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举报制度研究综述

网络反腐举报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举报形式和渠道,在实践中得到了大量应用。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网络反腐举报的内涵、途径、优势、制度缺陷及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表明,当前学术界对网络反腐举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相对较多、较细,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对网络反腐举报制度的基础理论、内在机理、运行规律等关键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需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信息技术运用和研究视角、方法等方面不断拓展,以进一步深化网络反腐举报制度的研究。     

网络反腐:问题与对策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败模式,具有结构扁平化、主体多元化、过程互动化、监督主动化的优势,是对传统反腐模式的有益补充。我国网络反腐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为此,对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当前网络反腐中存在的网络信息真伪难辨、网民素质良莠不齐和网络法规体系滞后等问题,着重探讨了完善网络反腐工作的对策思路,从制度、技术、互动等维度去规范与引导网络舆论与民间舆论,以期对实现网络反腐规范化、理性化、科学化有所裨益。     

以制度化筑牢网络反腐新防线

网络反腐已经成为我国反腐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网络反腐存在反腐信息真假难辨、失真的网络民意审判、举报信息提前扩散等问题,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群体事件。要克服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憾和问题,实现其功能的最大化,网络反腐就必须与制度反腐相衔接,制度化是网络反腐的根本保障。应该从加快网络反腐法制建设、健全网络反腐工作运行机制、完善网络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网络舆情监控、加强网络反腐廉政教育机制建设等五个维度来构筑网络反腐长效机制,为网络反腐制度化提供路径选择。     

关于网络反腐制度化中政府功能的思考

网络监督对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双重作用.要更好发挥网络舆论监督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正向作用,必须完善网络监督机制,使网络反腐制度化.网络反腐制度化要做的工作很多.从政府方面来说,要实现网络监督与制度反腐的无缝对接.为此,政府要发挥主导功能：完善网络举报制度以及配套制度;加强网络监督立法;加强网络反腐调控,保障监督权的正确行使,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安全与信息的真实性;注意预防两种倾向.     

公众网络反腐行为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成都地区的调查数据对公众网络反腐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公众网络反腐还处于初期阶段,即处于感知层面,深度介入网议和举报行为的发生率较低,对举报的处理结果满意度不高,公众对网络举报方式比较认可。对相关变量指标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拥有党员身份、具有网络举报经历、主张举报承担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腐败现象损害自己或所在单位利益的公众采取网络举报方式参与反腐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此外,政府明晰的网络反腐态度和政策主张以及主流媒体明确的网络舆论导向,也更有助于公众采取网络举报方式参与反腐。据此可制定促进公众参与网络反腐行动的举施。     

网络举报多处开花倒逼中国反腐制度创新

继“表叔”、“房叔”、“雷人”等一批违纪腐败官员因网络举报落马后，近期又有人士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地方高层官员，引发更为强烈的关注。 观察家们指出，互联网上正在掀起一股力量无可估计的反腐热浪，并倒逼反腐制度创新。     

建立健全网络反腐法律制度论要

近年来,网络反腐尽管发挥了明显的正能量和正效应,但是仍然存在不少局限性和负效应.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是导致网络反腐局限性和负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是新时期网络反腐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既要坚持审慎适度和循序渐进相结合、规范权力监督主体与规范权力行使主体相统一、“网上立法”与“网下立法”相配套、“废”“改”与“立”相衔接等基本原则,也要抓紧运作网络反腐旧法的修改和新法的制定等基本内容.     

我国网络反腐中公民参与的完善

网络作为公民反腐的新阵地,有利于公民行使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建议等个人权利,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增强。我国网络反腐中的公民参与仍存在着一些公民参与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宜采取以下对策加以完善：提高公民参与素质;完善网络反腐的相关制度;政府积极推动官方网站建设,加强其和民间反腐网站的合作。     

网络反腐事件曝光者的心理动机解析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体制内反腐的重要补充力量,公民利用互联网成功使腐败官员落马的事件屡屡发生。而网络反腐事件的发生始于掌握涉腐信息的有关人员将相关信息在网上曝光,这种曝光行为对于网络反腐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公民普遍存在痛恨腐败心理,一部分人还存在仇官心理,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在此社会心理基础上,引起涉腐信息掌握者通过互联网曝光有关信息的心理动机主要包括个人事业型、路见不平型、维权伸冤型、报复泄恨型、猎异好事型、内讧竞争型等六种型。而不同的心理动机将带来不同的反腐效果,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与我国既有的反腐败体系有效对接,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网络举报多处开花倒逼中国反腐制度创新

