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文学创作心理学探讨

《文心雕龙·序志》中认为“夫文心者 ,言为文之用心也” ,这里的“文心”即指《文心雕龙》的书名 ,而“为文之用心”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部旷世之作是从作家的文学创作心理角度探讨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原则和方法的。《文心雕龙》中对文学创作心理的阐述很多 ,但主要集中在这样五个方面 :一、对“神”的阐述 ,把“神”作为文学创作心理的核心 ;二、对“情”、“志”的阐述 ,把“情志”作为主体创作心理的“关键” ;三、用“神与物游”来具体描述文学创作心理过程 ;四、以“虚静”观来具体阐述主体创造心境 ;五、主张“各师成心” ,具体阐示了主体个性心理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心雕龙》“心”解

《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最系统完备的文学理论专著,刘勰以“文心”名题,并释曰:“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誉人则“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并曰:“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吐露出对“心”的深爱之情。作者在《序志》篇的“赞”中写道∶“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黄帝内经》“情-志”的现象学分析

基于《内经》、道家、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融合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理论与本土现象学资源对《内经》“情-志”予以分析阐发。《内经》、道家的“情”“志”分别对等于海德格尔“遮蔽”“去蔽”状态的情绪。就情、志为一而言,情志是生命真实活动内隐与外显状态的统一;就情、志为二而言,《内经》、道家之“情”处于本原性地位,是“志”的上位概念;“志”源于“情”、属于“情”,是“情”的下位概念。那种将“情”置于“志”范畴之下,而以“志”作为中医心理学重要概念的观点值得商榷。     

析《文心雕龙》艺术思维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被称为“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确实,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巨著,在它颇具规模的理论构架中,涉及了极大部分文学理论问题。而其中,关于艺术思维的理论尤引人注目。《文心雕龙》篇名中的“文心”二字,按刘勰的说法,“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序志》)。“为文之用心”,这不就主要指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思维活动吗?因此,刘勰的艺术思维理论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文心雕龙》“傲岸泉石”词义考辨

“傲岸泉石”出自《文心雕龙·序志》篇“赞曰”,其词义涉及文学创作的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等一系列关系,可以说是全书文论思想的一个浓缩。以往学界对它的解释大致可以归为四种：纵情山水说、高傲隐居说、自然本然说、逍遥自得说,每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亦有不足。结合具体语境考察,可知“傲岸泉石”强调的是审美主体的作用,指的是文学创作时一种逍遥自得的本然状态。它与强调审美客体作用的“江山之助”一起构成了刘勰文学理论的根基。     

《尚书》“诗言志”本意之探索

对于《尚书》“诗言志”的理解,一般倾向于接受《毛诗大序》的看法,将“志”和“情”混同起来.但“志”与“情”的混同还是遭受到不少质疑,迫使我们对其本意进行反思.由于这段文字出现在儒家思想比较成熟的时代,因此儒家思想体系的背景必须被考虑.《尚书》中“典乐教胄子”所希冀达致的,是由道德修养自然呈现的一种境界——中庸,“诗言志”的“志”就必然指向道德意志,而不是指向“情”.     

一颂一赋为祖为宗--读屈原《桔颂》与曹植《桔赋》札记

屈原首位原创,为桔作颂,以比兴象征自况一已洁亮、独立、超卓之人格精神.而曹植独心有灵犀,首继而为桔作赋,乃寄托非凡高举之志情,却惨遭迫害之悲剧.一颂一赋,两相辉映,俱绝妙好辞,堪称前后之祖宗篇也.前者热颂,满是乐观昂扬,后者高赋尤多感伤悲凄.     

《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新论

通过对《诗经》“赋”法传统认识的辨正,对《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予以重新认识——《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然而,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应该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随物婉转,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说《浑天》 谈《海潮》——兼论唐代科技赋的创作与成就

唐代辞赋踵武姬、汉,百体争开,创作题材,亦多新创,其中科技赋的大量出现,尤为特异。在唐人科技赋中,杨炯的《浑天赋》与卢肇的《海潮赋》最为代表。就赋学艺术而言,以杨、卢创作为代表的唐人科技赋价值取向与汉代京殿大赋相类,首先在宣扬宏大的文化气象,表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唐天声。杨、卢诸赋以文学笔法写科技论文,充分显示赋家的个人才学,此与赋表才学的文体特征相关,同时也得益于赋体文学博物知类的优势。而唐人科技赋之崛兴,又缘自文化传统的演进,并具体表现在“赋学之复兴”、“科技之发展”、“文化之兼容”与“文学之写实”四个方面     

从“诗言志”与“词缘情”看贾宝玉的“志”与“情”

“诗言志”与“词缘情”这两个诗学命题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志”与“情”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其独特的人文情感的意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可谓既有“情”又有“志”。对于这种“情”与“志”的情感,曹雪芹将其升华。本文依据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志”,来分析曹雪芹的情感价值观。     

