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年龄到底多大”

有一则寓言： 花岗岩与佛像同处在一间庙宇，人们常常踩着花岗岩去拜佛像。花岗岩觉得很不公平，就对佛像说：“我们都是从一个采石场里出来的，为什么人们总是将我踩在脚底而去跪拜你呢？”佛像笑了笑说：“从采石场出来时，你只经过了四刀就可以成形，而我是经过千刀万割才成的佛。”     

勐腊唐代铜佛像展示记

勐腊唐代铜佛像展示记岩温珍藏于西双版纳勐腊县民族文化中心民族博物馆的励腊唐代铜佛像，是近年由当地人从一座倒塌的佛寺遗址中挖到并卖给废旧物品收购站后获得的。经研究，发现佛像座腰部铸有巴利文的如下记载：“傣历十二年，智慧佛爷献奉”。１９９０年１月经省文物...     

小时候的搞笑经历

庙里的一块石地板，对香客膜拜、香火不断的石佛像愤愤不平：“你我同是石头，来自同一座山，为什么你能高高在上，享受千入朝拜，万人供奉？”佛像略一沉思后微笑道：“贤弟，世间事大体是十分公平的。你我的确材料相同，来自同一座山，但在你出山之前，师傅只是嚓、嚓几下子，把你劈的方方正正送出山。在你走后的三年中，师傅对我砍呀，凿呀，刻呀，磨呀，从未间断，     

乐山大佛

我的爸爸收藏了一本邮票，我经常拿出来看一看。其中有一枚乐山大佛我最喜欢。爸爸告诉我，乐山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凌去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大佛依山临崖而凿成的弥勒佛坐像，形体巨大，头与山齐，脚背可围坐几百人，造型端庄，气魄雄伟，看上去“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     

广笑府

搬老君佛像一庙中,塑一老君像在左,塑一佛像在右。有和尚看见曰:"我佛法广大,如何居老君之右。"因将佛搬在老君之左。又有道士看见曰:"我道教极尊,如何居佛之右。"因将老君又搬在佛之左。彼此搬之不已,不觉把两座泥像都搬碎了。老君笑与佛说:"我和你两个本是好好的,都被那两个小人搬弄坏了。"     

笈多马图拉湿衣佛像与长安北周五佛比较

笈多时期是印度佛教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佛像对中国佛像的艺术设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北周五佛的出土对认识北周佛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尤其是一尊印有"大象二年"的佛像已成为北周佛像的断代标准。一些学者分析、推断出笈多马图拉湿衣佛像与北周五佛存在一定关系。从直观的方式看,这两个时期的佛像在发髻、面相、身材、服饰衣纹以及手势上具有的相似之处。种种证据表明北周五佛的艺术形式中借鉴了笈多马图拉湿衣佛像的艺术手法。     

“老佛爷显灵”日本兵丧命

陵川县潞城镇圪塔村,有一座山叫真龟山。真龟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尊近千年的石雕老佛爷像。当地老百姓传说,这尊老佛爷可保佑村民千灾能退,百福齐兴。因此,多少年来没人敢对这尊佛像无礼。1943年,驻扎在陵川县城的十几个日本兵,到潞城郊底大庙上抓捕我抗日政府人员。但抗日政府事先已得到情报,及时转移到了圪塔村真龟山     

普陀山多宝塔考析

比照藏传佛塔的艺术风格和建筑特点,通过考查普陀山多宝塔的佛像布局与造型、塔身建筑结构及其寓意,并联系元代历史、艺术、宗教的背景,认为多宝塔应是一座藏传佛塔。它是藏、汉、蒙文化融合的产物,是元代藏传佛塔在汉地发展演变的里程碑。     

沈阳苏军烈士陵园

沈阳市和平区西塔相睦东里一号,有一座在绿树掩映下庄严、肃穆的墓地,这就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为纪念在出兵东北解放沈阳的战斗中牺牲的苏联红军将士们而修建的陵园。陵园占地面为五千六百三十余平方米。纪念碑座东朝西,高约三米,花岗岩构件;     

印度佛像初传中国的阶段性与各阶段的传承性

汉晋佛像的发展可划分为3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分别是：东汉中期施无畏印、袒右肩和通肩衣并存,东汉晚期施无畏印、通肩衣,吴晋时期禅定印、通肩衣。上述特征反映了印度早期佛像不同时期粉本的传入,体现了初传中国佛像的阶段性差异。同时,汉晋佛像仪轨特征在各阶段还存在传承性关系。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吴晋佛像与康僧会“设像行道”等记载,在地域和时间上都可以相对应。长江上游地区佛像来源缺乏记载,但佛像出现最早,且第一、二阶段佛像特征变化与印度初期佛像发展趋势同步,暗示此地存在畅通的佛像传播途径。     

