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保护古村落的文化遗产意义重大。在古村落的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村建设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旧＂矛盾日益表现出来。为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在研究分析古村落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了保证新农村建设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和谐发展的几点建议。     

传统村落价值认定与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和思考

［摘要］传统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根脉,是农耕文化的精萃,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传统村落在“现代化”浪潮中面临着消逝的厄运。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提出“古村落保护”的概念,到古村落价值认定标准的探索,再到中央四部委传统村落全国性普查的开展,历经20多年,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实践已进入重要历史阶段,并引发社会各界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新一轮思考。本文着重古村落”保护的实践历程进行梳理,对传统村落价值认定标准的科学性进行理论分析,探讨新阶段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的方法和策略。     

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古村落文明保护及传承研究 —— 以安徽古村落为主要考察中心

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与古村落文明的保护和传承相统一.在保护原则上应坚持分类保护 、因村制宜原则;应充分发挥古村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转化,并将其融入到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中;在保护 、利用古村落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基础上,建构现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充分利用古村落传统文化资源,突出文化创意,打造乡村农业文化综合体新形态.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建立

在世界幸存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中,当代中国古村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古村落数量多,分布广,历史文化价值高,享有“传统文化的明珠”、“民间收藏的国宝”等美誉。然而,中国古村落保护的现状却令人堪忧。选择和确认一批具有代表价值的古村落,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形式予以及时抢救和重点保护,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本文全面论述了建立“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构想,对历史文化名村的确认条件、保护内容、原则、方式、措施及开发方向等作了具体的分析,对古村落文化与景观的有效保护,必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土家族古村落的保护模式研究——以湖北省宣恩县彭家寨为例

土家村落在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众多极富价值的村落文化。但随着现代化进程速度加快,土家古村落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巨大冲击。2004年至今,湖北省宣恩县彭家寨的保护开发工作得到了来自政府、民间组织及村民等各方的支持,形成了一套包括保护理念、保护规划、项目运作方式、保护项目的内容等方面的保护模式,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村民保护意识不强、村落保护主体间协同性不足、保护方法不当等因素的影响,土家族古村落的保护开发工作还需进一步提升。这就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从主体的定位、主体间的协作性、保护方法等方面做出改进,使土家古村落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蓬勃生机,土家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保护。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新农村建设语境中的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以陕西为例

古村落是我国漫长农耕文明的结晶,隐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属于一种使用中的文物。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古村落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是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修旧如旧”和“有机更新”是古村落保护和发展的两大原则。前者可以确保古村落的文物性质,后者有助于古村落找到发展的动力。两者的有机结合,古村落才可能在新农村建设中走出与其他村落不同的路径：生产发展上,定位要“旧”,思路要“新”;生活宽裕上,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乡风文明上,要重视宗族关系和务实精神的培养;村容整洁上,要重视保护其历史属性;管理民主上,要体现更多的人情化味道,侧重人性化管理。     

古村落保护整治规划中的有机更新——以休宁县石屋坑村保护整治规划为例

针对目前古村落保护整治利用中存在的机械单一保护古建筑的现象,引入"有机更新"的规划理念,以休宁县"百村千幢"工程——石屋坑村保护整治利用规划为例,从古村落的规划布局、总体形态、道路系统、建筑、村落环境等多方面进行有效更新,突出古村落的特点,盘活古村落,让其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规划针对古村落的现实状况,从管理机制、政策法规制订、资金筹措等方面提出具体有效的更新措施,以确保古村落保护整治利用规划的实施。并希望以此为案例,探讨适合古村落自身特点的保护对策和实施路径。     

河北省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的保护与利用

农村文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农村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乃至物质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中国农村文化的载体,古村落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甚至面临着日趋消亡的危险,这制约了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开展。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古村落势在必行。结合河北省新农村建设现状以及河北省是文物大省的特点,深入探讨了古村落保护与利用对河北省经济文化建设的意义,并针对当前古村落的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设意见。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之刍议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献遗产。在学术发展的新形势下,这一传统领域的研究,无论是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都受到严峻的考验。为了承续优秀传统文化,开拓更广阔的研究空间,服务于当代新文化的建设,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之刍议:首先是承续传统修养,重视文献学基础,强调原典阅读,强化文学的教育功能;其次,关注"非主流"文学,努力再现古代文学的完整面貌,开拓更为广阔的、多层次的研究领域;复次,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注入时代性,充分利用当代提供的各种条件来补充新材料,改变固守文本形态的文学研究方法,打通各学科的界限,建立起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框架,并在正确的注疏和阐释古典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开放性、当下性和现代性的"意义阐释"。     

中国传统村落普查审定文化行为解读

村落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根性”载体之一,其价值和意义不仅关乎人民生产生活与各类文化遗产,更关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关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身份与认同.传统村落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的“非正常”消亡与瓦解不利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文章通过中国传统村落普查与审定的背景综述,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解读传统村落普查与审定这一当前文化行为.     

青岛锦绣江山湿地旅游城游客中心景观建筑设计

中国传统风精园林设计理论囊括地理学、建筑学、景观学、生态学和人体生命学等诸多学科,是一门综合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指导理论。结合锦绣汀LLj湿地旅游城游客中心这一景观建筑的设计实践,将传统哲学的“阴阳合德”“独占鳌头”理念寓意,以及传统园林的营造办法应用在现代景观设计之中,从而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激发人们对大自然的敬仰之情。     

陇南白马人“池哥昼”与“黑社火”比较研究

陇南白马人的“池哥昼”是一种带有巫术和宗教性质的“面具舞”,但具有社火的本体特征,并符合社火的原始文化含义。陇南的民间“黑社火”以丰富多姿的花灯为主,突出“灯火”的视觉效果,保留着古老的“土地”祭祀仪式。将二者进行比较后可发现,陇南民间“黑社火”与白马人“池哥昼”都体现了对“土地”的祭祀与对“火”的崇拜,总体上都符合社火的本体含义,二者在演出时间、宗教信仰和仪式、组织形式、表演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均体现出许多相似性。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陇南的民间“黑社火”深受氐族文化艺术尤其是白马人“池哥昼”的深刻影响,具有较鲜明的古老氐族文化特征,其中部分表演节目应源于“池哥昼”。     

罗光生命哲学视野中的“动态生命观”

作为台湾新士林哲学的领军人物罗光先生，在其生命哲学体系中，结合天主教哲学中的“存有”范畴和儒家传统哲学中的“生生之道”，体贴新的生命观，即生命是动态的流动，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变易，生命的过程就是生命本体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     

中国古代诚信思想的发生学分析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重要的规范之一。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上的经营之道,政治上的为政之道及伦理道德的养成之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上古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它起源于人们日常活动及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自律。而“诚”与“信”又是两个有着不同含义、相对独立又可互训相通的字。“诚”与“信”最初是单独使用的。从先秦开始,“诚”与“信”即开始连用,意义无太大变化。     

上天有好生之德

“生生之德”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生”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生命,更表现为生生不息、和谐有序的深层次含义,尤其在儒家的世界观里,宇宙的本质即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动态过程。中国自古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仅充分体现出主体性,同时也生发出“民胞物与”的极具包容的博大情怀。天地有四时,人体亦有春夏秋冬,以人道应天道,才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应循之道。     

孔子的民本思想及其意义

孔子传承上古民本思想，赋予“民”新的内涵与意义，由此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本思想体系。他的民本思想以“爱人”作为情感基础，以“富民”作为经济诉求，以“为政以德”作为政治理想，以“有教无类”作为教育主张。他的这一思想把殷商的民本思想传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也对后世儒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