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西周金文中关于井田的两条史料

我国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曾实行过,这是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古史学者曾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以往的争论中,否定井田制的学者曾提出金文无井田的记载,而肯定井田制的学者也有认为金文中并无井田的字样。笔者认为已有学者考释的师同鼎、弟(虍豕)簋两器铭中的“井”即井田,这与古书中的有关记载正相一致,西周曾实行井田制,乃确切无疑的史实。特别是弟(虍豕)簋还涉及到对井田划分与计算等方面的问题,实为难得的史料。兹不揣浅陋,勉为此文,祈方家、读者匡所不逮。 先将西周金文中记载以井田为赏田的两器铭文抄之于下:     

商周青铜器铭文概述

<正> 铜器铭文,前人称为彝器款识或钟鼎文,现在通称金文。古人在铜器上铸刻文字,最初只是自记其名以表示器物归其所有,所以后人把“金”与“名”合成一个字,称之为“铭”。商周有铭铜器总数五千多件,铭文所包含的单字约3500个,目前已能辨识的字约     

鲁“戎壶”小考

<正> 1977年春至1978年冬,山东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曲阜鲁国故城进行勘察过程中,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在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一件卵形青铜容器(见《曲阜鲁国故城》图版捌壹,147页图九三:4·5。齐鲁书社1982年版)。这件器物的盖沿和颈部对铭各一圈十五字: (?)(侯)母乍(作)(?)(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迄今所知青铜器自铭“戎壶”的,此系首次发现。兹略作考释如下。戎壶,《说文》“戎,兵也。”段《注》“兵者械也。”春秋时齐国叔夷钟铭文称:“余锡汝马车戎兵”。戎兵连称,正指军械器具而言。金文中又有称戎车的,如周夷王时禹     

周昭王南征史实索隐

《史记·周本纪》云:“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讣)告,讳之也。” 周昭王“南巡狩”,据说是为了讨伐荆楚;“不返,卒于江上”是溺死于汉水(详后)。但是,《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伐楚事,管仲代齐侯以“贡包茅不入”和“昭王南征而不复”两条罪状质问楚方。楚方承认“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对第二条却矢口否认道:“昭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反倒责备对方缺乏调查研究。这又是怎么回事? 关于昭王南征史事,《宗周钟铭》、《过伯簋铭》、《簋铭》均有记载,见于史籍文献记     

关于井田制的若干问题的探讨(续完)

五、“井田”一词出现于何时正确的掌握了“井田”的基本模式以后,我们再看看“井田”一词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最好让古代文献自己讲话。 (一)先请教周代彝铭: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在二十年代已给我们得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那时他举了不少例子证明金文中的“田”字不可能是“井田”,(19)故周代金文中既无井田痕迹,更无“井田”这个名词。 (二)再看看古代典籍《书》、《易》、《礼》:《书经》中“田”字凡十四见,一次是指狩猎,余指一     

从人形古文字零释

人,小篆作,《说文》云:“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文,象臂胫之形”。甲骨文作(菁6·1)、(甲854)、(前2·31·2),西周金文作(令簋)、(克鼎),均象人之侧立,可见头、背、臂胫之形,许说基本不该。大,小篆作,《说文》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甲骨文作(粹172)若(粹112)西周金文作(盂鼎)或(大保鼎),均象人之正立形。许慎说解字形不误,但训义则失之迂曲。《说文》中还收有字,谓“文大,改古文;亦象     

西周铜器年代举例

北宋以来,关于上古铜器的著述,有图录,有款识,有考释,而缺少断代。清人经学家阮元推崇钟鼎铭辞“当与九经并重”(见《商周铜器说》),从此以后,彝铭的学术价值,被人视同逸史。三十年代初,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高潮,促进了铜器断代学的兴起。郭沫若同志在倡议这一学说时指出:“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①这话完全正确。五十年来,已经有了几部断     

录子俞甗与商末周初的历史

河南省内乡县出土录子俞甗的年代应为商末,器主录子俞应即见于商末周初金文的“王子听”“录子听”及见于清华简的“录子耿”,亦即商末周初的著名历史人物“纣子武庚禄父”,而非故址在今安徽六安的子爵录国首领。“录”是地名兼作族名,“子”系指族长而非爵称,“俞”“听”为其私名,“禄父”系其字,“父己”系录子俞的父辈。传世录伯■簋的“录”与出土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应非同一国族,而系位于今安徽六安之古六国,系南淮夷之属,对二者应明确予以区别;录伯■簋的“录伯”与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子”均无涉,应予以澄清;录伯■应非录子听的后人,不可张冠李戴。     

