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凉山彝族“二人转”

川西南的大凉山,承载着数千年的彝族文化,小凉山,更有无数彝族的传统文化孕育其中,彝族“说唱”便是其中之一,它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彝族“二人转”。彝族“二人转”产生于东汉以前,与东北“二人转”如出一辙,距今已有200多0年的历史,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不唱山歌冷啾啾,唱起山歌闹说唱艺人在表演凉州。好个凉州闹坏了,我的山歌才开头……”“各种柴火碰到一起了,就能生出熊熊的火焰。各种人聚在一起了,就会发出智慧的光芒……”就这样,“唱”了“说”,“说”了“唱”,你方唱罢我登场。彝族说唱多为两人表演,与东北“二人转”确…     

解放了的奴隸之歌

今天这时候一脚上穿上了鞋袜,肚中吃袍了一友米阪。我—这个阿姆的牛牛呵!为奴隶主挖阴前污泥挖够了.把石臼当枕头当够了,在石磨周圈搏着林句多了。深夜捂火,天没亮烧火的总是矛我—这个阿姆的牛牛呵!为奴隶主背小日背够了,背育做“打锡”做够了,头做“菜墩”做够了,脖子带铁慷带够了,七身生羊皮披够一了,下身野麻布穿够了。牛牛这时候,‘才有了亲兄弟—汉族同胞。我—这个阿姆的牛牛呵里今天人民都翻身了.牛牛要跟亲爹娘一样跟随共产党。要走过八」·z、重11一,去消灭那万恶的奴隶主,-去解放那受苦的彝族兄弟。要象亲兄弟一样跟随人民政府,…     

彝族过年节的日期以统一为好

我们彝族一年一度的过年节,与其他民族一样,是隆重的节日。但它的时间和其他民族不同,一般在10月底至11月之间,且各地不同,无固定日期。年节日期不一的主要原因:一是几千年来奴隶社会的割据,形成了异方异俗的现象。二是凉山彝族的过年时间是在秋收结束时,这样,因各地地理条件和气候的不同,农作物收割时间就有差异,过年时间便随之而不同。三是选择吉祥日子。有天文地理历法的选择法,有十二历法的选择法,还有因吉凶经验教训的地方习惯选择法等等。因此,凉山彝族过年时间很难统一。     

他和莫尾花

彝族有句俗话说:“金丝鸟唱的是团结歌,莫尾花开的是友谊花”。大凉山就是个莫尾花的世界。满山漫野的鲜花、阿咪子的百褶裙、小伙子的察尔瓦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这画面上,还有黄石同志精心栽培的莫尾花。     

神奇的彝族火把节

彝族火把节是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阳历的7目20日）前后开展节日活动,一般历时3天。节日期间,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活动场地,有的唱跳“朵洛荷彝”、“达体彝”,有的参加选美,有的参加斗牛、斗羊、斗鸡,有的观看赛马,有的结伴摔跤……各寻其乐,美不胜收。夜莫降临,声势浩大的火把游行便开始了。举目四望,火把齐明,火花朵朵,飞在山坡上、田地间、大街上,还有房前屋后……如星星耀眼,似明灯夺目。正如彝族谚语所说:“星星是天上的灯,火把是彝家的灯。”     

富翁·水手·歌星

富翁·水手·歌星———记彝族词曲创作歌手倮倮文／倪正春话剧《“１９９３年”专题报道徐洪刚》在全国上演１３８场，卖票的２２场也是场场爆满，观众就认识了搞编导的倮倮。１９９５年，一曲《水缸里的月亮》唱响歌坛，歌坛中就出现了彝族歌手倮倮。他曾由百万富翁变为...     

一部闪耀着彝人智慧光芒的力作——曲木车和《四川世居彝族文化》评介

拿到曲木车和著、四川民族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四川世居彝族文化》一书,感到沉甸甸的。逐一翻开细读,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彝族历史文化和作者的智慧光芒。作者根据彝族文献、民间传说以及彝族谱系推断,彝族源流至今有     

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

撒拉族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族,说“吾热赫苏孜”,唱“撒拉曲”和“撒拉花儿”是她的特长,也是最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抢救、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开发、合理利用就可创出品牌,就能为振兴民族经济,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素质而有效服务。     

四川凉山彝族民歌的美学特征及其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凉山、楚雄两州的彝族民歌为比较对象

彝族主要聚居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民歌作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一种形式,它的特征是较为复杂的,同时也是鲜明立体的。基于当前彝族文化呈边缘化、断代式发展的现状,彝族民歌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发展彝族民歌也应从物质、人本、媒介等多个方面予以考察研究。通过比较可见,云南楚雄彝族民歌的推广发展先行,为四川凉山彝族民歌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四川省文化界对少数民族文艺的发展观念十分高远,因此,凉山彝族民歌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可期,大致可分为“点”“线”“面”三个层面的战略规划：推出“明星式”彝人歌手获取“流量”,重视新时代的彝歌基层教学、搜集整理、翻译和学术研究,以及利用现代传播形态体现彝族民歌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陕北酸曲:炽热爱情的呐喊

