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基于《汉书》的分析

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匈奴“僮仆都尉”考

在汉王朝对西域实施有效控制之前,匈奴势力对这一地区有显著的影响。这就是所谓"西域诸国"皆役属匈奴"的时代。《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僮仆都尉"是汉文义译匈奴官职特例之一。分析"僮仆"取义以及"僮仆都尉"居地和"僮仆都尉"设置的时段特征,对于理解和说明这一阶段的西域史和匈奴史,是有意义的。     

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汉代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

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为保持干预西域事务的强大影响力、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而设立的管理西域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河西汉简和传世文献中元康年间的"都护"都是当时完整意义上的"西域都护"。神爵二年之前,西域属于汉匈争夺地区。神爵二年,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彻底被汉王朝占领,匈奴在西域的主体势力基本瓦解。西域都护军政职能的强化,不仅对西域南北道诸国进行领护监管,还统一管辖了包括屯田机构在内的汉王朝在西域的其他机构,因此,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合理性。西域都护具有使者、"加官"性质,是汉代领护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职;西域都护通过"护道"实现"护国",通过"护国"最终实现汉王朝打击、孤立进而迫使匈奴臣服的战略目标。     

论匈奴分裂前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匈奴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复杂多变，既有联合也有冲突。匈奴以武力降服和役使各族，还以和亲、反间、招降纳叛、扶植傀儡等手段笼络和控制各族势力以联合对付汉王朝。在匈奴长期压迫和奴役下，各民族政权对匈奴时叛时附，甚至强烈反击。     

论左宗棠与新疆开置行省

新疆古称西域,在远古时代即与内地有了交往。《山海经·大荒西经》和《穆天子传》,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形势和风土物产,均有记述。为了反击匈奴奴隶主的斗争,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曾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西域与中原的交通,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公元前五九年(汉宣帝神爵三年),匈奴内乱,管理西域事务的日逐王降汉,宣帝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从此,西域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后,历朝在西域都设有军事、行政管辖机构。西域各族人民,早已与汉族人民生活在一个民族大家庭中。     

略论历代王朝对西域的经营

西域之称始于汉,那时是指玉门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后世泛指葱岭以西诸国。本文所举,主要是指今新疆范围而言。这里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先后活动于历史舞台者有乌孙、匈奴、塞、月氏、呼揭、柔然、鲜卑、铁勒、实厥、回鹘、蒙古等族。从西汉起,我国历代王朝都对西域进行了经营。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汉唐王朝与西域关系史略

<正> 西域之称始于汉、自来是指玉门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后世泛指葱岭以西诸国,在汉武帝时本为三十六国,至哀、平二帝始析为五十五国.本文所举,主要是指我国境内的新疆一带(狭义的西域)而言.这里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先后活动于历史舞台的有乌孙、匈奴、塞、月氏、呼揭、柔然、鲜卑、铁勒,突厥、回鹘、蒙古等族,其中乌孙、匈奴在秦汉西域史上,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所述主要是汉唐时期内地与西域这些民族的关系.     

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及其与匈奴的关系

本文论述了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匈奴族的兴起,匈奴国家同塔里木盆地诸民族的关系,汉通西域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性质,并用史实批评了吐尔贡·阿勒玛斯的《匈奴简史》《维吾尔人》中的错误观点。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