悫：在礼义中涵养性情的君子人格——荀子礼义积伪论与性情论之关系再探讨

荀子关于礼义与性情之关系的思想，对于当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常将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发现，荀子思想是从“礼以养情”出发的。情有两种：有待之情与无待之情。这两种情又分别联系着有待之性与无待之性。首先，性情论中有待与无待的区别，给出了礼义的来源——忧患之情；而礼义又反过来滋养了性情，从而塑造了一种君子人格——“悫”或“材悫”。于是，有待与无待的鸿沟在礼义实践中得以被超越。因此，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给出和互相诠释的关系。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依仁以成礼,还是设礼以显仁──从儒家的仁礼观看儒学发展的两种方式

自孔子始，仁礼关系就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涉及到儒学发展的不同方式。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本源，以礼为表征，仁礼合一的思想系统。这一思想系统存有向依仁以成礼和设礼以显仁两个向度发展的可能性。后世儒者如孟子等尊仁，依仁以成礼；而苟子等崇礼，设礼以显仁。两汉以下，降至明清，两种方式此消彼长，不断争胜较长。儒学在当代只有仁礼双彰，双向并进，实现依仁以成礼和设礼以显仁的有机结合才是自身发展的健康之道，才能为人类做出新贡献。     

近现代儒学仁、礼关系论反思

仁与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两者共同奠基于人伦道德实践,仁、礼合一而并重是其基本关系模式。在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转型中,儒家学者从彰显儒学普遍性价值出发,对仁、礼关系作出了独特的诠释,仁体礼用、仁体新用、仁礼分立是其中最主要的三派观点。反思近现代儒学仁、礼关系论的理论得失,回归儒学重视人伦道德实践的生活世界,确立仁礼之间互为体用、内外并进、多向发展的关系,是儒学当代开展的重要途径。     

论《史记》对荀子礼学思想的接受

<史记·札书>绝大部分来自<荀子>.在礼的起源与作用,礼与战争、刑法之关系,礼之三本,礼责本而素用,礼意与礼仪之关系,礼的关键在于能思考、能坚持等七个方面,<史记>接受了荀子的思想.<史记>对荀子礼学思想的接受一方面表明荀子的礼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表明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论孔子的礼乐观

论孔子的礼乐观□姚公赖功欧把握孔子的礼乐观及其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不仅要从孔子的整体思想入手，更重要的是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孔子思想的渊源及其与不同阶段的儒学的关系。时下的孔子研究，往往缺乏的就是历史分析的态度，从而把孔子以后的种种儒学形态，都看...     

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对儒家而言,内在的情与外在的礼之关系是一基础论题。情是人心感应于事物而生发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人之现实生命活动的基本表达样态。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作为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同时,礼亦能够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这些都表现出礼“顺人情”的一面。另外,礼还节制人情,使之合宜适中,由此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礼“治人之情”的一面。立足于对人情的随顺与治理,礼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论荀子“制礼明分”的经济思想

荀于在其学说中,突出强调“礼”,认为治国首在“隆礼”,但荀子所隆之礼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是和封制度相适应的新礼,而不是西周以来的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旧礼。在经济生活中荀子也十分强调礼的作用。“制礼明分”可以说是荀子隆礼的治国方针在经济上的表现。本文试通过分析荀子的经济思想和制礼明分的关系来揭示荀子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特点。 一“制礼明分”是荀子经济思想的总纲 儒学认为,经济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等级组成的机体。协调这种等级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儒学的基本任务。仁、义、礼是儒学用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核心范畴。     

论《性自命出》性情化的身体观

儒家的身体观的历史原型无疑是周代的威仪观,但威仪观诞生于儒学创立之前,威仪身体气象之形成并没有同时伴随着内在心性的自觉。孔子创立儒学,摄礼归仁,其身体观本于仁而达于礼,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身体观由此诞生。人性论在孔子思想中并没有充分展开,《性自命出》的性情论是儒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人性论,它把情设定为人性的内涵,它重视诗礼教化对心性和身体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独特的身体观即性情化的身体观,成为孟子心性化的身体观的历史前奏。     

作为规范系统的礼——从经学的现代意义看《仪礼》《周礼》《礼记》

礼既与政治、伦理的体制相关,也以当然之则为内容。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考察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首先应当关注其中的规范性观念。作为规范系统,礼属于当然之则,涉及社会领域的不同方面:从日常生活到政治践行,从个体的饮食起居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几乎所有相关事宜,礼都提出了具体的规定。以规范为内容,礼包含目的意蕴,后者又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为前提,与之相联系,礼(规范)既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指向合理社会秩序的建构,在这一意义上,“做什么”与“是什么”彼此交融。相应于人的行为(做事)过程,礼同时涉及手段,并以“如何做”为关注之点。从内容看,三礼对“如何做”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呈现的首先是行为的方式、程序。作为行为的规范,礼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其存在关乎多重根据。从根本上说,礼乃是得之现实而又还治现实,其规范作用(当然之义)无法与实然和必然分离,但同时,礼又蕴含人的价值理想,从而有别于单纯的自然法则。礼的不同根据包含着实质的意义,其变通则体现了对规范形式的扬弃。广而言之,作为当然之则的礼难以回避实质与形式之辨。在礼与乐、礼与情、礼与理等关系中,礼的实质之维与形式方面得到具体的彰...     

