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产业增长的技术因素及其贡献分析

通过GLS估计方法建立中国旅游业线性模型和索洛余值增长模型,发现中国旅游产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本、劳动力投入的增长、要素利用率的提高而非技术进步,仍然处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要实现中国旅游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转变旅游经济增长方式,加大技术进步贡献率是关键。通过对目前影响旅游产业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五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旅游产业增长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即我国目前旅游产业的技术发展状况尚无法形成对产业增长的足够支持,要实现技术在旅游产业增长中的贡献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尤为重要。     

中国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的多元路径选择——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大数据产业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调整国家经济结构和市场商业模式的新动力,探究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多元路径有助于推动大数据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立足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以TOE框架为理论分析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组态视角分析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多重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大数据发展水平和财政资源供给是核心影响条件;同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结果概念化出四种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的提升路径,即财政资源支持下的大数据发展水平驱动型、财政资源支持下依托组织规模与技术设施驱动型、财政资源支持下依托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组织规模驱动型以及技术-组织-环境联合驱动型.     

基于索洛模型的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显著影响着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以索洛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利用2003～2017年安徽省经济发展相关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测算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对模型进行扩展,研究安徽省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量,对现期和远期的动能转换加以阐述。研究认为,现阶段资金投入仍然是安徽省经济产出的主要驱动因素,劳动力投入的经济推动效应相对较小,技术进步的驱动力量逐步提升,安徽省远期经济发展将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驱动。安徽省应注重科技创新,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将技术因素融于资金、劳动供给侧,全面深化以技术为主的供给侧改革,加快经济增长动力转型。     

中国城市TFP增长与潜在增长率

利用1990～2018年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本文通过非参数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探讨了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采用HP滤波法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投入要素增长趋势及其波动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优化投入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制度变革等多种方面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提高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有效使用效率; 3) 提高劳动的有效参与率。     

OECD国家退休制度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国家的养老保险面临许多新问题,诸如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提前退休,老年劳动参与率低等。为了缓解危机,各国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对退休年龄的改革。尽管我国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结构与OECD国家不同,但是,借鉴OECD国家退休制度的改革经验,对我国退休制度的改革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技术进步对战斗力增长的作用评估——基于生产函数的分析

在信息化战争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是战斗力增长的根本动力。将技术进步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合理、准确地量化,对优化军费支出结构、提高军费使用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对评估技术进步对战斗力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做了理论上的构建。并利用1989—2004年的统计数据,分别对装备和人力弹性系数进行了回归分析,进而计算得到技术进步对战斗力增长贡献率的实际数据。通过对不同要素贡献率的对比,得出了现阶段我军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仍然偏低,需要进一步加大技术投入,使战斗力的增长由数量规模推动转变到质量效益推动的轨道上来。     

绿色增长驱动因素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20国集团(G20)”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绿色化"视角出发,将资源约束和环境绩效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框架,构建国家绿色增长指数.并融合A-EBM模型、全局Malmquist指数、Zofio分解分析与K-W秩和检验技术,实现对20国集团2000-2010年间绿色增长水平的动态比较以及驱动因素识别归纳,进一步明确各国绿色增长源泉和提升路径.结果表明:观测期内,20国集团绿色增长指数保持了较为平稳的态势,仅有发达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绿色增长,金砖国家和新兴国家则出现了绿色增长的"退步".其中,中国的绿色增长指数在20国集团中最低,不但与发达国家具有显著差距,且低于金砖国家平均水平;各驱动因素中,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在20国集团整体上出现了改善,制度优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绿色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新兴经济体中出现了下降.技术规模偏好仅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了进步,对其他组织的绿色增长均出现了抑制作用.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借鉴治理理论和技术转型理念,认为,应通过绿色技术转型和绿色治理能力提升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的转变,加快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尽快实现高水平的绿色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1978—2018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0余年的高速增长,为经济理论创新和宏观管理提供了许多启示与经验借鉴。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在系统修正数据缺陷的基础上,首先测算了中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相关指标的1952—2018年时间序列,然后使用岭回归技术建立了中国经济的超越对数型生产函数,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资本要素、人力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变动。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缓慢下降,人力要素的作用在波动中趋强而在近阶段增长较大超过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是加速增大,目前已超过50%。通过权威数据和数学模型提供了较为严谨的相关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同时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各阶段的增长动力构成及特征。     

资源约束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资源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各种资源投入的数量和比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决定性影响。基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了青岛市经济增长的资源因素影响模型,并运用1990‐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分析劳动力资源、外资资源、内资资源、进口资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贡献率。研究发现：资本资源中的内资是目前青岛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其次是人力资本,而全要素生产率、外资和进口资源的贡献率较低,青岛市仍是资本拉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合理利用资本资源和国外资源。     

