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诗》“兴”与先秦断章取义的用《诗》传统

文章着重考察了《诗》中“兴”的含义,及在先秦时代的用法、目的和对后世的影响。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巫瞽文化与六诗之衍生

《周礼》中记载的“六诗”是中国早期乐诗形态,蕴含着丰富的王官文化信息.大师作为瞽睬之长,掌教“六诗”,主要服务于上古王官之学.由于周王朝对百工技艺教育的重视,瞽睬在当时社会分工中被选为文化传播主体,在典乐诗教体系中,瞽睬大体承担着管理、授学、表演等具体职能.这对早期“六诗”的生成传播产生了重要意义.伴随巫瞽文化地位的丧失,周代“六诗”亦逐渐走向衰落.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诗》"兴"与六朝后诗歌"兴"之比较

关于诗歌的"兴"的界说,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从大处看,以六朝为界,分野显然.<诗经>兴体诗的"兴"其本质是"起";六朝后的诗歌,"兴"的本质则是"感".<诗经>兴体诗是借物起兴,较单一;六朝以后诗歌则是感物兴情,较复杂.<诗经>兴体诗中情与景大都只是局部交融,六朝以后诗歌的"兴",其情与景渐趋"融彻".但是从总体上说,作为美学范畴的"兴',其本质都是物对心的感发和心与物的相互契合.     

《诗经》之“雅”考

关于什么是“雅”,前人已做过不少研究,然而始终难以定论.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字源学和音乐的角度,考察“雅”作为华夏正声和一种音乐风格的含义,并进一步讨论“风”、“雅”、“颂”之分实为“主声”而非“主义”之证.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论《诗经》比兴物象的农耕特征

从农业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经》中广泛使用的比兴手法,首先结合周代典型的农业文化背景来分析比兴手法运用的心理动因和思维特点,然后从索物以比和触物以兴两方面来说明《诗经》中比兴所撷取的物象与农耕采猎生活的密切关系,揭示这一艺术形式的农耕特征,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嬗变的原因。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读《诗经·周颂·噫嘻》篇

本文据《噫嘻》篇产生的年代、场所及历史条件,提出了《噫嘻》篇是周成王举行藉田典礼时喝赞成王的颂歌这一全新的观点。对诗中所揭示的劳动者身份地位问题也作了着重探讨,同时对《噫嘻》篇诗文训诂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缕。     

从《诗经》饮酒诗看周代的酒礼及酒德

周代是我国造酒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酒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诗经》中有许多作品表现了周代的酿酒、饮酒等活动,这些诗篇的主旨反映出隆礼、重德的文化精神。其中"祭祀诗"反映出酒与周人宗教生活的关系,酒是沟通天人关系的重要媒体;"宴飨诗"直接描写王室贵族的饮宴活动,体现宗族团结、敦结亲情的礼义之道;"农事诗"表现周代春祈秋报的祭祀礼仪,以及酒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谏酒诗"是对饮酒活动的规谏,体现周代酒德观念对生活和行事的约束作用。     

《周礼》玉器管理职官述论

《周礼》涉及玉器之征收、使用、管理等的职官达40多种。其特点为:玉职官的设置具有体系性,职责具有交叉性,职事具有关联性,职能具有重要性。这并非《周礼》编撰者个人喜好的结果,而是周代礼治下重玉、崇玉风习的典型体现。     

《离骚》与汉魏六朝闺情诗之女子意象之不同

《离骚》中的女子意象与汉魏六朝闺情诗中的女子意象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女子之美与花草的联系、女子之美的具体表现形式、女子的个性精神的差别上。这种差异体现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文学美学追求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对文人人格、心态的影响。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李因生年字号考

李因是明末清初知名女画家、诗人。关于她的生年今人多定在1616年;《四库全书总目·芜园诗集》条以＂是庵＂一辞为李因字。爬梳钩稽李因生平资料,李因生年应在1614年前,＂是庵＂应为李因号。     

《诗经》与南朝民歌比较研究

《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对后世的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朝民歌也同样受到了《诗 经》的影响。对于《诗经》与南朝民歌的研究,主要从诗歌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来论述二者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从诗歌内容选 材上的相似之处,在范围、语言特色、主题的不同之处,以及表现形式所呈现的明显不同、艺术手法上存在着共有的修辞手法和 人物刻画及表现手法上的差异,通过对比二者间的同与异,在对比中更好地体会民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