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觏的治国构想

“治国之实 ,本于财用”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前提 ;“守国之度 ,必重教化”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法治国 ,礼刑并用 ,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核心。以此为切入点 ,对李觏的治国构想加以系统的整理 ,以期推动学界对李觏思想研究的深入。     

李觏和王安石的礼学思想比较

李觏和王安石都很重视礼,他们都对《周礼》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二人的礼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反对繁琐冗杂的章句之学,注重阐发经典的精神实质,倡导革新,与时俱进,开创宋代义理之学的先河。他们的礼学都能联系实践,通经致用,注重理财,对南宋的事功学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觏理财重在富民,而王安石理财重在富国,这是二人的礼学思想的不同之处。     

论李觏的咏史诗

李觏的咏史诗,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渗透了诗人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其旨在康国济民,为北宋统治者提供殷鉴。     

边沁与李觏的功利主义思想比较初探

边沁与李觏的功利主义思想都以自然主义人性论为基础,具有一定的相近性.但他们在对功利原则、功利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分析方面,在对行为动机与效果的侧重方面却又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表现出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特质.对他们功利主义思想进行比较,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发挥其积极因素,更好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思想研究的应有之义.     

李觏与黎川考

在研读李觏的诗文时,觉察到李觏曾去过黎川。经查阅江西通志、建昌府志、新城县志、黎川县志、李氏家谱若干种,并对黎川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李觏曾居住黎川,并在黎川建有书院,此遗址至今仍保留。     

论李觏的咏物诗

李觏的咏物诗 ,并非单纯为咏物而咏物 ,而是运用比兴 ,别有寄托 ,融议论于形象描写之中。或以物拟人 ,或借题发挥 ,往往灵光四射 ,寄慨遥深 ,余音袅袅 ,耐人寻味。李觏不愧是宋代咏物诗创作的高手。     

李觏与范仲淹的交游及政治思想刍论

李觏与范仲淹都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范仲淹主持了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李觏是其积极的支持者。本文论述了范仲淹与李觏的交游及政治思想的共鸣。他们二人志同道合,都以天下兴衰为己任,都有变法革新、理财富国、术强图变的思想主张。     

由李觏《长江赋》论北宋政治中的“重北轻南”

《长江赋》是李觏的一篇重要作品,他本人在与别人的书信中屡次提及这篇赋作,这足以证明《长江赋》在李觏心中的分量。李觏《长江赋》由长江景物进而论述国家重西北轻东南的边防战略的种种弊端,已为学界所注意。然而,《长江赋》的背后隐藏着李觏作为南方士人的一种激愤不平之情,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中多被忽视。不仅如此,《长江赋》中的某些论述也为我们理解北宋政治中的"重北轻南"提供了线索。本文从分析《长江赋》入手,论述北宋政治"重北轻南"的具体表现、产生原因及其历史渊源。     

师古以用今:李觏对儒家经典的解读

研究李觏如何在解读儒家经典的基础上阐述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拓展李觏现实主义思想特征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康国济民为意",可谓师古以用今之情怀;"道不以权,弗能相济也",乃李觏对<易>之解读;"摭其大略而述之",体现了<周礼>的回归及对现实的思考.     

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

“文”“质”之争是先秦以至两汉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主张外在的仪节与仁义的品质协调相配、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和谐相济,但其无法割舍对“礼文”的价值追求,这使儒家的文质论在现实中表现出文在质先、文繁难究的弊病,也招致了儒家以外诸子的攻讦.他们或批评儒家质论的偏颇,指出其以道德本性代替自然本性,或批评儒家“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带来的奢靡之弊.作为回应,汉代儒者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并与“三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     

论中国古典诗论中“志”与“情”的定位

中国古典诗歌，自“诗言志”理论提出以后，主要是朝着儒化的方向发展，其自身抒情的因素亦在这过程中一度受到了掩盖。但随着春秋“礼乐”的解体，其自身本具之“情”很快就得到了复活，并通过对“人性”的演绎，与“志”融合，发展成为“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能与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相和谐的理论。     

生命的延续与荀学之“乡愿”——兼论荀学人性论起点是生命意识

自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排荀运动以来,以荀子之学为乡愿的观点不绝如缕。但是荀子之学与乡愿实有本质分别。乡愿有三个特点,一是自保,二是权变,三是没有节制。正是第三点把荀学与乡愿区分开来。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说,荀学"性恶论"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欲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底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荀学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蒂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情、欲乃是耳目口腹之欲层面的欲望与本能,并不能进行善恶评判。但是情、欲有一个基本之性向,即"欲多不欲寡",这一个基本之性向即可以理解为柏格森所谓生命之冲动,或者黑格尔的"恶"动力,也即《周易》所说的生生之精神、人类生命之自觉。但是欲多不欲寡的情欲必须受到限制,如果"顺是"则必将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残贼暴乱的状态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有悖于生命自身生存的需求。于是基于生存与自保的集体生命意识,人们借助心知(或者理性)的力量开始对于情欲进行限制和约束。这一过程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乃至于最终成为人类前理解或心理结构的过程。礼义由此而生。但是在荀子,这一过程被说成"圣人恶其乱也"从而制礼义以分之,由此礼义的诞生被赋予某种神圣启示的意味。     

