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小说”的文学环境

通过考察"林译小说"在近代出现的社会、文化环境,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学变革、向西方文学学习等因素对"林译小说"出现的推动作用,并从"林译小说"与当时文学环境契合的角度分析其译文盛行的原因,说明文学的大环境对具体文学作品命运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越南古代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其古代散文体小说基本上是"汉文小说",其发生、发展深受中国小说之影响.16世纪前期模仿和借鉴中国<剪灯新话>的短篇小说集<传奇漫录>的出现标志着越南古代短篇小说的起步,17世纪以后出现的<皇越春秋>等长篇小说则深受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文章化与清代“文章体”小说的形成

从明代后期开始,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将其所熟悉的文章理念和写法融进小说,使通俗小说尤其是文人小说在理论建构、创作方法和鉴赏方式上都呈现浓厚的文章色彩,通俗小说出现文章化的发展态势。文章化促进了清代前中期"文章体"小说的形成,具体而言,小说理论建构的文章化奠定了"文章体"小说的理论基础,小说创作方法的文章化塑造了"文章体"小说的样式,小说鉴赏方式的文章化促进了"文章体"小说的传播。"文章体"小说的形成是明末清初通俗小说文章化的必然结果,代表了雅化小说的最高水平。     

“类科举”的情节和小说——明代科举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明代科举在现实中有着强大的统摄力,在小说中也同样如此.有关科举的内容不仅存在于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的情节或小说中,与科举制度本身没有关联的情节或小说,有时也会出现"科举",这可以称之为"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类科举"的情节主要是通过比喻与摹拟这样两种方式实现的,而"类科举"的小说则与小说自身的结构密切相关.这些"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延展了"科举"与"小说"关系的探讨范围.更是研讨小说文体演进的绝佳范本.     

人格退行: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

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分析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理,是一种新的视角.沈从文在乡土小说中所建构的理想的生存图式,心理根源是其人格发展在童年时期出现的"停滞现象",在都市遭受精神挫折后,出现了"退行".这种"人格退行"决定了沈从文湘西乡土小说的创作基调和整体风格.     

论“博物君子”与古代小说的生产与传播

"博物君子"是汉代出现的文化群体,参与了古代小说的原始生成活动。在后世小说生产、接受、传播的各个环节,都可见其身影:他们是小说的编纂主体之一,也是推动小说在世俗领域流通的主力,是小说编纂者心目中的"期待读者",也是"小说家言"得以存在、流播的现实根据。而作为"舆论领袖",他们既是将小说推向更广泛流通渠道的"中介",也是最早的小说批评者。总之,"博物君子"在中国古代小说生产与传播的历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英雄传奇与妖术小说——论《三遂平妖传》在长篇小说类型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三遂平妖传>在"王则起义"的历史框架下,填充了大量灵怪片段,使小说主题显得模糊不清.这种组合"妖术"、"灵怪"等短篇"小说"话本的写作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讲史"框架性质,使<三遂平妖传>成为早期讲史小说向其它类型小说转变的过渡作品.由此可以看出,自<水浒传>之后,神怪类话本故事的组合,客观上对小说的"纯讲史"主题有了进一步的改变,并为神怪小说以及其它类型小说的最终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遥渡相思——从“父亲之死”解读迟子建小说

本文试图论证迟子建小说中的常见情节"父亲之死"源于作者实际生活中的真实的心理情结,并以"父亲之死"为线索来解读其小说中浓重的死亡意识、"灵魂"的频繁出现以及小说中传达出的富有悲剧感的幸福观与完美观.     

晚明小说中的"女帮闲"形象

晚明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女帮闲的形象,属"三姑六婆"之列.她们的形象较为负面,但在小说中具有重要作用,对晚明时期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女帮闲的出现与晚明时期的商品经济繁荣、"异端"思潮出现、个性意识张扬等因素有关.     

元叙事与互文性

元小说大致有三种类型:自反式元小说、文本元小说、类文本戏仿式元小说.由元小说产生的元叙事和互文性大量出现在现代派小说之中,造成了现代小说叙事的重大转型.每一部具有创造性的现代派新小说不仅是"什么是小说"这种先入之见的产物,而且它还改变这种先入之见,它本身也生成了一种得到修改的小说观念.     