荀子性情论

荀子哲学中的性与情,或辞意相佐,或指谓有分。从人性与人情意涵相殊的层面,荀子不仅作出了人之性恶、人情不美的不同评判,同时也构建了改善人性与美化人情的不同路径。就儒学传承的脉络而言,荀子对性情内涵的新界定以及对性情关系的辨析,无疑推动了性、情范畴的逻辑演进,然而他对人性与人情的评判,则是先秦儒学中对于人的价值定位的一次突转。     

论《西厢记》的情礼妥协与人伦重建

过去的研究认为,《西厢记》宣扬了以情抗礼的斗争精神。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王实甫从头到尾都没有以激烈的方式抨击传统的伦理秩序,而是在礼崩乐坏、纲常覆灭的时代背景下,既肯定了"情"之可贵,更强调了"礼"之重要,他在认同儒家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合乎时宜地对情与礼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调和,以情释礼,融情于礼,进而强调对人伦秩序的重建。     

"孔论"与"王制":荀子对儒学制度化的理论贡献

荀子思想的核心是礼,荀子之礼的核心是政治制度.以礼为中心,苟子揭示了礼在人性层面、组织结构层面、经济政策层面及制度运行层面的涵义与作用,探讨了儒学制度化的实现方式,阐明了儒学在制度化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困境及其解决途径,为儒学的制度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情”与“理”的内在张力——从《论语》看孔子的“情”“理”观

孔子既不是一位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情感至上者.在《论语》中,“理性”与“情感”始终通过一种张力关系,来达到两者的平衡.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孔子一方面彰显“礼”、“义”的重要性,强调“正名”,反对僭越;另一方面,为挽回“礼”的形式化趋向,重塑“礼”的自然基础,他又强调人的自然与道德情感.“情”与“理”的张力关系不仅奠定了儒学日后发展的主要基调,而且也开启了日后儒学孟荀不同的发展路向.     

论孔子的孝道思想及其转化和发展

孔子对孝作了两个方面的解读:一是以礼解孝,一是以仁解孝。孔子前期主要继承三代之礼,主张以礼解孝,由于礼体现为制度性规范,以礼解孝,则孝极易沦为外在形式,因此孔子后期则着眼于以内在仁爱之情解孝,为孝礼奠定了深厚和坚实的伦理情感基础。以仁解孝,更能够反映和契合孔子原创性的仁的思想。他引仁入礼,以仁释礼,以仁解孝,孝道思想实现了从外在向内在的转变,其内涵较以往更加充实和丰富,这是孔子对孝道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而,孔子同时又兼顾两者,并不偏废,只是有所侧重。以礼解孝和以仁解孝既各自独立又融为一体,成为孝道思想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存天理,亦存人情——朱熹理学视域下情礼关系辨析

儒家之礼的继承与沿革总是纠结着人情,而因"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被有意拔高而独尊,朱熹礼之思想通常被认为忽略人情。我们通过朱熹对情礼之内涵的界定与情礼之间关系的阐述可窥知:在理学视域下朱熹之礼对情之重视呈露无疑,其礼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源于情礼之间的张力,体现为其特别重视情之正的抒发,主张礼以恰如其分的方式、以恰合天理为最终归宿,来随顺、规制人情,体现为缘人情而行礼、以礼治情。但是,礼之情感因素因天理的绝对至高性被拘制在"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之内,在释放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压抑了人情。朱熹所阐发的情礼关系对于后世礼学的沿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语义辩证

宋代禅学对儒学的影响造成了儒学的神秘化倾向，它表现在程门道南学派静中体验未发、追求不可名言的直觉取向上。于是，以觉代知，并把人文奠定在私人性的直觉体验而不是公共性的、可以传达的知识的基础上就成了宋代儒学的主导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什么意义上还是儒学，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与禅学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朱熹通过对作为儒学道统精神内容之概括的“中庸”一词的创造性诠释，即把“中庸”定义为“平常”、“合理性”、“合逻辑性”，承诺了儒学在其本性上的可理解性。从而，克服了宋代儒学的神秘化倾向。由此，儒学在朱熹那里发生了成为理学、成为知识学的要求。     

论李觏对儒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

透析整个儒学发展史,儒学的生命力除了与其意识形态地位有关外,更大程度上在于其中充满现实冲突与融合的现实主义精神,李觏则是在秉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基础上,阐发了“礼统内外”、“礼顺人欲”、“学礼成圣”的思想,继续从理论上系统地深化了儒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王船山乐以“发情”致和之和谐思想——兼论礼、乐致和之异同

运礼致和,因和而乐(le),和者乐(yue)之所由生,乐(yue)备而和昭。乐备和昭源自于礼乐互用而致和,乐以发情以致和,因为乐以治心,乐以昭和。礼、乐致和区分度明显:因礼而和是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致和,礼主阴,系"抑情"而和;而乐以致和是以礼之调适致而后的喜悦之情的表达,乐主阳,因"发情"而和。乐以致和是礼之调适而致和后的更高层次上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