继"表叔""、房叔"、"雷人"等一批违纪腐败官员因网络举报落马后,近期又有人士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地方高层官员,引发更为强烈的关注。观察家们指出,互联网上正在掀起一股力量无可估计的反腐热浪,并倒逼反腐制度创新。中共十八大之后,借力中央高层惩治打击腐败的决心,中国"网络反腐"多处开花,20多天之内,十多名被     

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影响因素及其挑战

反腐剧的播出经常会受到观众的关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更是受到广大观众的追捧,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反腐败问题的热烈讨论。研究反腐剧对观众参与反腐的意愿尤其是举报腐败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并依此提出通过反腐剧提升公众举报腐败意愿的若干建议：适时推出优秀的反腐剧,加强对腐败危害的宣传;反腐剧不要过多透露腐败细节;反腐剧要展现完善的腐败举报制度;反腐剧要突出腐败治理的成效。

     

我国建立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实施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是一项世界公认的有效反腐手段。我国将公职人员的财产公开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且有可行性,应将其列入立法程序。我国在对公职人员财产公开进行制度设计时,应明确财产公开的主体、公开的范围、公开的程序、公开的救济、公开的阶段性要求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     

基于需求导向的会计信息即时披露模式

针对信息时代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本文分析了传统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局限性,对未来会计信息披露模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基于需求导向的会计信息即时披露模式,并对现代会计信息系统进行了创新。     

美国信用法律制度简介

美国是当今世界信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信用法律法律相对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的信用法律主要包括关于信贷与租赁的法律、关于信用报告的法律、关于平等授信的法律以及关于公平债务催收的法律等,这些法律对于促进美国信用经济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美国信用法律制度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以信用交易的充分发展为先导;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形式多样。在美国信用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信用报告体系是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发展我国的信用经济,建立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当以建立信用报告体系为突破口。     

网络舆论监督反腐败的制度化思考

网络舆论监督具有反腐败的独特优势,而其真实性、偶然性、侵权等问题又制约了这种优势的发挥。这些问题都有制度成因,如何进行制度构建是网络舆论监督反腐的关键。这种制度构建有三个维度,从网民层面看,基于有限实名制的自律和基于法律规范的他律同等重要;从网媒层面看,应尽快建立网络舆论监督平台建设机制、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机制、媒体间协作与创新机制;从政府层面看,应着力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机制、舆情快速反应机制、事件调查督办机制等。     

论基金会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虽然中国法律规范对基金会信息公开作了全面且细致的规定,但因信息不透明而引发的基金会负面新闻依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基金会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仍然存在强制公开的信息范围过窄、法律责任体系不完善、法律条文过于粗疏、信息披露程度低、信息公开方式不合理、披露效果差等问题.提高基金会透明度及公信力,应当从完善信息公开方式、构建信息公开网络平台、明确信息公开范围及程度、制定信息公开标准、建立基金会信息强制公开规则、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以及改革双重监管体制等方面入手.     

在线送达法律问题探析——基于在线诉讼的视角

在线送达作为一种采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的更加快捷、经济、高效的送达方式，应在现有技术水平和法律框架下确认其应有的法律地位，以支持和保障在线诉讼的确立和发展。     

行政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研究

行政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是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有效制度,已在一些部门和地区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举报悬赏是行政机关执行的一种带有私法性质的法律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行政合同。但是,现实中执法部门对举报奖励制度的态度仍然是工具主义的,举报奖励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质疑,甚至引发了一些法律纠纷。为此需要在举报奖励制度的适用事宜、适用主体、奖励资金来源和奖励的标准、举报奖励的处理程序、举报人的权益保障、举报悬赏的救济等方面加以完善。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府角色定位初探

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现今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我国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大致可以概括为网络建言献策、网络揭黑反腐、网络群体性事件以及网络政治冷漠。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在应对网络政治参与中面临多重难题,比如政府信息透明度低、网络立法缺位、政府网站建设滞后、政府网络资源供给不足、政府网络监管失灵等。政府必须调整角色定位,做网络民意的倾听者,网络问政的参与者和网络民主的引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