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时代科学伦理范式的现实境遇与逻辑转换——从“价值理性”逻辑到“公共理性”逻辑

在当今大科学时代,学界主要存在三种对立的科学伦理研究范式,即"科学与伦理无涉论"、"科学负载伦理论"与"反逻各斯中心论"。这三种科学伦理范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与谬误,因此自身都面临着合法化危机的困境,并且这三种科学伦理范式都不能从根本上消解科学伦理悖论。实现科学伦理研究范式内在逻辑的转换,构建以"公共理性"为内在理路的科学伦理范式有可能成为未来科学伦理发展的出路。     

哲学视域中的科学创新——科学创新的概念释义

"科学创新"是包括科学认识、科学发现以及科学应用在内的从整体上描述科学活动过程的概念。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区别在于,科学创新是认识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技术创新专属于实践创新。科学创新与科学发现的区别在于,科学创新着眼于科学的创造性活动,科学发现意旨遵循固有的逻辑推理规则,揭示出客观事物中既有的规律。把创新概念引入科学哲学论域,其认识论意义在于凸现了主体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发现论的研究立场。     

文学中的悖论语言

布鲁克斯将悖论性视为诗歌语言的"本质",并借助这个术语解释了诗歌与科学用语的区别.该文分析了他的论证逻辑以及缺陷,通过讨论现代汉语写作中的"背反修辞",指出悖论产生于文学特有的"真实论",但不是文学的本体特征.     

翻译中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鲁迅早期科学译著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社会学的视角诠释翻译现象,凸显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译者的主体性。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是译者在受制于多元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同时选择、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的社会活动。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择当译之本",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实现目的语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考究了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著述的社会活动,指出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取材适应了中国"科学救国"的翻译社会环境,翻译策略的取向实现了汉语世界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     

再论科学划界

费耶阿本德和劳丹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遭到了科学哲学家的反驳。彭诺克以神创论为例阐明了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球场规则",沙加德则以占星术为例阐明了区分伪科学的标准。准确陈述科学划界标准的困难源于科学的复杂性。科学划界的标准是一组方法论的原则,其核心是两个基本原则,即可误论和可检验性原则。方法论的自然主义等其他原则都可以从这两条基本原则中引申出来。不论是科学陈述、科学理论、科学活动还是科学学科,都可以由方法论原则做出划分。方法论的划界标准也适合于科学的历史发展和变化。     

尼布尔神学政治的国际伦理观

尼布尔的神学政治思想以其植根于基督教原罪观和恩典观的神学理论为基础,把握时代的脉动而成熟,并以悖论式的论证手法开辟了一条特有的强调"爱与正义"的伦理之路。"圣爱"是个人伦理的最高规范,然而现实的个人伦理只能以"互爱"为道德准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此对应,"正义"则是社会政治中代替"圣爱"的"不可能的可能",成为规范这国际政治和社会伦理的最高准则。尼布尔不仅为基督教的正本清源而努力,也让现实政治在宗教中找到了伦理归宿。     

互联网交往的伦理悖论

在道德哲学视域中,伦理的根本逻辑需满足两大价值条件:一是建构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价值关联性;二是以普遍性为预设前提和根本目标,使个体性复归于普遍性。伦理悖论的道德哲学本质表现为伦理建构的可能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互联网的交往本性及其公共性建构,天然地带来了伦理建构的新可能。公共性建构汇聚起碎片化的个体,不仅生成经验层面的网络社群,而且内在地自然过渡为价值层面的网络共同体,造就了个体性向普遍性的价值提升,因而潜藏着伦理的意义。但共同体并不等同于伦理实体,网络共同体自身建构过程呈现出"个体主义"和"精神真空"的伦理难题,未能将普遍性作为预设前提和根本目标,因而又携带着伦理有限性的基因。有"形"无"实",互联网交往的伦理建构深陷悖论之中。如何走出悖论,是互联网时代伦理生活的重要议题。     

"经济伦理":一个虚拟命题?

