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为本:孟子"和合"思想的特质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之一,可以理解为事物和谐、协调、平衡发展的状态.孟子学说中包含丰富的"和合"思想,可以概括为"天人和合""身心和合"和"人伦和合"."天人和合"是通过对天赋之德的体认,而达到的天人融洽之境;"身心和合"是将本心贯注于身,而达到的身心融贯之境;"人伦和合"是将内在之德扩充至社会人生,而达到的人伦和睦之境.孟子"和合"思想的特点是以德为枢纽,贯彻天人、身心和人伦各个方面.     

简论张载“天亲合一”的和谐思想

张载在本体论上提出了"气"说,认为天人一气,天人同质,打破了天人异质学说中的等级界限。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天人同性的"太虚"说,认为"太虚"是天地和人的精神意识的本原,由此人就具有了天地的健顺之德。他强调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并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同时还从生死观方面论述了人心之和谐。     

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论中国“和合”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和合"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和合"精神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原则,它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凝聚、协调、价值整合的功能。在当代弘扬中华"和合"精神,一要履"和",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二要行"礼",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三要执"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度"。     

钱钟书“诗心论”的历史美学价值

钱钟书之"诗心论"着眼于"史"、"诗"之本体,既论史有"诗心",又云史诗有别。史有"诗心",明史"文"重"律"之义,"文求宫商",史文亦当如诗文可咏可诵;诗之"持"谓"止",史不仅求"律"亦当重"止",把握好史实与情感的分寸,遵守"史法",正是历史科学追求的崇高境界。钱钟书论史与诗通,但知史有"诗心",尤须知史、诗有别:史重求真,诗则虚构。以"历史美学"为视角,钱钟书"诗心论"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启迪意义。     

经史之学与文章创作——清代浙东学派“叙事之文”研究

清代浙东学派以经史之学著称,主张文章创作应以经学、史学为根底,形成了为文的鲜明特色。黄宗羲等主张文要补史之阙,因此多作"叙事之文",旨在记述、保存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的文献,以期有助于世道人心;认为先儒都是"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作文也应该写"其心之所明",凸显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这些主张和创作契合了近代文学启蒙的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启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先声。     

“六经皆史”的近现代误读

"六经皆史"是宋代以来理学与史学相互碰撞的理论产物。程朱理学认为,六经承载着天理,而史学则只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是形下之器,它与六经相比,不值得重视。作为对理学家"经以载道"及"经先史后"论的回应,宋明史学家提出,六经只是三代之史,因而不仅仅六经,广义的史学都承载着天理。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彻底打破了六经对天理的垄断,赋予了史学以同样的达道功能。然而,近代以来,"六经皆史"却被严重地"误读",它不仅被解读为"六经皆史料",而且还被赋予了反封建主义的"先进"意义。     

梁启超与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入手,沿着年鉴学派"两大史学主张"即"建立总体史的意图"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的产生路径出发,认真比勘马克·布洛赫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可以发现二位史学巨匠治史理念的"不谋而合"。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的成熟是建立在西方各种人文各学科成熟发展的基础之上,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则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但足见其史识卓绝。梁启超在其中西融会与古今贯通的学术背景下,在如何回答"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不仅是在国内发时代之先声,而且也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以此也可以进一步窥见梁启超新史学久远影响力的奥蕴。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同意”因子

宪政史著述理应给予必要的分类。其中,以史学方法撰写的宪政史可以称为"史学宪政史"。这里提出此一概念,意在表明用史学方法与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史之不同。史学宪政史的旨归是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档案资料、深研原著的基础上,阐明宪政史的研究对象,进而客观揭示或如实描述宪政发展过程,为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这种揭示或描述虽不能做到样样"至确",但心之所向,必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由此论及目前极为流行、可以归类经济学宪政史的戈登著《控制国家》,其中可见作者史学素养和历史意识的浅薄与匮乏。书中说:"18世纪中叶以前,‘民主’是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却被自己的历史学家所谴责,被诗人和艺术家所嘲弄,被哲学家所拒斥,真是极大的讽刺"。所谓"否定",当来自不同政见,但稍有历史知识者便应知晓,构成评价主体的恰恰是"肯定"的评判。难道可以将多数人认同的制度视为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吗?反过来,与民主对立或分立的制度也受到了其他政见的批判和否定。而在一个多元社会里,论争环境原本就是制度生存发展的常态,古代民主正是在与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的斗争中才得以发展壮大。事实上,古代雅典反对民主的知识精英并无几人,所以,上述言论恰恰反映了作者历史知识的不足。而假如他知道少数人持反对态度多数人居拥护立场,那就说明他还不懂史学规则,即不可以偏概全,以点废面,否则,必然诱导读者误解历史,而他本人,则无异于篡改历史。经济学宪政史自有它的特点,但既然研究历史,就应该具备一定的史学素养。这方面,作者显然还有些薄弱。由此再看作者的言论,便让人感到着实有点"无知者无畏"了。行文至此不妨作个假设,如果将这一论题交由历史学家去做,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模样。本栏所刊文章,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985工程"《西方宪政历程》(将由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课题组的部分成果,它们都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视角,并努力展现史学宪政史的意蕴。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在后现代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价值