从歌剧《阿依达》看威尔第在创作中的创新

在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时期,歌剧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路线。作为意大利的歌剧创作代表人物,威尔第借用法国大歌剧的创作手法,将意大利的传统歌剧发扬光大,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在他的歌剧创作中,古典主义时期歌剧中以分曲式结构为主的创作特点被减少,宣叙调与咏叹调的界限亦被淡化。文章以其代表作《阿依达》为切入口,重点探讨威尔第在歌剧中的创新表现。     

明清时期福建外来戏曲声腔的流播及衍变

明清是福建地方戏曲发展的重要时期,繁荣的经济和便利的交通使外来戏曲声腔通过官道、商道、移民等多种渠道传入与流播,深刻地影响了福建地方戏曲生态的变化和戏曲剧种的发展,而外来戏曲在福建繁杂的方言土语和迥异的民风民俗中,必然面临着本土化的变异以求得更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互为融合包容的特殊形态。     

从《林海雪原》的改编看社会语境对创作的影响

"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林海雪原》的改编及修改,不仅是一个由"红色经典"小说逐渐演变为"样板戏"的典型过程,也反映了政治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核心和无所不在的力量,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对这一典型过程进行详细梳理,可以看出改编者在当时的政治化社会语境中,亦步亦趋、勉为其难的不自由创作心态。     

王国维“戏剧”、“戏曲”内涵之我见——与冯健民先生商榷

王国维在戏曲研究中对“戏剧”和“戏曲”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分寸的。“戏剧”是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别的演剧艺术的总称 ,“真戏剧”是对我国民族戏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称呼 ,“戏曲”则是指戏剧文学中的曲词部分     

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     

清代“花部”时间界定及命名研究

清代戏曲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环节就是乾隆后期出现了经过三个主要回合较量的“花雅之争”。自此，以花部统称的地方戏逐渐实现了对数百年剧坛盟主昆曲的挑战和更替。然而，“花部”这一称谓出现和消失的时间界定都不是足够清晰准确，类型多样的命名方式以及由此体现的戏曲观念也较少得到探讨。对“花部”的时间界定及命名研究有利于深入、准确把握古典戏曲观念史和接受史上的转变。     

戏曲特征再认识--质疑《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中国戏曲》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把地方戏特征看作全部戏曲的特征,混淆了戏曲发展的文学阶段与非文学阶段的区别。元杂剧、明清传奇和欧洲传统戏剧都是文学的戏剧,地方戏是表演的戏剧。应以“舞台艺术语言”的概念取代地方戏研究中“程式”的概念。欧洲传统戏剧主要是情节的艺术,包括地方戏在内的古典戏曲则主要是语言的艺术。     

试论中国戏剧形态对印度文化因素的兼容与吸收

中国戏曲和印度梵剧交相辉映在东方世界的两大文明区域,代表着两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度成就。比较考证这两种戏剧形式间存在的事实联系,发现和把握二者在文化性格、艺术形态上的趋同、逼肖之处,进而论证这些现象与因素是同源传递还是异域共生是有意义的。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散点透视和梳理求证:印度梵剧浸渗影响中国戏曲的文化中介是佛教的传播;印度宗教习用的"沿门教化"同我国民间傩仪的"沿街念唱"形式两相结合共同架构了我国的戏剧演艺形式;中国戏剧角色行当中之"末"、"旦"、"净"皆源于梵语、梵文之转音,戏曲中的一些剧目如"目连"戏系取材于佛经和变文。     

戏曲剧本的文献价值与“以戏证戏”

古典戏曲剧本不仅是研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依据,其中的点滴信息也反映出舞台艺术、演出形态等演剧特征,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对戏剧形态发展演变的研究和戏曲语言与戏曲文学的考证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重视戏曲剧本文献价值的研究方法叫＂以戏证戏＂,是学界前辈自觉运用的方法,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借鉴。以戏曲脚色研究为例可以看出,运用这一方法,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将会获得新的文献材料,得到新的创获。     

明清福建禁戏与戏曲生存状态

明清福建禁戏主要体现在禁淫戏、禁夜戏、禁酬神演剧等方面。禁戏反映出了统治者正统思想与民间俗文艺之间的矛盾,还体现了福建戏曲的生存状态与演变趋向。禁戏使戏曲向雅化与规范的方面发展,有着审美意义上的改进,但却给民间戏曲特有的群体性娱乐活动带来了较大的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