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中的真伪辨析

一、“六书”的分职与伪素辨“六书”是我国传统文字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六书”之说提出较早，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成文于班固《汉书·艺文志》，详释于许慎《说文解字·序》，至今两千多年，可谓流长源远，历史悠久。“六书”之说，见文虽早，然内容为何，未见名列。《汉书·艺文志》虽列“六书”各名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但未明其各自意义。所以，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才对其分别详细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序》的卷上中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     

从新石器时代的刻划符号谈“指事”在“六书”中的次第

“六书次第,古今论者数十家,纷歧不一。”①而争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乃是“指事”第一,还是“象形”第一。这一争论,关系着汉字起源的问题。尽管古今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汉书·艺文志》所列次弟,即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艺文志》列“象形”为第一,认为汉字首先是由象形文字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目前通行的文字学著作也     

《庄子·天下篇》与“庄子·惠施篇”

《庄子》的传本,仅郭象编注的三十三篇流传下来,其中是没有“惠施”这一篇题的。但《北齐书·杜弼传》云:“(弼)注‘庄子·惠施篇’。”王应麟根据这句话,疑《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庄子》五十二篇旧本,原有“惠施”一篇。谭戒甫先生又进而推考:杜弼注的“庄子·惠施篇”,其实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惠子》一书,刘向校定群书时,按“篇名互见例”附入《庄子》五十二篇,其后晋人删注《庄子》,又将其     

“六书”中的两个矛盾——转注、假借新论

传统文字学的核心是“六书”,“六书”中说解最纷纭的是“转注”和“假借”两书,本文想从新的角度给这两书作些新的解释。“六书”是西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家接受古代遗产时从研究、比较篆文字形里归纳出来的六种“速字法”和“写词法”。“六书”一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六书”的细目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 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 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其次见于郑众的《周礼》注,所注“六书”名称、次序有的和班固不同,他说:“六书: 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郑众的“六书”都可能是从刘歆《七略》里接受来的,不过他们只列名     

字理识字教学法平议

字理识字教学法所识所教的汉字是现行通用的规范汉字,不应采用针对古文字形的“六书”来分析现代字形,也不应偏重“造字”之理而忽略组形之理。对于现代汉字的字理,学者们已有新的阐述,教师应通过学习加以掌握,不能固守“六书”止步不前。最好能有适用的《现代汉字教学字理》问世,以解当前字理识字教学之困。     

假借、形声、转注新探

战国前后,人们根据汉字的构形实际,探求汉字产生的途径,发现汉字的出现情况可分为六种,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总称“六书”。东汉的班固认为“六书”是造字的根本方式,他在《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后叙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礼》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后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给“六书”提出了最早的界说并举了例子:“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拘。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扬雄著作系年

扬雄著作,在《汉书》里有如下记载: 《艺文志》:“小学家类”录有《训纂》一篇,班固原注:“扬雄作”;又有《扬雄训纂》一篇(案:二篇实为同一篇)。“儒家类”录有:“扬雄所序三十八篇”,班固原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陆贾赋类”有:“扬雄赋十二篇。”(案:《汉书·扬雄传》载有《反离骚》、《甘泉》、《河东》、《羽猎》、《长杨》、《解嘲》、《解难》等赋以及有目无文的《广骚》、《畔牢     

从目录学看传记体的演变

掌握目录学能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我国古籍的内容和容量,对于治学有“知类通方”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对传记这一体裁的演变及所载述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估计。第一,传记这一门类是源出于历史的;传记的概念是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而逐步明确的。从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的记载中,能够寻出传记这一体裁源远流长的线索。汉代刘歆作《七略》,还没能将“史”独立成“略”,因为他受到当时学术、文化条件的限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其收书部类不出旧制,将纪传史的创世作《太史公百三十篇》收入春秋二十三家中。至曹魏荀勗创立了四分法,其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这即是后来四部分类的史部。刘宋元徽年间,王俭“别撰《七志》在经典志中,除了六艺、小学外,还包括了史记、杂传两部分,这是目录学上“杂传”类的第一次出现。依《汉书·艺文志》和王俭《七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理解为传记最初是入经典类的,传本是解释经典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传记》中说“传记之书,其流     