中国区域绿色经济增长与资源错配

以绿色低碳转型为导向,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研究中国绿色经济增长与资源错配,从环境与经济双重维度评估2000—2018年中国省际绿色增长潜力并对其加以分解,分析资源配置的变动趋势和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从增长潜力来看,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整体上呈改进趋势,这主要是受地区间资源错配持续改善驱动;从不同维度来看,整体增长主要由经济效率提升所驱动,而环境维度仍有较大改进空间。从资源配置来看,不同地区呈现明显差异,多数省份表现为资源要素稀缺;资源配置总体上呈现改善趋势,结构改进空间出现显著的俱乐部收敛。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对如何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优化资源配置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海南省政策与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度分析

采用Cobb 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海南省建省以来政策与技术进步贡献率、资金的贡献率以及劳动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海南省技术的贡献率较低,将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概要分析了如何提升技术贡献率以及如何保持资金贡献率优势的相关措施,对揭示海南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宁夏科技进步贡献率估计：1990—2018年

科技进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测算宁夏科技进步贡献率对促进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测算了1990—2018年宁夏全区及18个县（市、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估计结果表明：1990—2018年，科技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宁夏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5.48%、48.04%和16.48%。由此可见，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科技进步，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资本投入驱动宁夏经济增长的特征尤为突出。宁夏各县（市、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差异非常明显，呈现区域间的不平衡性，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信贷宽松、房价上涨与家庭杠杆率上升——基于OECD国家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0—2018年OECD国家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房价上涨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当信贷宽松,即利率低于门槛值时,房价上涨导致家庭杠杆率过快增长,反之,家庭杠杆率增长缓慢。家庭财富的增加提高了家庭的负债需求,家庭消费的跨期均衡抑制了杠杆率的上升。为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长期增长,OECD国家普遍实施了去杠杆化政策。OECD国家的发展经验对于同样面临家庭杠杆率问题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小企业发展的国际比较、理论解释及中国问题分析

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 (地区 )和中国的平均企业规模都呈明显的倒U型变化趋势。企业规模同经济增长、城市化及工业化之间并不存在“当且仅当”的正相关关系。因为 :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增长和递增报酬的源泉 ,厂商规模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如果分工在企业内部发生 ,厂商平均规模就扩大 ;如果分工在企业之间发生 ,则厂商平均规模就缩小。决定厂商规模的 ,乃是中间产品和劳动力相对交易效率的变化 ;决定经济增长的 ,乃是一般交易效率的高低。因此 ,厂商规模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现象 ,经济增长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发生 ,也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缩小时发生。本文并对中国目前中小企业政策可能会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     

国防R&D、通用目的技术与经济增长

研究国防R&D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济理论需要结合技术演化理论,明晰国防部门在技术演化进程中的作用特点。技术发展史分析表明,历史上引致重大技术变革的通用目的技术（GPT）的发明,通常源自国防部门的研发努力,而随着技术演化进程由起步期逐渐迈入成熟期,国防和民用部门中同一GPT的技术轨道将由于部门间技术需求的差异而呈现出先趋同后分化的特征。据此,在GPT增长框架中正式建模分析国防R&D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及主要机制,并通过数值模拟证明,"军民并举"的国家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在长期中能够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绩效。在中国逐步接近国际技术前沿的背景下,继续加大国防研发支出,完善军民科技融合体制机制,将成为中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举措。     

创新型人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

创新型人才逐渐成为提升区域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基于长三角2000—2019年数据,运用改进的Cobb-Douglas(C-D)生产函数,建立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本及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函数模型,通过回归模型估算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实证分析长三角全域和分域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2001—2019年间,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有正向驱动作用,但年均贡献率为47.44%,低于物质资本存量的年均贡献率58.34%,且贡献率呈现“W”型波动。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贡献率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上海市创新型人力资本贡献率高于其他三省,安徽省紧随其后,浙江省和江苏省贡献率水平相近。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变革绩效评价研究:1978 - 2005

1978-2005年间,劳动力、资本与自然资源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和约为80%,而经济制度变革与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之和约为20%,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质量良好,且已走出低谷,步入了良性增长的轨道.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经济制度变革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95%,大大高于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仅2.04%).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比较成功,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绩效比较显著;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知识进步方面尚需大力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非常及时.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与统计现状辨析

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两个常用指标——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就计算方法和实际内涵而言,这两个指标是一致的,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是国际通用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统计内容一致,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替代科技进步贡献率作为统计指标,有助于概念上的澄清,从而在进行政策考量时更为精准和严谨,同时,也可以与国际通用概念保持一致,增强可比性。     

“六五”至“十五”规划期间我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测度

运用索洛余值法测量和分析了我国“六五”至“十五”规划期间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并分时段分析了技术、资本、劳动三者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最大,是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进而提出应从加大公共教育科技投入、优化资源配置等入手促进技术进步。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以衢州地区为例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利用欠发达的浙江衢州地区1995—2009年的相关数据,以有效劳动模型、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对衢州地区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衢州地区目前仍然是以物资资本投资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由此提出如何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措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