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的理想是寻求儒学的现代化。但他们在推行儒学现代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困境,难以消解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排斥儒学。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们理应积极寻求切实可行的途径以培养现代民众对儒学的特殊情感。可从20世纪后半叶现代新儒家复兴儒学的价值取向(不是力求儒家精神的世俗化,而是力求儒家精神的超世俗化)来看,他们并不认为培养现代民众认同儒学的特殊情感对儒学的长足发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他们之所以不重视培养现代民众认同儒学的特殊情感,是因为他们在认识上陷入了三个迷失,即认为：1、 现代民众冷漠儒学,恰好证明儒学在现代社会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 现代民众因其生存困境而必然认同儒学;3、 只要知识分子认同了儒学,通过他们的影响,现代普通民众终究会认同儒学。     

简评港台新儒家的“内圣”与“外王”理论

现代新儒家发端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儒学的不满,梁漱溟、熊十力等主张重新评价儒学。他们以现代的标准对儒学作出新的解释,借西学弘扬儒学。大陆解放后,一批知识分子到了香港、台湾。其中一些人继续走前辈新儒家所开创的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就是突出代表。强烈的怀乡感和文化寻根意识,使他     

杜维明儒学思想简论

现代新儒学滥觞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发展至今,已经历三代。梁漱溟、熊十力堪称这一学派的开山祖师,是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使现代新儒学获得学派地位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冯友兰、钱穆、方东美、贺麟、马一孚等,他们是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学第一期肇端于大陆,第二期发展于港台,其后起之秀则由港台扩展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主要有刘述先、蔡仁厚、王邦雄、成中英、林安悟、杜维明等。本文试对第三代新儒家中最年轻最富于创见性的杜维明儒学思想进行初步探讨,以一斑窥全豹。     

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

一、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黄克剑等人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港台相当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他不是新儒家。产生分歧的原因显然在于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上。目前,要给出现代新儒家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看来很难。但我们可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从而给这个概念一个大致的界定。 简单地说,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其它思潮相比,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这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三代新儒家学者极为坚定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取向,也是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儒学之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另两大思潮的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同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也在此处。马列主义主张对儒学批判地继承,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则对儒学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和现代新儒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心态和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吸纳佛学和西学,并对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近代儒学的颓废没落和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这使现代新儒家必须也可能借助其它思想来更新发展儒学。早期,梁漱溟、熊十力由佛归儒。梁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文化比较思想;熊则建构了     

船山学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方红姣《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序

《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一书于2015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代新儒学与船山思想的相关度为思考的逻辑起点,对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就现代新儒家学者重视船山的原因、关注船山思想的两大基本点、"后牟宗三"时代"批判的新儒家"所提出的"回到船山"等各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展现了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研究的总体逻辑进程,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船山学研究做了比较,资料翔实,视野开阔,是船山学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探求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

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张能为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历经数千年。现代新儒家以“反年开新’为主旨，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新开一路。一、现代新儒学的界定与涵义“新儒家思想”、“新儒家运动”等概念，初由冯友兰提出而为贺核明确使用。什么是新儒学...     

从文化立场看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形成、发展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有着特定的文化立场,即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因而也应该是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基本标准,我们可以舍弃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不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而把握他们的共同特质,从而真正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派、将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来看待,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去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与胡军先生商榷

本文对胡军关于“方东美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当代新道家”的论断提出商榷,指出方东美只是对儒家一部分人的卫“道统”思想提出批评,并不否定儒学的基本精神,更未妨碍其服膺于以原始儒学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方东美尽管欣赏道家哲学的空灵,但他致力改变现实状况的强烈愿望,决定了他“还是要真正培养儒家的优点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重镇”,其学问归宗于现代新儒家。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点

南开大学哲学系卢升法先生的专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最近问世了。全书分“佛学”、“儒佛交融之展顾”、“佛学的近代化”、“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四编。这是一项新的学术成果,它为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学相互嬗递、会通融和的历史进路及现代结晶,同时向学界提供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略论现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关系认知的三种范式

现代新儒家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思想内容的创新是以中西文化关系为"场域"进行的,对儒学现代化问题的探索也是在如何认知中西文化关系中展开的。他们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知分为三个阶段,形成三种范式:第一代新儒家认为中西文化关系是涵摄关系,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是以儒学的态度接受和改造西方文化,其思维方式是线性相续思维;第二代新儒家主张中西文化关系是贯通关系,实现儒学现代化的途径是儒家心性之学开出民主和科学的新外王,其思维方式是两两对列思维;当代新儒家主张中西文化关系是对话关系,实现儒学现代化的途径是在"共同意识"的基础上重申儒学的德行伦理和人文精神,其思维方式是"理一分殊"思维。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现代儒学的出路——读《儒学的现代转折》

在20世纪中国思想的舞台上,儒学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不幸的。在历次反传统的声浪中,儒学总是首当其冲,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反传统”和“反儒学”差不多是同义语,而把儒学和落后、愚昧、保守联在一起使用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儒学能否在变动不居的观代社会中度过难关,并获取一方属于它的领地。 可现代新儒家们却并不如此认为。这是一帮充满危机和忧患意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正如该名称所昭示的,他们对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充满深情。在一种少见的道德热忱支配下,这帮人开始了接续“道统”、复兴儒学以便“寻根再植”的工作。如果说,在三四十年代,现代新儒家们的工作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那么,到了今天,经过港台和海外一帮学者的宣传和发挥,观代新儒家成了任何一位关心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所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影响力有日趋扩大的势头。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现代新儒家超越价值观的成就及理论不足

现代新儒家为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对于儒学超越性的层面进行了现代意义的论证和彰显。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的一次历史转进,并且对儒学心性论现代意义上进行论证,为超越性设定理论基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超越性所作的努力存在着经院化哲学倾向和个体化的体知的思维特征的不足,从而他们所着力阐扬的“内在而超越”是不具有操作性的,也是难以在中国现代价值观念建构中充分体现其作用的。     

晚年梁启超与现代新儒家

晚年梁启超与现代新儒家董德福一关于现代新儒家，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探古今之通玄 阐儒释之会融──《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介

探古今之通玄　阐儒释之会融──《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介李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方克立、李锦全两教授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之一《佛学与现代新儒家》，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卢升法著，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哲学和佛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