中国史学史研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科学史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当作真理标准,以之重塑中国史学传统,给它化上时妆.而后现代主义把"现代"的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加以相对化,让我们多少能换一种眼光来看中国传统史学,把它从科学吏学的"镜象"中移出,让它在科学史学的对照下显出"新意"与"个性",给现代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另类启发.作者力图给出几个例子,以引起讨论与思考.     

由“分”而“统”——荀子天人观的内在逻辑

荀子在继承孔子天命观与孟子天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思想,并通过由"分"而"统"的内在逻辑将天与人的关系统一于一体。一方面,荀子以"职"为主线,在范畴上对"天"和"人"进行了"分",认为"天职"是"天道自然"、"天行有常";"人职"就是"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荀子以"礼"为基础,论证了"礼"是天人之"统",认为"礼"既是天道之用,又是人道之极,是形上关怀与现实关怀的辩证统一。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天人合一”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价值维度

"天人舍一"的基本涵义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充满"和合"综合思维的"天人合一"观所蕴含的"天人同类,全面发展"、"天人同性,和谐一致"、"天人同健,自强不息"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和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价值维度.     

“心为太极”与邵雍诗歌中“狂”“闲”“乐”的生命境界

邵雍的太极观是"心为太极",具有三层含义:心生太极、心有众理、天人合于心,这样的本体论使得他的思想具有心学倾向。邵雍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与思想境界是统一的,而"心为太极"的本体论则是这种统一的逻辑起点。他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当中都有尊重主体、扩张自我的"狂";有无著无累、无滞无碍的"闲";有追求自由洒落、体验万物生意的"乐"。邵雍作为一个不同于程、朱的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想境界与生命境界的范本。     

论中国史学面临的“挑战”——学术史视阈中的考量

"史学面临挑战",在不同语境下含义不一,但更重要的是针对中国当代史学而言的。所谓"中国史学面临的挑战",有阶段性和多样性。它是"史学危机"的变脸,"史学困惑"的新象,其学理在当前集中指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自身确实存在着许多悖论和问题。面对社会和史学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学界要变挑战为动力,改善历史叙述范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传统和合思想的旅游审美启示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丈化的精髓,主要体现在"天人和合"、"社会和合"、"自我和合"等"三和"层面.旅游是一项综合性的审美活动,旅游的美学本质就是追求和谐,这与传统和合思想之精神是一致的.传统和合思想对我们在旅游审美中人与自然亲和关系的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人类精神品质的提升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国史馆”成立与民国史体例之争

民国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和"国史馆"的成立,引发了学界关于修撰民国史的讨论。这场学术争论自1940年筹委会成立持续至1947年"国史馆"成立,分别以筹委会和"国史馆"的成立为契机,形成了两个高潮。馆内、馆外诸多学者参与其中,也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关注。其中朱希祖、但焘、金毓黻、郑鹤声等史学名家的观点很具代表性。经过深入探索和广泛争鸣,"国史馆"最终兼采我国传统史体和西方史体,按纪、传、表、志确定民国史体例,并积极付诸实践。民国史体例之争,深受当时史学发展的影响,是我国史学自传统而现代的一个缩影,丰富了史学发展的内容,推动了当时民国史编纂工作的开展,对今天我们思考"国史修撰",也很有参考价值。     

“道”之空乏与“上帝”之谬——老子、康德道德哲学比较研究

老子与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均具有较强的先验和形上特征,二者在哲学进路上呈现多处分合之处。在本体论、实践论和目的论上二者均指向先验理性,在具体的逻辑依据和道德理想上又分别指向了"自然律"与"道德律"。无论是老子之"道"还是康德之"上帝",在最终道德实践上都是不可到达的,"自然律"与"道德律"的二分法带来了"道"之空乏与"上帝"之谬。黑格尔从"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角度提出了"道德律"与"自然律"之间"被设定的和谐",实现了从道德形而上学到道德辩证法的转换,也为我们指明了"和谐伦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