汉代《诗经》研究志与情评析

汉代《诗经》研究出现了“志”与“情”并提的局面。“志”字在保留先秦“怀抱”意义的基础上又有引申,有的“志”已与表示情感意义的“情”通用。“情”义变化更大,大多数表示情感意义,而且第一次被汉儒引入说《诗》中,这对《诗经》研究和我国诗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情志”的光辉与“情致”的意蕴——中西古典诗学、美学札记

在中国古代诗学中,“诗言志”和“诗缘情”一般被认为是二水分流、两峰对峙。但我认为,在中国诗学发展和文艺创作中,真正起推动作用的文艺主潮应为“情志”。“情志”说是“言志”说和“缘情”说这两大思潮的汇合交融,但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相互妥协,而是“言志”与“缘情”这两种力的“合力”的结果,是一种新的更大的“力”。纯粹的伦理之志不能成为文艺表现的对象,完全地放纵情欲也会把文艺导入歧途。只有通过“合力”的作用,思想与感情、情与理才能真正合为一体、一“力”。这样的情志,是诗人艺术家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切实而深刻的心灵感悟和体验的升华,故为文艺创作之根本。     

论“诸法实相”与《红楼梦》“情”之本体的挺立

《红楼梦》在诸法实相的思想基石上挺立出“情”本体,使之与“情”的境界、工夫和合于“情”的哲学体系中。《红楼梦》用烟雾朦胧之法使“情”与“空”的分立圆融成为可能,并凸显伤时骂世之旨;而“情”的大化流行,则处处体现着“诸法实相”的思辨智慧。基于“诸法实相”,“情”在境界嬗变与本体流转中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苦之境,从而于悲情视域中完成了《红楼梦》的旨归。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诗经》“赋”论

在《诗经》创作中,“赋”同“比”·“兴”一样,都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借以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概括的重要艺术特征。可以说,《诗》三百篇,之所以能“动人心”、“增人感”,传之久远,虽遭秦火而不灭,除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其它艺术因素外,也跟“赋”法的大量使用分不开。 可是,什么是“赋”?我国古代学者的理解虽较一致,但认识仍有深浅之别。一种看法是“赋”就是“铺”,就是“敷”,亦即直接叙事,如汉人郑玄“赋之言,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注)、唐人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辞赋也。”(《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等人的论述均是。另一种是“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董治安一《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是西汉后期赋坛的大家。他四十三、四岁（成帝元延年间）之前，专注于铺张扬厉之赋的创作；而五十多岁（哀帝建平年间）以后，有感于大赋之“劝而不止”，“又颇似倡优”，于是“...     

庄子“缘情”思想发微

一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缘情说”正式确立于魏晋时期,它提倡文学抒发情感、表现个性,是对先秦儒家“《诗》言志”理论的重大发展。探寻“缘情”理论的发展,人们总会提及《荀子》及《毛诗大序》,《礼记·乐记》有关情与昔乐、情与诗歌关系的论述①。由于这些论述最终归结为“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以“志”辖“情”,是继承早期儒家“言志”理论所作的发展与改造,于是,“缘情”理论的渐成轨迹,历来便被描摹为由“《诗》言志”到以“志”辖“情”,再至“缘情”。这种描摹从总体上看也许不能算错,但至少是相当粗略和不完整的。因为它未能表现出“《诗》言志”与以“志”辖“情”之间的中介环节,也就是说,未能阐明以情感、情绪为意义内涵的“情”,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进入儒家思想,并被揉合于“言志”理论之中。由于忽视了对这样一个有关“缘情”理论初始来源问题的认真研究,按照以往的描摹,便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荀子开始的儒家后学对“情”的注目,是由对“志”的注目中自然生发;后世“缘情说”是从儒家“言志     

论陆机“诗缘情“”赋体物”的分异互用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研究陆机文学、六朝诗赋乃至诗赋文体都绕不开的重要而复杂的命题，不可割裂而论。一说介于《文赋》的特殊性，“诗缘情”“赋体物”的探讨必须要建立在理解写作观念、表达方式、辨体维度的基本前提下进行性质认定、意涵清理、文本互证及历史观照和价值判定。以此“缘情”“体物”乃是从技法切入角度逼出的诗赋体格分异，故存在着彼此交越借用的可能；二说标举体格皆承自前代，同具重要的文论价值，其中“缘情”偏于诗体的普遍性，“体物”偏于赋体的时代性；“绮靡”“浏亮”作为二体体格导向下的审美风格理想，前者系借自赋学的久远传统与时风追求，后者系源自玄学而独铸的新语，又以同具强烈的时代性而导引了二体各自的新发展，但为后人褒贬不一。陆机对诗赋风格的标举，也凸显了影响文学发展的两大客观规律：外部受社会文化思潮之影响，内部存在着文体之主次强弱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