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数量名”结构的来源

汉语"数量名"结构的来源问题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迄今为止大致有"移位说"、"插入说"和"类推说"三种不同观点。我们运用历时比较法证明"类推说"不可取,"移位说"和"插入说"各持一端的说法不够全面,是"移位"和"插入"的共同作用成就了"数量名"结构的优势地位。     

“三言”“二拍”中的媒人与说媒场景

媒人是"三言"二拍"中的重要角色,他们身份各异,既有职业媒婆,也有众多其他身份者。媒人形象大都不够鲜明丰满,但在叙事方面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将媒人看做小说叙事中的"功能性"人物更为确切。"三言"二拍"中有众多不同类型的说媒场景,说媒场景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市井气息的渲染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启示”、“启事”和“公告”辨

“启事”和“公告”在使用上常会用错,情况有二：一是将“启事”误写为“启示”;二是将“启事”,“公告”混同。其实,“启示”并不等于“启事”;“公告”也并非公开告知之意,启事的内容切不可冠以“公告”之名。     

浅议“六书”“三书”

汉字的"六书"理论是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条例,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归纳和概括,而非造字法。"六书说"依据小篆分析汉字结构,反映了汉字构造的法则,许慎用它分析汉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有局限性。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分别提出"三书说"理论,对传统"六书"有所突破,又有新的问题出现。本文以时间为纲,对相关理论家主要观点做出阐释,并分析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价值与不足。     

艺术评论即“补救”

对于艺术评论,理查德·沃尔海姆提出了评论即"补救"的观点,也即恢复作品原状的观点。与文学评论的概念相比,这一观点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沃尔海姆主要从反正两个方面对该论点进行了论证,提出了"修正"、"细查"等观点。此外,他提出了认知储存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分类。他还对创作过程和艺术家的意图进行了区分。     

对比解读“飞矢不动”与“物不迁”

僧肇和芝诺皆因提出了一反世人常识的论断而在中西哲学史上富有盛名,＂物不迁论＂与＂飞矢不动＂分别是二人代表性的观点。现尝试从有破而立、论证理路和立论旨归三方面梳理其二人的观点,以此探讨二人的差异点及会通处。     

诠释与文本的契合——论老子之“道”“无”“有”的关系

道体与"无""有"的关系是老子《道德经》第1章的核心问题,受王弼注解的影响,把道体等同于"无"的观点甚为流行。"无""有"属于同一层次,是一种逻辑上的并列关系,竹简文本第40章与牟宗三的阐释的一致性表明了"无""有"同为道体的属性。     

介词“自”、“从”、“打”的语法化

介词"自"、"从"、"打"在形式和意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共时平面的不同需要通过历时层面的考察来探究原因。这三个词的使用反映了汉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三者有其各自的语法化路径。语法化动因主要是认知和语用因素。     

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

“摹仿说”是古希腊哲学家、艺术家们研究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有本质的不同。本文从文艺与现实关系的诸方面对二人“摹仿说”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对二人政治态度、研究方法和哲学思想的比较,探视了他们“慕仿说”不同的基础与实质。     

论“三言”“二拍”的钱财观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最多写到商业、商人及市民文化的短篇小说集,因而研究作品中所显示的当时民众及作者的钱财观,对给作者的思想观念进行定位很有意义。本文根据“三言”“二拍”中的大量相关故事,梳理了故事本身及作者在钱财方面的五方面的观点,并由此认为,作者对当时普通民众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但他仍是个传统文人。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野食”:饮食安全的红线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震撼了世界,导致此次疫情的重要病源来自野生动物,而"元凶"似乎是人们的"野食"。野生动物纵有危险之虞,如果人们不捕杀、不食用,危险终究不会发生。因此,"野食"成了关键性的话题,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对"野食"进行分析。文中个别观点曾经在拙著《饮食人类学》[1]中有所论及,只是在当下的特定语境重新讨论更不寻常,语义也完全不同。     

孔子“正名”论的语言学阐释

孔子的"正名"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读。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去观察,我们认为其中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二是"言"与"事"的关系问题;三是"君子慎言"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孔子关于"名"、"实","事"、"言"关系的观点,都有颠倒主从关系的认识偏颇,但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则亦不乏其合理性的内核。至于"君子慎言"的观点,从现代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看,则具有时代前瞻性的认识价值,在社会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与"二拍"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但两者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三言"中的商人重情重义而"二拍"中的商人重利。这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编撰者的创作意图有关。冯梦龙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所以用作品中的人物劝戒商人重情重义;而凌濛初书商的身份决定了牟利是他的终极目标,自然要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     

“轩辕”名号研究概述

目前学界围绕"轩辕"名号来源取得的研究成果,大致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第一,认为黄帝"轩辕"的由来与黄帝的制作发明有关;第二,"人因地名"与"地因人名"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三,认为金文中的"天鼋"即是"轩辕"的观点;第四,从音韵角度出发得出的其他观点。就目前学界的整体研究来看,因观察视角广、涉及领域多,多数观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史记》“动+之+名”结构分析

"动+之+名"结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结构。文章以《史记》中出现的"夺+之+名"和"为+之+名"结构为例,以充分的理由证明前人研究中通过变换分析和古人的注释来证明"之"="其"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从而证明整个结构是双宾语结构。     

“认同”与“明示”——汉语本土新词英译原则与策略之新论

在既有汉语新词的分类基础上从认知角度对汉语本土新词进行重新界定,并从西方修辞学中的"认同"观和关联理论中的"明示"说角度通过对汉语本土新词英译的实例探讨对传统的"直译"、"直译加注"和"意译"三类翻译策略进行全新阐释,最后证明了英译汉语本土新词时应首先遵循"认同"原则,对待不同种类的汉语本土新词的英译要采取不同策略的观点。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论余华小说中的“簇拥模式”

在余华的小说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簇拥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对立双方力量的不同而形成两种形态,分别是"围"的效果与"放"的效果。这两种不同的效果其实展示出了余华在不同创作时期的不同思考,尽管有不同,但仍然是作者对人的生存境遇思考的结果,仍是出自作者的内心。     

术语“语言发展变化”和“语言变异”混用状况分析

语言学界对术语"语言发展变化"和"语言变异"的使用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的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语言发展变化"即为"语言变异","语言变异"即为"语言发展变化";有的用"语言发展变化"指称语言历时平面的演变,用"语言变异"指称共时平面的变化;还有的用"语言变异"指称偏离语言规范的现象。混用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造成的,一是变异与变化之间关系密切,二是受字面意义和分析视角不同的影响。为了学科的严谨性,学界应该对其明确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