论荀子“礼以养情”的性情观

荀子性情思想的基本特征为即情显性、性情一体,即“性”通过“情欲”和“情感”发显出来.荀子从“情欲”的自然必然性出发阐释了对待“情欲”的两种态度:“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并认为“情欲”的多寡不关乎道德,而如何求得“情欲”的满足才是道德之根本.荀子进而提出“礼以养情”,以“礼”对自然情欲进行规约,又使“向善之情”成为践行“礼”的精神动力,由此成就了“礼”的情理精神.     

朝鲜李睟光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李睟光“实学”思想论质疑

在朝鲜哲学、文学研究领域,都公认为李睟光是朝鲜17世纪实学思想的奠基人,其中选取三种代表性的观点逐一地予以商榷,并认为李睟光的这种"实学思想"是在对"性理学"的批判与否定中建立起来的.根据李睟光对自己学问观--"性理上说"的概括与总结的相关资料,来求证李睟光的哲学思想不但没有对"性理学"作出过批判,而且是"终生操守"性理学"观,所以李睟光的哲学思想依然属于宋明性理学的范畴而非"实学"思想范畴.     

《世说新语》中“礼”与“情”的冲突与调和

《世说新语》中对于“礼”、“情”本质的辨论不乏佳妙言说,魏晋士人越过汉儒视野而上溯周孔,“礼”的社会功能得到了逐步调整,并逐步重新拾起对人性的内在品格的重视,大体上呈现了“重礼扼情—越礼任情—纳礼于情”这一脉络.     

北宋大朝会考论——兼论“宋承前代”

北宋在正旦、五月初一(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停止举行)、冬至举行大朝会。其立国一百六十七年,大朝会仅举行了五十次,即便是最重要的正旦大朝会,也只举行了三十次。即便因战争、灾害、国丧等原因停止举行大朝会,制度规定群臣也要拜表称贺。这些规定,彰显了大朝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从大朝会礼仪的传承来看,《文献通考》、《宋史》承前代之制的说法更接近历史事实。     

“礼崩乐坏”新论——兼论中华礼乐传统的连续性

"礼崩乐坏"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基本话语,春秋战国之际是历代公认的礼崩乐坏时期。但是,历史上很多时期都曾出现过所谓的礼崩乐坏现象,尤其是王朝末年、动乱时期,礼乐坏废、道德陷溺便无可避免,时人或后朝的士大夫常常发出礼崩乐坏的感叹和批评。不仅居于中原的华夏—汉族如此,少数民族政权及其士大夫也经常以三代礼乐继承者自居,感叹和批评后世的礼崩乐坏。历代感叹和批评所反映的文化心理,正是对中国礼乐传统的认同和对礼乐文脉连续性的维护,反映了统治者和士大夫想要振衰起弊、重建礼乐的决心和努力。由此,客观上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礼乐制度的多次重建和传承不辍。礼的内涵,分为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次。形而下的部分或许因时因人而变化,于是出现所谓礼崩乐坏现象;而形而上的部分即礼义却相对稳定,这正是中华礼乐文脉得以重建和传承的文化基础。     

“玄”与“礼”的交织——论张衡的宇宙人生观

张衡是东汉中期的通博之才 ,其宇宙观、人生观表现出“玄”与“礼”的交织。概括地说 ,他的玄思落实于天文理论 ,则表现于宇宙生存的假说、宇宙无限的思想和宇宙结构理论 ;他的崇礼观又突出表现于反谶纬与反宦政两方面。而缘于儒道双修的人生哲学观 ,又具体映示出张衡玄儒人生的三重境界 ,即致用的社会意识与求真的人生品格结合之境界、通博的知识结构与质朴的人文心态结合之境界、朝隐的生存方式与逍遥的精神追求结合之境界。从哲学的发展看张衡思想玄与礼的交织 ,正显示了对汉代文化“象数”理论的因染与超越 ,成为汉晋学术潜变的重要征象     

“礼性”与“理性” “礼单”与“菜单”——社会群视角下的文化对比

本文以“礼性”与“理性”,“礼单”与“菜单”概括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从“数学群”和“社会群”的角度揭示了文化的成长性以及文化与经济发展和腐败、邪教、模仿造假、社会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等社会现象的内在关系。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