陕北民歌是黄土高原人与大自然战斗间隙里的一种排遣,是人类最本质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赞美就是赞美,憧憬就是憧憬,爱就是爱,恨就是恨,人们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不藏着、掖着,全都用大嗓门的声音释放、归还给大自然——陕北酸曲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酸”是陕北人对“暧昧”的称呼,他们将带有挑逗和暧昧意味的自创曲调叫酸曲,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下产生的歌唱,所以,对于目的性明确的采集、发掘工作来说,进行起来十分艰难。我们在采风中发现,每当我们提出要采集“酸曲”的时候,人们就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可以唱酸曲的人…     

彝族历法述论

彝族历法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衡量彝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古代则是主要的标志。本文提出异于前人的新解有两点：（1）中国的历数之祖颛顼，既是彝族的母族昆夷祖先，又是彝族的历数之祖。属于炎帝族系的颛顼后裔祝融，是彝族的时间之神。（2）彝族历法是彝族根据一定的法则，用日、月、年组合起来计算时间的方法。但彝族对日、月、年这三个计时单位的概念却是逐步得出的。古彝人对“年”的认识比对“日”、“月”的认识要晚得多。他们在经历了由原始的不准确的物候历到观象授时的星象历的发展阶段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内，才产生了几近“颛顼历”的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它是由科学的推步方法得出的制定历，从而成为彝族的传统历法。     

不要用行政命令禁止“跳歌”

最近看到一份材料反映,在云南彝族聚居区的一些县、社领导干部,还在以“四旧”、“伤风败俗”、“影响生产”等罪名,禁止彝族人民“跳歌”,甚至没收、砸毁跳歌用的三弦、笛子等乐器,引起彝族人民强烈不满。     

彝族社会中"尔普"形式的变迁

凉山彝族社会中的“尔普”(份子钱 )是一种礼物交换形式。对“尔普”的研究和分析 ,可有助于人们理解凉山彝族社会。“尔普”本来是维系彝族传统社会宗族内部亲属组织的纽带 ,由于文化变迁的原因 ,后来发展出了跨宗族的“尔普”新形式 ,又由于族群互动的原因 ,还产生了跨越族群的“尔普”形式。“尔普”形式的变迁是族群互动下的一种文化变迁形式 ,其动力来源于彝、汉两族的互动关系。彝族社会中“尔普”的变迁形式是人类学关于族群互动下的文化变迁理论的鲜活事例。     

彝族习惯法学家登上大学讲坛

在凉山彝族人的法律生活中,人们把操作习惯法、调解处理纠纷的人称为“德古阿莫”。德古是彝族人中有文化、有知识、品德高尚,能言善辩而又有威望的智者,他们是彝族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掌握彝族文化的一个“阶层”。彝族的神职人员称“毕摩”,不少习惯法的条文记载在毕摩用古彝文写成的经书里,毕摩能够朗读,背诵和诠释,因此毕摩大多是德古。     

马来西亚的阿斯里人

在马来半岛的高地和丛林中居住着许多原始部落。占主导地位的马来族海岸居民称他们为“萨凯人”(Sakai),但由于这个词带有“奴隶”的涵义,政府现在使用“阿斯里人”(Orang Asli)一词,意为“原始人”。阿斯里人没有历史记载。人类学家推测这些部落民(tribal peoples)大多数是在8000到3000年前,由泰国北部、柬埔寨或越南等地迁来的。尽管部落和语言的界线常常模糊     

彝族大三弦

彝族是火的民族,彝族民间有深厚的“火”文化,火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彝休的劳作生息。因此,天下第一的彝族大三弦自然就是“火     

彝族地区“人命案”刑事司法的最佳本土模式——读《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的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一文有感兼与马林英教授等商榷

马林英教授等撰写的《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的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以凉山彝族农村人命案司法实践为例》一文,肯定了彝族民间刑法及刑事司法对“人命案”处理的合理性。笔者的分析指出,从实体法角度,彝族刑法对“人命案”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界定存在不合法且不合情理之处;从程序法角度,本土刑事司法程序不能很好保障“人命案”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在此基础上,提出彝族地区“人命案”刑事司法最佳本土模式的可能方向是,构建与彝族传统司法接轨的刑事和解机制。     

黔西北彝族三大传统礼俗歌

彝族是个具有悠久传统历史文化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用自己创造的古老文字记录了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彝族自古以来讲究礼仪,且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社会活动和生、婚、丧生活三部曲中,各种礼仪都用歌这种形式来完成。彝族的各种传统礼俗歌大致分为“曲谷”(恋歌)、“阿买恳”、“陆外”(婚歌)、“恳洪”(丧歌)等。     

“大调解”背景下彝族地区“检调对接”机制的构建

“检调对接”机制是检察机关与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对接,是“大调解”模式在检察环节的充分运用,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刑事和解的创新工作机制。拟在“检调对接”机制的实证及意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彝族地区的特点,对彝族地区“检调对接”机制的构建提出一些建议。     

“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近代化。本文从“近代化”的角度出发，以民国时期云南政坛上出现的彝族官僚群体为切入点，集中考察了清初“改土归流”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滇川黔边（主要指今云南省昭通地区及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历程。认为，“改土归流”和咸同年间各族人民大起义是滇川黔边彝族历史发展的两大转折点，彝族人民通过自身的调整、努力和发展，为民国年间彝族官僚群体的崛起准备了政治、经济和人才条件。彝族官僚群体崛起后，又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促进了本地区彝族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彝族社会的近代化。以此为基础，本文就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理论提出了“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概念。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中国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