经济伦理有其可能性与合理性的逻辑-历史条件。经济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三大悖论:目的-工具两难的价值悖论;"立法者"-"阐释者"僭越的规范悖论;制度化"围城"的实践悖论。三大悖论导致了经济伦理的三个文化危机:动机危机;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悖论危机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伦理至今仍是一个虚拟命题。     

谁能够遵循生态伦理

深层生态学的三条原则典型地表达了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它必然遇到如此诘问 :谁能够遵循生态伦理 ?本文认为 :遵循生态伦理必须进入生态觉悟 ,这意味着对人的伦理特性的“深层”界定 ;遵循生态伦理必须进入文明的觉悟 ,即遵循人类文明演进的总体趋势 ,这意味着对现代性文明进行全面反省的“深层”视域之敞开 ;遵循生态伦理即是遵循生态学 ,生态学既是科学又是伦理 ,因此遵循生态伦理是科学发展和伦理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谁能够遵循生态伦理的问题 ,最终指向我们对生命真谛的领悟     

再论科学与伦理的关系

在科学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统观现有的形形色色的观点,或者认为科学与伦理有关,或者认为科学与伦理无关。科学与伦理无关是指科学知识与伦理是分离的、各自独立的,两者存在原则性的差异,即科学知识无助于伦理,对伦理不起作用或没有影响。科学与伦理有关,主要指的是科学有助于伦理。这两种看法都有某些道理,但也各执一端,有所偏颇。科学与伦理之间应该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就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而言,科学对伦理的作用以及伦理对科学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就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或科学知识而言,伦理对科学基本不起作用,科学对伦理的影响是间接的--从科学理论无法直接归纳或演绎出伦理规范,但是它可以对伦理的选择、确立提供某种知识背景和间接帮助,也可以提出新的伦理问题（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基因伦理、克隆伦理等）供人们思考和研究。基于此,才能够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评价和阐发,并科学合理地批判“科学统德说”和“科学败德说”这两种极端的观点。     

略论科学活动的伦理价值

科学活动的伦理价值是科学活动主体对人的价值(包括人的理智价值、德性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肯定,是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活动成果的社会应用中所产生的正负两极效应的自觉,同时也是科学活动主体探索科学活动成果合理应用的实践和对促进人-社会-自然系统协同运行的道德责任与"终极关怀"。     

科学视野中的信仰及其求证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把"科学"与否作为评价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信仰领域也不例外.实际上,科学与信仰不完全属于同一个领域,科学的视角只能让我们推演出"世俗信仰",而不能真正的推演也不能真正的否定"超验信仰",科学的评价功能是有局限的.     

教育中"主体与客体之说"的重新审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提出了教育活动与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说",即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和学生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理论.这一理论被广泛地接受并且发展成了我国教育的基础理论.该理论把教师和学生二者对立起来,从二者中选择谁是"主体",谁是"客体",是对教育本质的曲解,是一大悖论.也正是这一"悖论"使我国当前教育出现了许多困惑和误区.只有彻底摒弃"教育中的主体和客体之说",树立教师"服务者",学生"学习者"的师生角色观,才能彻底挣脱这一"悖论"的影响和束缚,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教育.     

现代科技三重逻辑的道德哲学解读

"现代科技"是基于历史上已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而生成的。追问现代科技的本然逻辑,实际上是追问现代科技"何以是其所是",即是追问现代科技何以生成。因而这种追问不是对现代科技"是其所是"的描述,而是要追问其生成的历史逻辑与历史辩证法,即"何以必为其所是"。从现代科技所关涉的诸伦理关系中,探寻其生成的道德哲学基础,其中既包括现代科技"何以是其所是"的客体向度,又包括其主体向度。现代科技的实然逻辑,即现代科技"是其所是"。从道德哲学的视域审思现代科技"是其所是"的实然逻辑,不仅关涉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境遇、现状与运作机制及伦理关系,而且关涉其产生的多重伦理效应及其伦理悖论。现代科技的应然逻辑,即现代科技"是其所应是"。从道德哲学的视域探索现代科技"是其所应是"的应然逻辑,不仅关涉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价值导向、运作机制,而且关涉现代科技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现代科技的三重逻辑体现了其主体不仅须追求"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能做什么",而且须反思"我们应该做什么",即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亦即不仅要思考现代科技如何发展,更要思考现代科技—社会—自然—人如何协调、可持续发展。     

