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五四语境中的“双十怀古”——《呐喊》的生成、编集与版本变迁

鲁迅在《呐喊》编集中为各篇小说补记了篇末日期,双十节是贯穿始终的隐形线索。《呐喊》各篇作品发表的五四新文化语境,使得小说家的辛亥、民初体验处在被五四挤压乃至覆盖的状态。鲁迅由张勋复辟事件激活了自民国元年便已开篇的头发的故事,并将其扩展为《呐喊》的整体脉络。由感今而触发的怀旧一开始便是《呐喊》的写作动力,与时事相重叠的历史则构成了《呐喊》单篇文本的生成机制。在《呐喊》的出版过程与版本变迁中,鲁迅借助现代出版印刷媒介实施其艺术构想。印刷字体的细微差异既揭示了小说家将围绕头发的故事而展开的双十怀古题旨,与典型的五四语境相融合,也为新文学善本的选择提供了参考视角。     

一篙打倒一船人

爱出夸张之词,好为惊人之语,向为自大文人通病,他们下结论、发宏义时,往往不讲逻辑、理性,不分青红皂白,一篙打倒一船人。民国初期,很有一批文化名人热衷批判国人劣根性。胡适的《差不多先生》,讽刺国人做事马马虎虎;鲁迅的《阿Q正传》,批判了精神胜利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李宗吾的《厚黑学》,揭批了脸皮厚心肠黑的流氓哲学;傅斯年的《中国狗和中国人》,更是痛斥国人缺乏责任心,＂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     

试论国民性的悲剧结构——以《阿Q正传》为例

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运用层层剥离的结构分析方法,以鲁迅 阿Q正传 为例,解剖了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悲剧情境,认为中国人的悲剧情境表现在三个层面,即精神或道德悲剧、爱的悲剧、生存悲剧。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金锁记》改写的背后

《金锁记》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一篇充满斗争激越、呼应“五四”主题的文章。改写后的《怨女》则成为超越时代局限 ,走向人性深处 ,带有普泛性和恒定性主题的文章。在张爱玲的文学趣味向传统复归的背后 ,是作者对“五四”文学的反思 ,以及对中国文艺的表现方式、表现题材的寻求。     

《歌谣》周刊与“五四”时期的方言文学

《歌谣》周刊在观念意识和文学实践方面对"五四"时期的方言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从国语建设方面来看,方言文学可以为其提供重要的语言资源;从文学本身来看,方言文学对新文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新诗影响更大。以刘半农为代表的"五四"方言诗歌创作从诗体、内容方面为新诗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范本,同时也面临简单浅陋的问题。总体而言,在当时宏大的文化构建历史语境面前,更多强调了国语、文化、民俗多重文化因子的参与和合力,从"国语"建设、思想内容角度强调方言文学,而较少为"文学"怎样利用"方言"这一文学命题提供更多阐释空间。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前驱——以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为中心

顾毓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他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中提出,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冲突,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把之作为“文艺复兴”的前驱,看到二者前后承继、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顾毓琇的这一观点既不同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直接把“五四”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也不同于李长之强调“中国文艺复兴”与“五四”之间存在着断裂转向的看法,而为当今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     

新诗须有形式

从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1期刊出胡适的《蝴蝶》(原题名为《朋友》,写于1916年8月23日),这就是相对于旧体诗的新诗。"五四"时期,胡适出版《尝试集》,郭沫若出版《女神》,当时还有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俞平伯、陈衡哲、刘大白等加盟其队伍,形成初期的白话诗派。新诗诞生距今已经百年。     

记“仇”的王大爷

王大爷是社区里有名的倔老头，还特别能说会道。退休以后，他每天到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总是高声地发表自己对各种事情的见解。但是老伙伴们发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别人不能说他不好，只要别人有一句话说他不好、不对，即使没有恶意，他也会马上暴跳如雷。这老爷子的个性着实鲜明，使周围的老邻居见了他，都畏他三分。     

期待个人的“复兴”

近来关于“文艺复兴”的系列文章，我都读。话说这“文艺复兴”，实在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梦。当年胡适即曾将“五四”运动定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那豪情，距今远了；建国初胡风高呼“时间开始了”，更有开天辟地之慨，那豪情，也距今远了；1979年“文革”结束未久，《光明日报》整版报道北京机场壁画，我记得通栏大标题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即将来临!”     

格尔茨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实践

20世纪中后期,有关人类学民族志书写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学科内热点话题之一,这实际上是在整个西方学术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发生的。记和写代表民族志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概念,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认识论之下的民族志写作模式。通过对格尔茨的两本民族志作品及其人类学理论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学学科内的这种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写作模式的转变。     

颓废的一代--重读茅盾《蚀》三部曲

茅盾开端之作《蚀》三部曲并非政治与文学的简单勾联,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体验和个人情绪。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刻画了深受“五四”影响而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革命下的“颓废的一代”。茅盾在文化的层次上对“五四”精神、“五四”一代作了深刻的反思。     

《苦妓追忆录》：“洛丽塔情结”的断想和延续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绝笔之作《苦妓追忆录》中再次延续了《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洛丽塔情结”,将后者言之未尽的爱情发展演绎,通过讲述耄耋老人爱恋上14岁青春少女透露出自己垂垂老矣的人生观.作品不仅处处彰显对顽强生命的颂扬和对美好爱情的希冀,也透露出作者晚年虽壮志雄心却力不从心的创作心态.     

揭晓“文革”时期被撤销发行的邮品始末

文2009年底,《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拍出了78．4万元。2010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拍卖会中,《全面胜利》四方连成交价高达667万港元,     

当“前进”的乐声又一次奏响

从七月南湖的第一声宣言我读懂了你最初热切的向往从雪山草地那艰难的跋涉我敬仰你百折不挠的坚强从遵义城头那飘扬的旗帜我理解了你曲曲折折的追求从宝塔山升起的曙色     

论繁荣时期的"希腊艺术"也具有"永久的魅力"

本文细致考查了马克思《导言》中“希腊艺术”的内涵 ,得出了这个概念的内涵并不统一但包含繁荣时期的希腊艺术的结论。经过分析 ,还得出了“永久的魅力” ,并不仅限于神话与史诗而且还包合繁荣阶段的希腊艺术的结论     

解放后四次党代会缘何未按时召开

按《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从1949年到2011年,中国共产党共召开了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有四次没有准时召开。党的“八大”“九大”是推迟召开,党的“十大”“十一大”是提前召开,这其中都是些什么原因呢？     

茅盾与顾仲起

近日有乌镇之行,是奔茅盾故居去的。一来,大学一年级时听全国茅盾研究会顾问吴奔星教授讲农村三部曲,入木三分,还买了吴老师著作《茅盾小说讲话》,珍藏至今。二来三年级搞科研,我们组负责为茅盾唯一剧本《清明前后》写论文,确实下了功夫,通读其全部作品,敬佩其深刻的思想与写实     

以《大纲》解释《资本论》的黑格尔式方法——罗斯多尔斯基对《资本论》的方法的解读

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很多马克思的批判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都不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及其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从而以经济学的方式“误解”了马克思。《大纲》构成了黑格尔思想与《资本论》之间的桥梁,因而对《资本论》的方法的揭示要诉诸对《大纲》的研究。《资本论》的核心方法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表现为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的“抽象上升法”;其二表现为具体概念的辩证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动的统一,这表征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种方法规定了《资本论》的核心理论性质,它们都与黑格尔有密切关系,而与经济学有本质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