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全业的产权和产权主体──与“企业法人所有权论”商榷

本文认为，企业产权本质上是所有权的异化，是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的衍生现象。产权是投资主体以资本所有权为前提，通过资本投入参与市场物资、人力、智力资源及其各种原生、再生形式分配而占有、使用、转让之，并由此取得收益的权利。企业产权代表了投资人的权利，侧重于所有权一面，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代表企业相对独立的民事权利，侧重于经营权一面。企业产权决非企业所有权，所有权仅属于投资者。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误区是过分强调国家和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把企业放在不适当地位。建立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制度是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由之路。     

国家与产权效率的关系─—兼论产权制度与社会整体制度的变革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整体经济制度的创新和社会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伦理、道德、价值等观念）的契换。只有社会整体制度机制的相互配合与谐调，才能实现社会制度体系的全面创新，以达到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最终目的。本着这样的社会目标与理论任务，笔者以对西方产权理论中关于国家与产权关系的观点和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社会中产权本质的界定为理论基础，探索产权制度与社会整体制度变革的途径与意义。一、国家扮演着决定产权界定、产权安排与变迁的角色产权界定是指明确产权运作的主体是谁…     

Symbolic Land Rights in Its Cultural Economic Context--A Case Study of Yangcun Village, Fujian

本文通过福建阳村的田野研究,运用象征地权的概念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土地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象征地权是一种象征资本的产权形式,具有象征资本的再生产性。象征地权的分析,令我们思考中国历史上不公平的地权结构及其社会观念。象征地权的过度膨胀会压缩契约地权以及相关法律、合同的效果,形成权力占有者利用制度和政策的掌控权,通过造制度、玩政策来公开寻租,瓦解社会公平,引起广泛的社会问题。     

“国企争议”与国有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力量,更是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围绕国有企业及其改革的争议此起彼伏.这些争议表明社会各界对国有企业尚有一定的认识误区与迷思,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背景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是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目标.而如何加快提高中央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及自身“做强做优”、跻身国际一流企业的需要呢?关键就在于塑造中央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完善其相关体制与激励机制,营造一种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与政策法制环境.     

媒体建构: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以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自杀事件报道为例

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发生后,报道运用媒体设计的方法与多种修辞手段,从故事叙事模式、话语结构与话语策略上,赋予自杀行动正面而又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国家共同价值和民族危机的认同,以便动员民众、共同御侮.媒体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这种建构是当时社会赋予媒体的使命,体现了自杀行动者个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循环关系是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结果.     

“产权”概念辨析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意义

“产权”概念辨析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意义文力作为现代公司形式的企业拥有一束明确的权利，在此权利的基础上发生企业的一系列行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既有制度安排使企业不具备应有的权利，或者说在与国家的权利关系安排中其权利边界是模糊的。基于此，中国国有企...     

持股的相关因素及其对职工分化的影响--一项关于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实证研究

研究问题的提出 乡镇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贯穿于整个90年代的乡镇企业改革,主要是产权改革,不仅仅是企业产权的变化和经营机制的转变,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一场涉及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社会革命。但已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经济角度或从规范管理的角度来研究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缺乏从职工参与、劳动力社会分化的角度对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而深远的影响的大型实证研究。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话语的嬗变：一种产权社会学的分析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是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产权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化的新劳动伦理将工人的生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结合起来，强调工人是公营企业的一份子，工人是为了自己和解放劳苦大众而劳动。改革开放前的集体化时代，“工人国家”的体制定位、职工“以厂为家”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工人老大哥”的政治地位强化了以工人主人翁意识为基础的产权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主要历经了放权让利、抓大放小、主辅分离、股权多元等多个阶段，与企业所有权置换并行的是企业职工的身份置换，国企职工重申“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产权话语意在依凭身份追溯就业权和福利权。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产权实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表达相契合，产权话语的嬗变是透视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的重要视角。     

媒体建构：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以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自杀事件报道为例

摘要：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发生后,报道运用媒体设计的方法与多种修辞手段,从故事叙事模式、话语结构与话语策略上,赋予自杀行动正面而又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国家共同价值和民族危机的认同,以便动员民众、共同御侮。媒体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这种建构是当时社会赋予媒体的使命,体现了自杀行动者个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循环关系是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结果。     

传统思想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三重概念。从传统文化的视域看,其内涵又关乎多重关系。首先是个体之间的交往。人类由个体构成,共同体也基于不同的个体,个体以及个体之间如何建立和谐相处、平等交往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涉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共同体建构来说,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于两个维度,一方面个体需要认同社会、融入群体,另一方面社会应承认个体,维护其合理权利,二者构成建构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前提。从更广的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概要地看,处理或协调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总体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互惠互利,走向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到“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传统的价值取向侧重于超越具体或特定的民族、国家,以整个天下为关注点。进一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广义的天人之间,即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在理解天人关系或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时,总体的原则是注重天人之间的相分与互动。天人之间的“共美”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形而上的前提,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体现中国特色

