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海派”“谪京派”之争考辨

1934年前后发生的"京海之争",是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论争之一。此次论争看起来热闹非凡、涉及面广,实际上参与论战的各方立场皆有不同,他们对于"京派""海派"的定义可谓言人人殊,意见并不统一。然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对"京派""海派"概念的界定及其成员的划分多沿用在1930年代论争之初就模糊不清的说法,以致众说纷纭,甚而有盲目扩大各派阵营、夸大其对立之势。细析萧乾的原文,"谪京派"极可能是"嫡京派"一词之误排,故与"谪京派"相关的论说不能成立。     

全球化背景中的海派文化发展之前瞻

一 提到海派文化,必然会提及海上画派、海派京剧、海派电影和海派文学等,它们建构了海派文化的独特内涵,奠定了海派文化的传统.著名学者陈旭麓曾经指出京派是传统文化的正宗,海派是对传统文化的标新,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这是切中肯綮的.     

文学世界中的典雅与错乱--试析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异同

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在五四文学中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衡之势,京派文学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承续表现出庄重典雅、含而不露的学院文风,海派文学则因较多异域文化的吸收、独特的地域限制,表现出喧嚣浮躁、纸醉金迷的都市气息。然而二者作为同时代文学流派,并非完全对立,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下,二者或多或少的吸收传统文化甘露,在天道观和人道观上均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熏陶。     

“五四”都市文化关照下的“京派”与“海派”

"五四"时期的"京派"和"海派",代表着本土文化与现代外来文化的碰撞,体现出现代与传统二元对抗并存的现代性特征."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已具备了都市文化的价值理念并为中国都市文学的发展作了准备和铺垫."京派"和"海派"的出现,以及其不同的文化和文学特色,标志着都市文学的成熟.     

海派文化视角下海派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海派文化是在吴越文化的基础上生成的都市文化,它主要由吴越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混杂而成.以海派文化作为研究视角,海派文学的商业性、现代性是研究的热点,其传统性则有待于拓展、深化.从传统文化角度加强海派文学研究.有助于把握海派文学的全貌、本质,也有助于认识海派文学精神的复杂、多元,揭示海派文学的对话特征.     

京海派的“都市怀乡”——以沈从文、施蛰存为例

“都市怀乡”是寓居都市的现代作家们共通的精神质素,从五四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潮流开始,“都市怀乡”便成为这些“侨寓文学的作者”们创作的最初情感驱动。到了京派作家的笔下,不遗余力书写故乡的美和抒发对故乡的依恋,也可说是这种怀乡情结的极致展现。而由都市文化滋养出的海派作家同样具有乡土情结,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乡村的依恋和回望。结合沈从文、施蛰存两位作家的具体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京派和海派这一创作上的不谋而合。     

生命的体验和艺术的感悟——试论吴福辉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京派、海派文学研究的独创领域内,吴福辉的学术能力和价值真正得到了证明.这与他拥有上海、辽宁和北京三地的生命体验直接相关.<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一书,已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研究的奠基著作之一.他的文学史研究在扎实开掘原始资料的前提下,文化视野宽大、多向度,注重文本细读,有敏锐的艺术感悟力.他的文学、文化批评的书写极具个性,流动、曲折有致,是分析的,又是概括的,是历史的,也是美的.     

高贵的乡下人和敏感的都市人--试论京派和海派的差异

京派和海派共同崛起于30年代的中国文坛,以迥异的风格给读者留下了不同的审美感受.本文试从不同的文化角色认定,即"高贵的乡下人"和"敏感的都市人"的角度,分析孕育于不同的地域环境的京派和海派在艺术和审美理想上的差异.     

海派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海派文学兼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性。海派文化继承了吴越文化的传统，同时又具有很鲜明的开放性与现代性，海派文学则生动如实地展现了海派文化特有的内涵；海派文本中充满了浓郁的市井传统，但其日常生活和生存空间里却透露出现代商业社会的种种痕迹；海派文学在中国文学的艺术传统中吸收了灵感和营养，但在艺术表现领域更多地开始了现代性的探索，完成了对传统文学艺术的一项重要创新。     

踏上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路的歌者--沈从文与施蛰存小说的城乡二元文化探析

沈从文和施蛰存分别是“京派”和“海派”小说的代表作家 ,二人具有相同的城乡二元文化心理 ,其作品形象的反映了在 2 0世纪 30年代中国由乡村步入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所经历的痛苦而艰难的心理蜕变过程 ,研究二人小说中的城乡二元文化 ,对于我们认识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城乡二元文化母题 ,厘清 2 0世纪城市小说的发展轨迹 ,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20世纪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以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的女性叙事为例