燕王铜戈研究

燕国之燕,史籍皆作“燕”。西周金文作“匽”,或作“匽”。战国时期,“匽”字加邑旁,书作“郾”,这已由出土的燕国青铜器铭文得到确证。 燕国自燕易王十年(公元前323年)称王后,燕国的青铜兵器上,绝大部分都铸有燕王的名字,这对考证《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燕之世系中失去王名者,提供了宝贵资料。 燕国自燕易王称王后,经历了燕王哙、燕昭王、燕惠王、燕武成王、燕孝王和燕王喜六代。过去出土的燕国青铜兵器上铸有王名的有:郾王职、郾王戎人、郾王(吅言)和郾王喜四代。这四王的青铜兵器出土不少,都散见于过去的著录中,如: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邹安的《周金文存》,陈介祺的《(?)斋吉金录》,端方的《陶斋吉金续录》,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考释》,于省吾的《商周金文录遗》及《易水金石志》等。 解放后,燕下都遗址又出土了郾侯载戈、郾王职戈和郾王喜戈。1973年4月,燕下都第23号遗址南部又出土铜戈108件,其中铭文清晰的计有:郾王职戈24件,郾王戎人戈37件,郾王(吅言)戈16件,郾王喜戈8件,总计85件。 本文根据这批铜戈的资料和已发表的或见于著录的资料,对燕国的铜戈形制、名称做一初步研究,并对这四王的世系做一初步考证。     

《师同鼎》“■畀其井”刍议

“(以下用～代)畀其井”是师同鼎铭文的首句,此句头一字又是个前所未见的生僻字,这就为理解文意增添了困难,也是当前释读意见分歧的关键。 ～字原文作,从(以下用代)从井,应隶定为～。其所从之,实非列字,因为古时假烈为列,且商周器铭中的烈字都作剌,而不作烈。至今在商周金文里未见列、烈字形出现,可知列为后起字。用后起字来隶定西周文字笔画和释读文意,自然就难相合。不应隶定作列,同样～字亦非字。《说文》有(以下用     

庶为奴说

庶宇金文里很不少。其形式,盂鼎作?,毛公鼎作?,伯庶父敦作?,伯庶父簋作?,子仲匜作?,邾公华钟作?。这些形式,一一分析,可得三件东西:一、厂相当於小屋子;二、?相当於煮东西的锅子;三、?相当於锅下所烧的火。合起来看,应该是厨房或杂屋或如上海人所谓“竈披间”之类。就形式而言,固然可以得到这样的解释;就音与义而言,也可以得到与此相符的解释。庶通煮,周礼秋官庶氏注:庶读如药煮之煮。单就这一例看,庶与煮实含有相同的声音与相同的意义。且煮字的形式,也包含锅     

沤鲁抹考

一九七九年,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镇)古城内,出土一面背铸忍冬牡丹、周绕连珠纹饰之铜镜。边款铭“沤鲁抹官”四个汉字,尾附“直”记官府签押。近年,许多金代城址中,出土镌刻有金源官署、职衔、姓氏或治所之铜镜,常见附此“直”记官押,故断镜为金代遗物无疑。《金史·百官志》载明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召禹鼎考释

召禹鼎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陕西岐山县之任家村(距法门寺五里)出土。其文献价值似同子盂鼎、毛公鼎等器物。五一年徐某献給政府后,西北大学陈进宜先生曾亲摹拓本并与侯外廬先生商榷十余次而作“禹鼎考釋”(載光明日报五一年七月七日“学术”第四十期)并注明其中所引“武公”当为“卫武公”。后郭沫若先生亦从其拓本略为改正补充,并加以标点,作“禹鼎跋”(見仝上)确定此鼎与不(?)簋、噩侯鼎、敔簋等器同属于周历王之世。而此鼎銘文又与宋人薛尚功所录之“穆公鼎”銘文相同,故知为一人之器物,而薛氏釋“穆公”为“秦穆公”。張筱衡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所撰此之,与以上諾家釋文有所出入: 一、第一行“穆公”薛氏釋为秦穆公,而此文釋为召穆公,即召虎,召公奭之后,禹之祖。二、第二行第九字、諸家均釋为“武”,而此文釋作“趋”即桓公、禹之父、穆公之子。三、噩侯即申侯,周宣王之元舅、幽王申后之祖。四、第十一行倒数第二、三字薛氏作“寿子”而此文釋为“寿父”作人名,即郑伯友,幽王亲叔,忠于王室者。五、第十二行倒数第一字薛氏作“爵”郭作“肆”而此文釋为虢,即虢武公,虢石父,褒姒之党羽。六、所纪战役系“竹書記年”所載幽王十年“王师伐申”之役。七、因确定此鼎当铸于周幽王十年(公元前七七二年)。其考釋方法,系以文字証史实,以史实証文字,并通之以古音古义,旁徵方言,自成一說,現在刊登出来,以供研究古史、地者参考討論。     

