講不出什么东西。我的普通話又講得太差,很不容易讓人听懂。即使听懂了,其中也沒有什么东西,因此,我只給第一次来信写了回信。今天向同学們表示抱歉! 翦老督促得非常紧,一定要我来試試,并且給我出了題目,要我談談若干个問題。我只好遵命。请原諒我耽誤大家的时間。今天想講四个问题:     

德国农业“普魯士道路”問題

研究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注意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在这方面,列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写了天才的著作来研究俄国、普鲁士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范例。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各有特点,可以把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分成几种类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是资本生义发展的典型类型,荷兰基本上也是英国的类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等地的资本主义产生创造了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可以称为法国的类型,或更确切地说,是革命的类型。普鲁士、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俄国及日本等国创造了资本主义产生的第四种类型,等等。     

我国社会主義建設时期的阶級斗爭

宇宙万物,是在矛盾斗爭中发展变化的;阶級社会,也是在尖銳的阶級斗爭中发展和进化。沒有斗爭,就沒有发展。阶級斗爭,是阶級社会发展的規律性和动力;它只有在完全消灭阶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能結束。这是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規律。     

试述“五四”时期的理性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青年杂志》①的创办为标志拉开了帷幕。先进的思想家高举“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向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营垒发动进攻。他们运用理性主义的思想武器,剖析审查中国几千年封建时期的文化遗产,分析研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说,探讨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案。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他们提倡的理性主义,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学术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借鉴。因此,深入研究五四时期的理性主义,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民主与科学的精髓:理性主义在《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宣言中,先进的思想家曾经坦率而郑重的宣布,《新青年》杂志的宗旨是“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反对封建主义,     

“五四”时期的东北工人运动

六十年前,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转变为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与过去的中国革命相比,最本质的区别,首先在于在这次革命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以自觉     

“五四”时期写实派白话诗述评

中国新文学运动产生于“五四”前夕.当时的一班先进人物,高擎民主和科学这两大旗帜,声势赫赫,破旧立新,冲击旧文学的樊笼.白话诗是新文学最早的婴儿,一开始就显示出它的生命力;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形成了绚丽灿烂的局面,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和不同类型的诗体.当时,作者们重视进行多方面尝试,往往横跨几个流派,而且流派之间也出现交杂的现象,没有严格的界限;花团锦簇,各呈异彩.这是文学创作勃发、繁荣时期常有的现象,不独“五四”时期的白话诗为然.那末白话诗的这种灿烂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里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白话诗萌发的历史和前进的轨迹.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

今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在我们纪念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不能不联想起当年孕育“五四”精神,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五四”时期,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不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立了一个现代大学的模型,而且孕育了作为一个时代象征的科学、民主精神,并且造就了一批具有科学、民主思想的知识精英,促成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     

“五四”时期的自由辩论

现在就记忆所及,可以举出文、史、哲及政治等方面的几个例子.(1)关于文学方面的辩论:首有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辩论.白话文,中国原来就有,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及农民中戏剧唱本,多是用白话文写的.不过五四以前不久,又有人特别强调要用白话写一切文章.当时北京的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多是白话文,如《晨报》附刊及《新青年》杂志,就是实例.其中发表文章者多北京大学教授.南京方面,有一种较大的杂志,名叫《学衡》,发表的文章全是古文;写文章的人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北京的白话文,南京的文言文,两相对峙,俨然唱对台戏.会作古文的林琴南,曾从英文中翻译过许多小说,都是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

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中,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和宣传占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分析这些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和消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

<正> 评价陈独秀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及其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转变时,我们很少甚至还没有把他的宗教观作为他博杂思想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探讨它与他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关系。其实,当时陈独秀很明确地说:“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运动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陈独秀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的认识。本文主要从基督教这个侧面来论述它对陈独秀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