上海盛产女作家,海派三个阶段性代表人物均为女性。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等不同时代的书写上海的女性作家,用她们各具特色的文本,以女性叙事为视角,阐释了女性与一个城市的纠缠关系。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三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的女性文本有着相通的精神实质和不同的时代所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格调。     

《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小说

钱锺书《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产生于同一个语境,精神气质上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但又明显不同:《围城》的自我定位介于新文学与海派文学之间,对海派文学传统有继承、改造,更有超越和提升。某种程度上讲,《围城》是对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的反写。     

《竹枝词》里的沪地早期民俗风情

竹枝词偏重于风土习俗、社会百态等内容的描写,使其具较高的社会史料价值。从＂上海竹枝词＂入手研究开埠的民间娱乐、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心态,能够更真实地了解上海早期民俗风情的真实形态。在自然经济下,早期上海地区的日常娱乐以就地取材、精于图利为本。社会信仰行活动突出表现为社会生产交往中的多重性要求。明清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吸引了大量客商与外地人口流入进入,直接导致了上海地区人口暴增,同时也形成了上海居民比较宽容的社会心态。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急速增加与复杂化,催生了上海近代城市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城市恶习,在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社会道德观念等都受到巨大冲击。     

畸型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女性主义者--上海美女作家文本分析

女性文学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上海美女作家与上海海派文化关系的角度,运用女性主义者的视角,对卫慧等女性作家的文本进行分析,从而对海派文化土壤中诞生的女性主义作品作一个简要的评介和基本的判断。     

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

报刊媒体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催生剂,而具有商业气息的海派文学总是经由报刊进入读书市场的.先锋性的同人海派杂志有助于推动新潮,但如不与"流行"结合便难以为继.海派画报的市民文学化以及海派文学杂志的画报化,是海派报刊兼顾通俗流行与品位的行销策略.与海派文化具有同构性的上海小报,其文学以饮食男女为基本主题,在趋新趋美、实用实利、琐屑媚俗之下,也不动声色地给市民们带来新的观念,一定程度增进着都市的文明.     

西方文化对近代海派家具的影响

19世纪下半期西方器物文化促进了海派家具造型风格的多样化,西方技术文化引导上海家具制造业从纯手工业向机器生产方向发展,西方设计文化改变传统的道器观转向现代设计理念,西方商业文化加速了海派家具的传播。海派家具产生于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相撞的过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中西合璧的特性。     

分享经济对Airbnb房源集聚社区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了深入探究分享经济给社区带来的影响,在对上海Airbnb官网的5 502个房源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上海Airbnb分布特征,在Airbnb房源较为集中的社区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研究Airbnb发展会给社区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Airbnb在上海发展迅速,在空间数量和房价方面均呈现出从中心城区向周边递减的趋势,交通便利、具有上海风情的房源受消费者关注显著;在Airbnb房源集中社区,Airbnb对社区造成的影响因素集中在房源所在社区类型、旅游者个人素质、租房目的等方面,目前Airbnb给社区带来的影响总体较小,尚未引起社区居民的反对;社区居民对这种分享住宿形式较为关心的是可能带来的在社区冲突、安全和环境方面的消极影响与问题,对提升社区知名度与形象方面持积极态度。研究表明,管理机构和Airbnb应该共同建立制度,运用技术手段,避免给社区居民带来潜在的社会风险或环境安全问题。     

论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20世纪20年代话剧探索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田汉开始了他的上海时光,田汉和上海这座城市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现代都市文化对田汉实验话剧的接受、租界体制下南国社话剧运动的开展、移民城市中流浪漂泊的波西米亚风格、左翼浪潮下话剧探索的现实转向这四个方面,都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早期话剧探索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田汉在上海时期的话剧创作与活动,也为中国早期话剧中浪漫感伤与客观写实风格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     

"白马湖文学现象"的渊源与流衍

“白马湖文学现象”应该是发源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 ,形成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的现象。在白马湖畔 ,不仅开始了这群 (同人 )作家的集体聚合 ,而且在与风光旖旎的湖光山水的融合中 ,形成了他们基本的文化个性与艺术风格。所以立足于上海立达学园与开明书店的教育探索和与文化传播的“立达派”“开明派”都只是这一文化和文学现象的延展与流衍。     

“流言”:“寻找上海”的另一种可能——再读王安忆《长恨歌》

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为我们描述了昔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漫游在城市与时代边缘的故事。王安忆之所以要写作这个故事是为了寻找上海的历史。而"寻找上海"的动因则是来自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中高涨的"市民自信心"和涌动的"怀旧热潮"。王安忆这种利用"流言"去构筑上海历史的方式无疑是对张爱玲式的醉心日常生活书写的延续。但这种构筑上海史的方式却存在着"去本真性"的问题,导致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遭到忽视与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