释籑、纂、饡、缵、灒

一、释籑、(食巽)、纂 在西周册命金文中,史官宣读册命时说明受命者职司的动词之一有,见于(艹刂辛)氏《历代款识》之铭文。其铭曰: ……王册命曰:易女……易……用 乃祖考事,官司尸仆、小射、底鱼。…… “”字用法及“用乃祖考事”句文例与其它册命金文言“更”言“”相同。例如:     

关于宗周钟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载宗周钟释文云: “王肇遹省文武,堇(勤)疆土。南国(卩又)■敢舀虐我土。王■伐其至,(業戈)伐氒都。(卩又)■迺遣閒来逆昭王,南尸夷东尸夷具见,廿又六邦。……(害夫)其万年,■(畯)保三或(域)。”以上是铭文的主要部分,郭沫若先生谓邵王即昭王,邵王乃生号非死谥,器为昭王所作。吴其昌先生亦谓害、瑕为同声同义字,昭王实名为“(害夫)”,后世作“瑕”者,乃同声同义假借之譌别字也。但孙诒让氏读“邵王”为“绍我周王见休”之绍。唐兰先生承其说并疑是厉王时器,谓厉王名胡;胡、(害夫)音亦近转。这一点是这一篇铭文的主要关键,必须首先确定邵王是谁,才能谈到对内容的研究。唐说之不可靠,郭沫若先生早已破之,兹再举一例加以证明:     

燕·辽东·古朝鲜

燕国是周初分封的一个侯国.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与周天子同姓,姓姬氏,周武王讨灭商纣王以后,封召公于北燕.燕国建都于蓟,即今北京市.燕国起初是比较弱小的,它“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由于燕国处于这种特殊地位,它就比较重视向东北发展.许多考古资料证明,燕国的势力一开始就向承德、凌源、宁城、喀左并沿大凌河到朝阳、北票这一辽阔领域延展.1955年辽宁凌源县马厂沟的农民在耕地时得一青铜器“匽侯盂”,其铭文日:“匽医(侯)乍(作)(?)盂.”燕,在西周春秋金文上都作“匽”,战国金文则作“郾”.“(?)”即“锛”字,同“(?)”,读ben,蒸饭的意思.“盂”就是一种蒸饭的器具.顾颉刚先生在《三监的结局》(见《文史》1988年第一期)一文中评价说:“这器虽小,这铭虽短,而它的历史意义却长.”陈梦家在《西周铜器     

(矢廾)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须以准确的分期与释读为前提。西周中期的(矢廾)季鼎、扬簋等金文资料中的“司寇”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     

《宋代文学史》注释匡误一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论述详尽,材料丰富,是我备课常翻阅的案头之书。该书第二十五章“辽代文学”第二节中论及辽道宗耶律洪基时说:“又有《题李俨黄菊赋》诗,‘昨日得卿黄菊赋,细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皆颇有韵致,较见功力,在辽代现存诗作中属上乘之作,曾引起南宋诗人陆游的注意,并被元人张肯(字继孟)括入词。”(上册,第481页)文末注曰:“《辽诗纪事》卷一引《莼渔词话》云:‘元张肯继孟括其词寄[蝶恋花]曰:‘昨日得卿黄菊赋,细剪金英…     

释“汋”

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中,有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蒦其汋于人也,宁汋于渊。”“汋”字音义,说家纷纭,迄无定论。张克忠《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云:“古书汋、酌通用.意为斟酌,衡量、审识。”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云:“‘汋’当读为‘溺’,‘勺’与‘弱’古音相近可通。”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云:“‘汋’字殆是‘没’字省文。”容希白先生《金文编》四版稿本亦释“汋”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