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变与糊裱——晚清时期皖北匪患的成因与应对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传统社会的控制力不断销蚀,清廷对地方的统治渐次失位。这一时期,地处淮河流域的皖北地区在传统民风异变、地方固有自救模式荒废、特殊的地缘因素以及灾害多发等原因的综合影响下匪患频仍。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以及维护地方秩序的稳定,清廷和地方士绅采取以下应对措施:首先以教化为本;其次将官方传统的蠲赈与新式"以工代赈"相结合;最后注重地方自救模式的重建。然而,深入考察这一系列应对措施对晚清皖北社会发展的作用,却极其微弱。     

永恒的秩序:汉代“天”的重新建构与社会秩序的论证

传统观点将秦亡汉存归于秦不懂文武并行,汉代统治方略的改变保证了王朝的长久。但这些讨论没有揭示出深层次的原因,即对此的本原性论证。汉代统治者认识到军事力量和法律的不足,知道了教化的重要性,即人们从内心接受其统治,这就需要对采纳的统治方略进行本原的论证。传统的观点均认为汉承秦制,其实汉代承袭的只是秦朝的政治制度,汉统治者认识到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其他社会秩序的协调,其他关系的伦理也会对政治秩序的伦理有影响。为了教化民众,汉代需要论证君主专制、社会秩序以及秩序伦理等的合理性,论证任务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在抬出先秦的“天”时,赋予了其神性、义理、自然等多种性质,三种性质是混沌的。“天”既论证了君主专制,同时也论证了君臣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存在的拟宗法化性质以及对君主权力做出了限制,从而保证了汉室的长久存在。     

论古埃及教谕文献中的秩序观念

古埃及人重视秩序,并且有着极强的秩序观念,这种观念集中体现在教谕文献中。古埃及人认为神创造了秩序,法老的职责是维护秩序,贵族要谨守君臣秩序,而平民则更要明尊卑守秩序不能僭越。在古埃及,其秩序观念的实现则是用法律做保障,以宗教为辅助,通过教化来落实的。而教谕作为教化的载体,其所蕴含的自觉遵守并维护秩序的观念已融入古埃及民众性格中且成为民众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     

清末民初山西民变中的政府举措

清末民初,庚子赔款、教民冲突以及新政的推行导致了民众对统治当局的官、绅日渐不满,不满情绪的长期压抑迅速激化民变。预控不力的地方官员在事件爆发后无力平息民怨,使得民变进一步恶化。民众的暴动行为是对政府权威性的挑战,也是地方社会失序的表现。层出不穷的山西民变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最终山西在武昌首义后迅速响应,建立了新政权。     

教育活动史域下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化路径及实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更替频繁,社会剧烈震荡,但在教育文化传承上却有"反本开新"之功。当时,在社会教化活动上,承袭了两汉尊儒的教化传统,即通过立学设教、选拔奖励通经之士、祭奠先圣、提倡孝亲尊老等路径向民众渗透伦理观念;或通过颁布诏书、帝王帝后耕籍亲蚕、制定规程等方法来劝民勤于农桑;或通过下达政令、为政者以身作则、派员巡视等方法以化导民风民俗。另外,当时的社会认同和提倡佛法,通过求道成仙的佛道教化来引领民众的宗教信仰,这为隋唐以儒为主兼用佛道的社会教化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南朝遣使巡行初探

南朝时期的"遣使巡行"颇为盛行。从出巡使臣的职责范围看,南朝较之汉晋有不断扩大的趋向,其职权范围逐步扩大到诸如考课、监察、赈恤、举贤、教化等重要领域;从巡行形式上看,此时的遣使巡行一分为二,正式分张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逐步形成中央系统主导、地方系统辅助和补充的格局。这一制度对于维护南朝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文化成为一种“治理术”——从“官箴”看清代州县官员的文化职能

在清代的国家治理中,教化百姓、建设符合国家治理目标的地方文化是州县官员的职责之一。关于州县官员具体该如何对百姓进行教化、建设地方文化,在清代的官箴书中有充分的讨论。官箴书的编纂者建议,州县官员可从"去弊"与"建设"两个方面来建设地方文化,即一方面通过颁布法令、重点打击等手段来禁止影响地方社会风俗的活动;另一方面,州县官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圣谕的宣讲与传播、义学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对模范人物的表彰与保护等手段对地方百姓进行教化。与当代文化事业建设不同的是,清代地方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眼中所谓的"愚民"对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的认同。     

官绅民形象的传统描述及影响——以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 (1900-1949)为中心的考察

官绅民形象传统描述的意图在于通过道义教化维持统治秩序.此种描述对共产主义革命前的近代乡村社会各阶层施加了重要影响.抗战时期革命的发动方式、实行措施与官绅民形象传统描述具有密切关联.在其后的土地革命过程中,官绅民形象的传统描述亦彰显出其独特的影响.     