创新谋发展,陆河老区赋新篇

端午节前夕,笔者连续两天陪同广东省革命老区建设工作情况调研组几位老同志深入陆河老区进行调研。汽车在水泥公路上奔驰,螺河畔,山脚下,映入眼帘的村庄是一排排、一座座小洋楼掩蔽于绿林深处。进入陆河县城更是让人耳目一新,花岗岩石砌成的防洪大堤,两侧宽广的马路、新颖的路灯、规划     

佛像起源和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

佛像原本是佛教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和方法,主要是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它们展示了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和佛教文化的巨大魅力,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本文简要分析了佛教佛像的起源、发展及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窖藏佛像情况。     

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的关系对佛像修复的意义

佛像是佛教造像的主体,在石窟寺造像中,主尊佛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窟的造像思想。对于完整的佛像,客观描述其佛衣、艺术风格以及手印和动态等比较容易,一些残损了的佛像,其研究则需要参照同时期完整的佛教造像、佛教流派及艺术的时代风格等图素,必要时要对其进行修复,而佛像的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等动态之间的关系,对修复、制作佛像和研究佛像风格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眼睛看不到，心能看到

清朝末年，山西有一个商家，女主人信佛，想在自家的堂屋里立一尊佛像。商家请了一位老石匠，由他负责佛像的加工，要求佛像高两米，坐立姿势，其后半身镶嵌在墙壁内。老石匠很爽快地把活接了下来，带两个徒弟先去石厂选好了材料，由东家负责运回到东家院子里。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论佛像实物及载体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发现——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

四川广汉古蜀国佛像的发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的深远意义不言而喻。在该地（古蜀国）不仅发现了大量佛像,而且还发现佛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太极图、八卦和古文字组合在一起。这一发现使人们对佛教起源于印度存疑。大量的佛像实物和佛像载体,印证了四川广汉古蜀国有可能是世界佛教的起源地。     

青州地区北朝晚期石佛像被毁时间和原因初探

近些年在青州市及其周围的博兴、高青、无棣、临朐、诸城和青岛等地多次成批出土北朝晚期的残石佛像,特别是1996年10月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大量残佛像,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认为这次“数量之大,种类之多,造型和雕刻之精,彩绘保存程度之好,实属罕见。”并“一致认为这一发现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的一次重大成果。”笔者也曾多次应邀到青州市及其它县、市参观这些佛像,并多次与师友同仁们分析过这些佛像。本文仅对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些佛像被毁坏的时间和原因作初步探讨。希望留意这一问题的同志们不吝指教。     

试论藏传佛教铜佛像外部特征与其制作工艺

通过对西藏、尼泊尔铜佛坐像的分析,发现整体铸造铜佛像存在尺寸的限制,而这种限制符合西藏现存沙范铸造工艺的实际情况。通过对铜佛像文物和铜佛像作坊内实物的观察,发现不论采用铸造工艺还是采用锻打铜板制作工艺,铜佛像手部多数都采用单独铸造的方法制作。在铜佛像制作中,其形式要求导致了金属工艺的组合方式,金属工艺的组合方式又出于生产效率的考虑,这种相互作用形成了藏族传统铜佛像制作工艺的实际情况。     

冯玉祥智保灵感塔

开封城东北隅有座13层的灵感塔,系北宋著名工匠俞皓所制,驰名中外。尤其是外表镶嵌的褐色琉璃砖更非同一般,是一种价值很高的花纹砖。图案有50多种,诸如飞天、伎乐、佛像、麒麟等,造型逼真,生动活泼,实属宋代艺术珍品。是研究中国古代雕塑的宝贵资料,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某博物馆的觊觎。     

文本里的枷锁与实践中的自由——论唐卡佛像量度理论与绘画实践的出入

在诸多唐卡佛像量度文本中阐述了遵循量度的功德以及不遵循量度的罪孽,阐明了佛像量度的重要性及不可逾越性。然而,由于画师审美情感的介入、多余量度的使用、量度单位的不一致以及根据绘画粉本作画和小型佛像无需测量量度等原因,在作画过程中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发挥空间,进而逾越了量度的束缚,并对唐卡佛像比例进行适当调整,因此画师绘制的唐卡佛像比例有悖于文本中的量度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