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

20世纪初 ,梁启超以“新民”学说作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根本保障 ,形成了他的新民思想。所谓“新民” ,就是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 ,造就具有新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新的精神风貌和社会能力的新人 ,它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时代课题 ,突出了人的重塑、完善 ,启迪了一代青年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代民族主义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

本文认为近代民族主义不仅使梁启超以“维新吾民”作为“维新吾国”的主要途径,而且以开明专制作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有效工具,这是梁启超主张自上而下近代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尽管它最终没有能够为社会所接受,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历史价值,而且重新认识梁启超对近代化方案的选择,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不无启迪作用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与当代体育教育

梁启超站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立场,提出我国国民必须克服传统国民的劣根性,积极培养具有爱国情操、社会公德和健康体魄,敢于竞争进取的新型国民。这些论断对我国当代体育教育改善和塑造学生的体质和精神面貌,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借鉴作用。     

《新民说》与梁启超文化启蒙思想简论

以文化启蒙为核心的国民精神改造思想是梁启超思想体系中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民说>是梁氏这一思想达到顶峰的扛鼎之作.其中倡导的国家思想、权利、自由思想、新道德观念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民族感和重要的启蒙意义.     

论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

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丰富而深刻。他认为作新民为第一急务,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兴学校为第一政事,办女学为学校本原之本原,兴女学具有“开民智”、“争平等”、“生民利”、“宜家善种”、“造就新民”等多重价值。惟有通过新式女子教育,才能培养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等素质的女“新民”。在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中,将“女德”与“女红”、“启蒙”与“救亡”、“立人”与“立国”、“小我”与“大我”、“实然”与“应然”、“经济独立”与“人格平等”结合起来,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从梁启超新民思想看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梁启超新民思想形成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新民思想阐发的民族国家观、集体主义观、国民教育观具有显著的历史进步性。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的人民性特征,启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新民思想集体主义观将“道德革命”作为“建群”的核心策略,启示当前应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体系建设,以道德引领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民思想国民教育观将开展国民教育作为新民理想的实践路径,启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全方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体系,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     

梁启超"新民论"思想的历史生成与文化内涵

梁启超的"新民论"思想具有丰富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蕴涵.它形成于甲午战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全面政治危机.在那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自新新民"是梁启超等先觉知识分子在痛定思痛的文化自省之后确立的救国之路.梁启超早期的"新民论"思想受到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的直接启发,是对后者的继承与深化,它具体体现于政治革新与思想启蒙的各个环节,成为近代史上一股具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时代思潮.     

论梁启超的社会变革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国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变。怎样变革中国社会以顺利地应对来自西方的有力挑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梁启超认为,应从政治改革和人的现代化入手。在政治上,变专制为立宪,建设法治社会;在人的变革上,大力发展教育,开启民智,革除国民的陋习和劣根性,培养适合近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国民。     

论梁启超《新史学》与《新民说》的内在一致性

梁启超的《新史学》与《新民说》,在倡导近代进化观、近代民族主义精神、近代国民观念等方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显示出《新史学》与《新民说》宗旨相通,说明梁氏企图借新史学灌输近代进取精神、近代民族主义精神与近代国家观念,培养近代新国民,以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     

破坏主义:梁启超早期的新民策略

梁启超的"破坏主义"主张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再到完全放弃的过程。它的流变与梁启超对于时局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包含有梁氏本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深沉思考。从它的最终旨趣来看,破坏主义所指向的仍是开民智、兴民权等新民主义内容。因之也可说,破坏主义实际上是梁启超早期的一种新民策略。     

"诗界开一新壁垒"--现代性视野中的梁启超诗体变革理论

被称为"诗界革命"的梁启超诗歌理论主张包含了复杂变化的新诗体创建追求.他主张突破传统诗歌体式的局限,从外来文化吸取营养创建新诗体.这一主张包含着文体变革观念与文化化合观念,是文学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设计的产物.     

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由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和德国学者李凯尔特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潮认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传统史学主要在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的规则和价值,从个别中说明现实;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主要在于其历史性和个别性;史学科学化的道路就是文化史研究。“五四”期间,梁启超接受了新史学思潮,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构建了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又在《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完成了部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学传统的突破

以《新民说》为主线,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及其与儒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分梳和评析。作者认为,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和群治思想突破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符合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但在伦理道德观方面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学传统,既有所继承,同时又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一方面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通过"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种将两种文化的长处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观念,即便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申采浩与梁启超：历史主体认识及“新国民”构想

在近代东亚,韩国与中国都肩负着反封建和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申采浩和梁启超作为探究两国国民性的先驱者,都认识到了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创造“新国民”的必要性。申采浩的“新国民”目标是保全民族,恢复国权;而梁启超胸怀创立民族帝国的梦想。他们之所以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同的“新国民”形象,是因为国家的有无造成了两位启蒙先驱者心境的差异。     

从《中国文化要义》看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要义》中,他以"人生态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涵,全面分析了造成中西不同人生态度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则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表现为理性与理智、非宗教与宗教。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应走之路向是接受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之用,来滋养中国文化理性之本。     

基于目的论的中国特色词汇翻译研究--以李克强总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译文为例

《政府工作报告》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每年有如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多家知名媒体报道转载,同时也有不计其数的英语学习爱好者会以此为范本进行英语学习,所以对其译文的要求极高,一旦翻译错误就会让外国对中国政府的工作或是发展目的产生误解。又因其中越来越多的包含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词汇,找到与其对等的译文难度较大。该文旨在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通过直译、直译加解释,意译这三种方法对2016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特色词汇进行了分析,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     

"辛派"与理学琐议

“辛派”的确立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辛派”词人在学术渊源上多与“伊洛之学”有着若隐若现的因缘关系;而在词法方面,“辛派”“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也多表现为运用经传语与理学语以入词。这不仅与当时崇尚“义理”的学风有关,而且与“辛派”中本身有许多理学家这一客观事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兼论与邓小平理论主题的联系与区别

"主题"既不同于"基本问题",也不同于"主线",它更接近"主旨"的含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与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在表述上是一致的.但其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题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指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本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的人本价值取向,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始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     

林语堂、梁实秋与“学衡派”的疏离

作为新文学阵营的重要作家,林语堂、梁实秋虽就读过哈佛大学,听过白璧德的课,但他们不属于＂学衡派＂成员。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无法接受白璧德的那种具有基督教神学色彩和崇尚文化古典主义倾向的人文主义思想,在经历了对老庄哲学、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的接受,到对明代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童心说的吸纳,进而在＂公安派＂那里找到推崇＂性灵＂的文心,最终达成他幽默的文学语言呈现。梁实秋是胡适的弟子、朋友,也是吴宓的弟子、朋友。因此他的双重身份十分明显：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