传统景观的历史解读——浅析清代成都城市景观重建

城市景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有时化身为统治阶级的“助手”,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层教化民众,灌输其意志的思想工具。清代城市的景观更多地承载了帝国的教化功能,景观的修建大多是出于贯彻国家文化政策、维护某些社会文化价值的需要,如重建孔庙是为了强化礼制秩序、“崇儒重道”,武侯祠、关帝庙的重建与加强中央集权、倡导忠义的政治思想有关,青羊宫等道观的重建合乎当时休养生息的国策,而重建杜甫草堂则切合重建社会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在清代重建城市景观的过程中,越是前期修建的景观,如孔庙、武侯祠、杜甫草堂,其教化意义就越发明显。     

两宋时期社会教化的新方式

两宋自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就加大力度重视社会教化,经过长时间的教化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教化体系,并发展了一些全新的教化方式,主要通过学校、地方官员、长者、乡规村约等实施引导社会教化。这些方式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教化民心。     

汉唐孝治经典《孝经》刍议

《孝经》糅合了道德、伦理与政治社会的统治秩序,适应了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根本和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需要。汉唐两代均以孝道作为教化之根本和以孝治作为其治国的基本方略。今天,传统孝道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但作为人伦价值的道德观,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汉代统治阶层对民间信仰的限制和引导

汉代民间的鬼神祭祀并非单纯地以祈福禳灾为目的,它还包含有以祝诅等巫术伤害他人,被伤害者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统治阶层。祭祀中害人巫术的存在,无疑会对社会治安、统治阶层本身乃至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汉代的统治阶层设立严刑峻法、设置祠祝官进行抵御;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将先秦以来限制祭祀规模的传统理念用于现实政治,致力于革新鬼神观念、宣扬"淫祀无福",试图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导。     

汉代教化的源起及其德育职能

教化是德育的职能,德育的教化职能源起于汉代.为巩固统治,汉代的儒学之士认识到教化的治国地位,说服了汉王朝的统治者设立太学、地方官学,招收学生进行教化,并且把教化作为德育的一个根本的职能.教化超出了先秦道德教育的界限,德育从此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与巩固稳定的政治联系起来,进入了政治家的视野.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宋代地方水利秩序的构建与传承——以崇阳县白泉陂与乖崖祠为中心

以张詠为代表的宋代崇阳县地方官员,通过修筑陂堰、订立陂约、制定用水制度等水利活动,初步构建了以官方为主导的地方水利秩序。这些地方官员的水利惠政,在宋代以后逐渐被挖掘、强调,宋人祠祀张詠的乖崖祠,亦被后人赋予水利秩序的权力象征意义。因此,乖崖祠的多次重建吸引了官府与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又以官方起主要作用。透过宋代地方官员因水利实践而被神化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在明中叶的退去,可以窥见宋代以来的地方水利秩序在元明间的承续与变迁。     

倪嗣冲与民国初年安徽盐务

民国初年倪嗣冲整顿盐务,改革盐务运销模式,建立相应的盐务机构,加强缉私。这不仅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为其军队获得必要的军饷,而且客观上也利于稳定地方统治秩序和人民生活。他提出的"盐斤加价"案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从中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省级议会权力以及民众舆论力量得到初步的重视。     

贵州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花溪青岩书院及其学子

清代后期贵州教育迅猛发展。时任贵州的地方官员认为,贵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落后,主要原因在于文教不兴,应该采取措施教化当地民众。清政府多次议准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官学、社学、义学、私塾、书院等以发展教育。道光时期花溪青岩书院以民间捐资义学的特点而成立,书院倡导教学相长、扬其所长的学风,奉行儒家的教育思想,让书院的人才辈出,闻名于世。     

两晋南北朝"白衣领职"初探

两晋南北朝时期,“白衣领职”是一种与“免官”完全不同的处分方式。它既是对官吏任免和惩处制度的完善,也是对受处分官员某种程度的保护措施,其根本目的是既维护权威,又维持正常工作秩序。这种特殊的领职方式,体现出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的特殊性。     

试论北周儒学思想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各种文化及文化思潮的逐步融合。在这个时期,多种文化一直在激烈地互相碰撞着,并在碰撞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北周的统治者及其统治思想,自然也难以规避这个文化氛围,但儒家思想始终是统治者主要的政治教化和固国强民手段。     

日本律令时代的身份秩序

日本进入律令时代(7世纪中期至10世纪)以后,根据天皇的统治与"教化"所及与否,设定了化内化外身份秩序。在化内身份内,按"礼的秩序"建立了良贱身份秩序,其中良民包括在"礼的秩序"之内,贱民则被排斥在"礼的秩序"之外。在良贱身份秩序中,通过调整旧有的氏姓身份秩序,不断完善了良民身份内部等级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