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且呈多层次状况。因此,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既要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又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友,进行创新,形成既与国际惯例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制度。 第一,在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上,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法人财产权,既可以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一直是高难度问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既是企业资产的所自者,又是企业的直接经营者。企业没有自主权,严重地抑制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解决企业活力问题,在改革中提出了“两权分离”的措施,即国家拥有所有权,企业拥有经营权。这在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了条件。但是,在实践中,国家依然可以凭借所有权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同时也无法摆脱对国有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企业也因没有独立的财产而无法自主经喜、自负盈亏。这就说明,因产权关系模糊,政企仍然难以分开,企业自主权难以真正全面落买。大多数国有企业仍然缺乏活力,国家还肩负着沉重的包袱。产主这种状况的症结,在于没有找     

城区区街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

产权明晰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只有企业的财产有了明确的归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才能实现权、责、利分明,政企才能真正实现分开,才能促进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这不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且也是区街企业改革的客观要求.参照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和结合城市区街企业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应采取以下的措施和步骤对区街企业进行产权明晰工作.     

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路径非市场化特征分析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民营化"浪潮席卷全球.无论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国家,都把"民营化"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国企改革也是以"民营化"为主要特征.从早期的"放权让利"、"承包租赁"到后来的"公司制改造"、"产权改革","民营化"引领着中国国有企业一步步回归市场主体本性.但是,认真反思中国国有企业走过的和正在走的"民营化"路径,诸多方案设计的非市场化特征和由此引发的内在缺陷清晰可辨.本文尝试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实践所隐含的非市场特征及其缺陷,以求更好地推进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     

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思考

科斯的产权理论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权问题提供了理论方法和研究工具，特别是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及保护私人产权等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科斯的产权理论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理论缺陷，使得我们在产权改革中不能完全照抄照搬。     

国企产权的职工应有份额及相关制度创新

一1.国企产权中的职工份额的理论分析。长期以来 ,我们一般认为国企的资产所有权归全民所有 ,把国企职工对本企业的产权应拥有的份额 ,视同于其他公民。人们不但过去这样看 ,现在还有一些人这样理解。如“国有企业是一种所有权高度分散型企业 ,它的所有者是全体公民。任何个人都只能拥有很少一部分国有企业所有权 ,因而不能成为主要所有者 ,只能由国家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持股机构’或组织来充当主要所有者 ,代表全体公民行使所有者权利。”这一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理论 ,不能完全反映国企资产形成和发展的实际 ,没有意识到国企职工对本企业…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

在传统指令性政治—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身份及其行为从属于国家党政权力组织的正式序列，企业缺乏在国家计划之外自主发展的能力空间，同时也为政治—行政体系的运行制造了障碍。从１９７８年起，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开始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权威控制，并逐步确立了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不完全规范机制。在国有企业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对产权的合理处置是核心问题。中国国企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分。在此基础上，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完成了与国有企业“权力共享”的变革：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向国企管理者进行权力的功能性委托；另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最大限度地滞留权力。国企改革引发了国家政治—行政体制的积极反应，并通过市场自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努力，实现了政企之间切实可行的权力平衡机制。中国国企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的事例，提供了一系列经验性的有效启示     

试析生产社会化与产权社会化及其实现形式

生产社会化是指分散的个体生产转变为由社会分工和协作联系起来的大规模社会生产的过程;产权社会化是为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某一法定主体的私人性产权全部或部分地被社会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法定主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的过程和趋势.生产社会化与产权社会化的本质联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而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社会化水平较低,不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其产权社会化实现形式必须创新,才能不断深化国企改革.     

突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难点──产权人格化的对策

突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难点──产权人格化的对策王洪斌建立新型的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要真正实现建立新型的产权制度这一目标不审非常艰巨和复杂的，还面临着产权界定、产权归属、产权人格化、企业负担过重、企业领导体制不...     

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选择及机制创新 --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困惑及问题分析

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通过对生产的制度结构分析得出一个核心论点产权明晰是企业绩效的关键或决定因素,产权明晰即产权法律归属上的明确界定和产权的有效率配置及产权结构上的优化配置.文章结合黑龙江省国企改革的现状及其模式选择,提出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革面临产权制度模式的重新选择、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及管理创新等问题.     

股份制：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最终走向

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其中占有极为重要和突出的地位。文章通过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分析，认为我国国有企业长期活力不够，其重要原因是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性。运用股份机制来推动企业改革，不仅能够使模糊的产权关系明晰化，促动企业的自主权，而且也有利于国家间接调控职能的发挥。文章论证了股份制是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最终走向，及提出推行股份制的具体途径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