关于师旷及其故事

师旷,春秋末晋悼公、平公乐师.作为古代妙辨音律的音乐大师,“师旷之聪”是人所艳称的.但师旷同古代小说的关系还很少有人注意.《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有《师旷六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还提到:“《汉书》兵阴阳家有《师旷》八篇,是杂占之书;在小说家者不可考,惟据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     

论黄侃先生的辞书观——读《字书编制法商榷》札记

黄侃先生生前没有编过辞书,但他对字典编写提出过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在黄耀先师所整理的黄侃先生的遗著中时有所见。本文为读《字书编制法商榷》一文的扎记,偶尔也涉及此文以外的一些论述。一、在“学术闿明,文辞革进”的当代,字书的编制“诚不可缓”黄先生说:“自叔重《说文》以降,逮于清世字典、字书种类略已诠明。”我们国家历史悠久,辞书的编写也源远流长。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我国古代小学十家共四十五篇。在《说文》之前,就有《史籀篇》、《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凡将篇》、《急就篇》等字书,但     

30年来《汉书·艺文志》研究综述

30年来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无论是本体研究还是价值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学术史的研究也逐渐被重视。30年来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表面研究、重复研究等问题。《汉书·艺文志》研究只有融入到思想文化研究中,才能摆脱单纯的文献学研究模式和被边缘化、经院化的命运,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评《淮南子校释》

《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集众宾客所撰,自名“鸿烈”。刘向父子校书,定名为《淮南》。自《隋书·经籍志》始,以《淮南子》名世。《汉书·艺文志》注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按《汉志》注录形式,内篇、外篇当为两书。...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宋代学风变古中的《诗经》研究

一“《诗》有四家,《毛诗》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诗经》的研究到了宋代,的确出现了一个颇为热闹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标志之一是:有关《诗经》研究的论著骤然剧增。《汉书·艺文志》经部诗类14部416卷,《补续汉书艺文志》诗类13部,《隋书·经籍志》诗类(合亡佚书目)计76部683卷,《旧唐书·经籍志》诗类30部313卷,其中除孔颖达《毛诗正义》外,均属前代遗书。《新唐书·     

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

江陵张家山西汉初年墓葬所出古竹书《盖庐》 ,是托名伍子胥的古兵法著作。该书与《汉书·艺文志》中兵技巧家的《伍子胥》1 0篇无关 ,而可能是同书著录的杂家《伍子胥》8篇中的一篇。其成书时间当在楚汉之际或是战国晚期     

中国二千年短篇小说的文化风貌和叙事谋略──《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中国卷编选者序

中国二千年短篇小说的文化风貌和叙事谋略──《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中国卷编选者序杨义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最漫长的小说发展历史的国度。如果我们相信最早记载“小说”这个目录学术语的《汉书·艺文志》，那么小说的发端就得上推到战国时期。不少人已经相信，战国末年的...     

从《汉书·艺文志》序言看汉代“多元一体”的学术融合

《汉书·艺文志》序言一直被认为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文献价值,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序言表现出汉代学术的"多元一体"图景,即汉代学术实际上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在以儒学为基本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诸子之学进行扬弃、整合和融通,最终形成了汉代的学术大融合。     

论屈原辞赋的两种体式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有25篇。据王逸《楚辞章句》,它的具体篇目是《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25篇。《大招》1篇,是否屈原所作,王逸疑不能明。至于《招魂》,司马迁认为确系屈原之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     

公孙龙的邏輯思想——从正名主义到詭辯論的分析批判

公孙龙,赵人,战国末期的逻辑学家。《汉书·艺文志》着录他的著作十四篇,现存六篇,八篇亡佚。现存六篇中,除《迹府》系抄录《新论》和《孔丛子》而成外,其余《指物论》《名实论》《白马论》《坚白论》《通变论》等五篇(按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的排列),均非伪作,可代表他的学说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