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养廉银制度

清朝养廉银制度,始于雍正初年,是清世宗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系列措施之一。从养廉银制度的内涵和作用考察,它不仅是一项经济政策,还是清朝前期整顿封建制度的一项综合改革措施。研究清朝养廉银制度,对于瞭解雍正帝的改革思想和清朝各级官吏的经济状况,以及农民的赋税负担都有密切关系,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一)     

清代新疆官员的养廉银

清代官员俸禄微薄,正常的生活和政务活动主要靠养廉银维持,新疆官员亦如此。但是,由于新疆地处边陲、物价昂贵,官员养廉银的数额与内地同级官员相比不但高出许多,而且发放形式也有所区别:除对内地调入的官员主要发放全国通用的白银外,对本地少数民族官员和王公伯克则主要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农奴等作养廉之用,另给少数只在当地使用的普尔铜钱作为补充。以上作法,为保障新疆官员的正常收入和开展政务活动起了一定作用。     

慈禧的“新政”与清朝的覆亡

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充满着戏剧的色彩:曾以铁血手腕扼杀了戊戌变法的那拉氏,两年之后,也不得不扯起了“变法”的旗帜,大事铺陈,诏令“新政”。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更是这样严残无情:妄图以推行“新政”来苟延残喘,挽救自身覆亡命运的清王朝,却最终在一片“新政”的鼓噪声中,加速了自身的崩溃,使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爱新觉罗氏王朝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一举埋葬在慈禧“新政”的实施之中。真可谓是“只因机关算尽太聪明,到头来反误了卿卿性命”。拙文试图     

“昙花一现”——再读张悦然短篇小说《家》

以后经典叙事学重新观照张悦然短篇小说《家》,发现其向"青春写作"作了短暂的告别,不再过分关注"自我",而是将视域扩展至当下年轻一代的生存困境,尤其是女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解放,而且还涉及了"进城"主题,这显然是作家文学征途中的一朵"昙花"。     

清朝对湘西苗区的“三防”统治

清朝对湘西苗区的“三防”统治是指驻扎在苗区境内的绿营军、屯军和苗军的军事统治,又简称为“营防”、“屯防”、“苗防”,故叫三防。“三防”统治从清代开始,到民国35年结束。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的史实,略加探讨。一、“三防”的起因清代在湘西苗区实行“三防”统治,有它的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清代吸取明朝治理苗区的经验教训,加强对苗区实行军事统治制度,是它的间接原因。     

清朝道光“癸未大水”的财政损失

清朝道光癸未大水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水灾,340余州县先后被淹,172州县成灾,经济损失巨大。灾害发生后,清廷的财政损失可分为直接财政损失(赈济及河工拨款)和间接财政损失(地丁钱粮蠲缓、盐课与关税免征和减少),两者合计高达2400余万两白银,超过常年财政收入的50%以上。由此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这次水灾确实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     

清朝“公使驻京”与宗藩制度的瓦解

"公使驻京"是清朝晚期的重大外交问题,在坚船利炮武力逼迫下,西方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在此过程中,西方文明,尤其是国际公法对宗藩制度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最终导致宗藩制度的瓦解.     

清朝“河工”生活奢侈,疯狂侵贪

<正>清朝治理河道衙门官员称作“河工”,乾隆、嘉庆时期,淮河下游河道淤积现象日趋严重,黄河、淮河、大运河交汇的清口地段形势更是非常复杂。为此,清廷投入巨额资金,重点治理黄淮地区,乾隆朝平均每年要耗费白银二百万两,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里,治河工程费用高达一亿多两。清廷为控制巨额的河工经费,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及清朝实践

古代"天下中国观"与"夷夏之辨"是"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怀柔须建立在"德治"与"自治"的前提上.作为历代帝王的治术之一.怀柔的手段不外赐予、和亲、通商、教化等形式,以彰声威.最终目的是以"礼"来"定君臣之分,严夷夏之防".作为儒家思想的表征,"怀柔"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的象征,但其影响深远.     

风摇曳，昙花一现

窗子外那樱木开的正繁,诱惑着我心中不安分的辞藻。放眼望去,那路畔的樱花已经栖下厚厚的紫外线．在清风中浮摇．禁锢着阳光的暖昧,徐徐的享受。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     

试论平社昙花一现的原因

平社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他们以《新月》为平台,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思考,并提出了许多批评与建设性意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政治状况的变迁、自由主义理念的内在矛盾、平社学人思想内在建构的限度决定了平社的命运只能是昙花一现、聚散匆匆。     

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

清朝在“贵州苗疆”的法制建设,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特点是因俗、因地、因时而治,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贵州苗疆”苗族习惯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地方法律统治秩序,这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促进了“贵州苗疆”的发展和进步。本文试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对我国目前的民族法制建设能有所借鉴。     

论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非闭关性”

虽然清政府在前期实行了禁海、一口通商、公行制度以及对外商来华贸易的种种限制措施，但这并非就是闭关性的政策。实际上清政府实行的是一种带有封建垄断性的、建立在严格管理基础上的对外开放的“非闭关性”政策。     

清朝的回避制度

清朝是中国社会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充分吸取了前代回避制度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一整套相当完善的回避制度，这对于清代康雍乾盛世的出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论述。     

“三藩”叛乱期间清朝统治集团关于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

由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率先发难的“三藩”叛乱,不仅给刚刚挨过明末清初战乱之苦的广大百姓带来新的灾难,给刚刚在中原确立统治地位的清王朝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而且又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其中,浙江地方当权者和清廷之间关于叛乱期间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就颇为激烈。康熙十三年三月,藩驻福州、割据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挂而叛。浙江与福建联疆,“闽省突变,浙壤震惊”。耿精忠叛乱伊始,即“分兵三路北伐。一由东路,取浙     

回族“脚户”与清朝至民国河州商业市场的发展

河州是清至民国时期我国西北著名的民族聚居区和商业中心,从唐宋开始,这里就以茶马贸易而名噪海内,明代更繁荣。入清以后,回族脚户的兴起更加带动了商贸的发展,使河州成为当时甘、青、藏边区中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与商业市场,并成为推动清至民国河州商路沿线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