悖论维度的科学理论创新机制研究

科学理论创新机制可分为两类,即外在的实践促动机制和内在的逻辑演进机制。逻辑演进的作用机理是不断清理科学理论内部的逻辑矛盾,使不同的命题之间趋于协调性、知识系统整体臻于严密性。悖论是一种关涉科学理论"硬核"的特殊的逻辑矛盾,解决悖论,可以引动科学理论实现质变性的创新。     

翻译中的选择与顺应——从顺应论视角看鲁迅译介科学著述的选材及翻译策略

根据Jef Verschueren的顺应论,语言使用是语言使用者按照交际语境和交际对象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同一切语言交际活动一样,翻译也是一种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为了成功地实现翻译目的,译者要顺应具体的交际语境和交际对象,选择相应的文本和翻译策略。在顺应论的指导下,鲁迅译介域外科学小说的选材顺应了中国"科学救国"的交际语境,翻译策略的选择顺应了汉语世界读者的语言阅读习惯。     

管理效率的伦理追问

管理效率与管理公平的关系是管理伦理的基本问题.对管理效率进行伦理追问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关于管理效率与伦理价值无涉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对管理效率进行伦理追问就是要考量它是为了谁即目的和怎样获取它即手段的正当性.伦理学史上的功利论和道义论在这一问题上都显得局促,只有在人的本质需要上效率和公平才能得到统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选择也有其历史原因,现阶段应该转向"合乎公平的效率"的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是管理发展的必然逻辑,是管理者的管理行为、管理对象的合理组合、管理所需要的有利环境的必然要求.     

《创化论》的翻译: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

一九一八年张东荪的《创化论》翻译,显示梁启超结合子弟兵在人生观论述上跨文化连结的整体性策略。虽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一九二三年才爆发,早在《创化论》翻译之时,人生观派已经展开奠定理论的基础工作。由于张东荪不熟悉法文,他的翻译主要根据一九一一年的英译本及一九一三年的日译本。《创化论》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认识论"与"生命论"的对立,亦即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s)与生命科学(biological sciences)的对立;柏格森认为两者应相辅相成。对柏格森而言,科学的特质是"理性",生命的特质则是consciousness。日人将consciousness译为"意识",但张东荪认为"意识"是佛教语,不可乱用。他译为"心",来自孟子的四端说。柏格森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la durée,日人译为"连续",张东荪则认为"连续"意指两个物体的相连接,不合原意,因此自创"绵延"一辞,表达"一物的自延长"。所谓"绵延"是"有机物的记忆"(mémoire organique)之特性,既指身体的记忆,也指"心"的记忆。因此张译的《创化论》凸显了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主体性的选择与适应——以鲁迅早期科学译著的选材与翻译策略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学说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中,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语、译者、译语和读者所呈现的多元世界。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下,本文以鲁迅早期科学译著的选材与翻译策略为例,指出为了实现翻译的某一预期目的和社会功用,译者在受制于多元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合适的源语文本以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实现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     

董仲舒的科学思想初探

董仲舒的科学思想主要就体现于他的天论和"天人感应"及阴阳五行说之中。他的"天"论严格说是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神论,绝非是"正宗神学";其"天人感应"论所说"非有神,其数然也",显然是对有神论的拒斥,并提出了研究事物间"数"的关系的任务;他有关"十端"的"天"及宇宙图式的构成,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和相互关联的系统来对待,这对形成中国传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科学思想,无疑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所以把董仲舒的儒学体系看作宗教教义,并把儒术视为宗教,显然是错误的,也是对其科学思想的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