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观的嬗变

业内对鲁迅翻译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他的"硬译"风格和异化理论。然而纵观鲁迅的翻译生涯,可知鲁迅的翻译观经历了曲折的流变过程,从编译、意译,到直译乃至"硬译",最终他强调应视受众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每次流变都揭示了鲁迅在思想上的转变和对中西文化与文学的重新思考。本文缕析鲁迅翻译观的发展脉络,梳理他翻译策略的变迁,描画了鲁迅作为一个建构新文化的现代主义者和备受争议的翻译家的本真面貌。     

从归化到异化——试论鲁迅的翻译观

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本文探讨了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     

罗兰·巴特“符号游戏”视域下的鲁迅科学小说翻译

阅读、写作和翻译可视为一种符号编织的“游戏”,罗兰·巴特的“符号游戏”观为我们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根据罗兰·巴特的“符号游戏”原则,在译文意义、译文语体和译文叙事结构等方面重新审视翻译家鲁迅的科学小说翻译,可以获得对这位译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译介思想的全新认知。     

信、达、雅与中庸之道

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为其翻译找根据 ,寻基础 ,是为了让国人更容易接受他的译文。鲁迅坚持“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 ,大呼“拿来主义” ,其目的在于把外来思想和表达方式“据为己有” ,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实质上 ,鲁迅的翻译理论承接了严复的翻译思想 ,他们二人的翻译观点始终由“和”这个中庸思想牵引着     

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

通过探讨鲁迅和清末翻译潮流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分析了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指出鲁迅之所以提倡这样的翻译观是为了端正不信之译风;改造、发展白话文;引进新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     

“鲁迅文明论”研究的多重路径

近些年来,建构一条从鲁迅经验出发的新文明之路,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先后建构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偏至论”、反思后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力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复古论”、以东西瓯脱间为方法的“第三条道路论”,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文明观、内部文明观、否定性文明观等等。但是,这些“鲁迅文明论”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更多关注早期鲁迅,割裂了鲁迅一生所经历的文明复古论、文明等级论、文明革命论三个阶段,因而有必要提出“通三统”的命题,建构指向第三样时代的“文明新宗论”。     

鲁迅与傅雷翻译观之比较研究

鲁迅的基本翻译观可以概括为"功利翻译观",即其翻译是以有益于社会和人民为原则的;傅雷的翻译观也带有这一印迹,但他更强调为艺术而翻译。两种主导思想差异较大,但在二人的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读者观等四个方面,也不乏差异之外的共性。从这四个方面对二者的翻译观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两人的翻译观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界展开过多次论争,左翼阵营中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颇为引人注目。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但仍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进行了商榷。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目标在于精神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     

鲁迅与文学翻译及其研究现状与前景

鲁迅在文学翻译方面卓有成就,对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非常不够。其原因与鲁迅的翻译著作出版状况有关;与我们对“翻译”的成见和误解有关;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模式以及相应的缺陷有关。针对鲁迅的文学翻译,要注意历史层面的研究;研究一定要有辐射性;要重视对鲁迅翻译作品的翻译学研究。     

鲁迅翻译的社会学意义——从《小约翰》的新译本看鲁迅的“硬译”

鲁迅的文化构建欲是其翻译的冲动力与标尺,因此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翻译观与实践——"硬译"。     

清末科学主义与鲁迅的突破——对鲁迅早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主张的历史考察

自1898年进入南京的新式学堂，至1906年从仙台医专退学，鲁迅近十年的主业均密切围绕现代科学。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倡导科学救国并呼吁破除“迷信”,但从《科学史教篇》开始，他的思路发生了明显转变，并最终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首先回顾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他指出科学应当以探求自然界真理为目的，而清末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同时，鲁迅也将西方科学史内在的认识论问题引入了清末知识界，他接受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华惠尔、赫胥黎以及丁达尔的启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并依据人性的整体立场建立了批判视野。鲁迅由此形成的科学观深刻区别于清末科学主义者。在《破恶声论》中，他尤其重点反驳了《续无鬼论》与《无鬼说》中破除“迷信”的说法，鲁迅强调科学的边界并赞美“迷信”内在的道德及美学意蕴。从破除“迷信”到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种变化清晰显示出鲁迅早年科学观走向成熟的轨迹。     

翻译:写作之隐喻——以普鲁斯特、西蒙、格非为例

“翻译”与“写作”的差异在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新小说派代表作家克罗德·西蒙(1913—2005)、中国当代作家格非(1964—)的笔下消失了,“翻译”被他们视为写作的隐喻。对他们这种写作“翻译观”的异同与发展脉络进行比较、梳理,探讨这三位作家观点的共性与分歧,有助于揭示写作与翻译在其小说观中存在同质性的深层原因。     

“妆未梳成不许看”——从文学翻译中的“兼顾”原则说起

在本文中，作者以关于文学翻译的“兼顾”原则为切入点。一是回顾了该原则在内涵上的变迁过程，着重对比和探讨了从过去的鲁迅到林语堂，又从林语堂再到今天的许源冲乃至黄杲圻等翻译名家对于“兼顾”原则在认识和运用上的不断变化。二是作者指出，在鲁迅时代，文学翻译以原作为依归，以再现原作的结构美（风格）为“圭臬”；到了后来，则以再创造出可以和原作相媲美的译作为“最高境界”。三是作者还借以回顾了我国的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文学翻译的实质是“意译”。     

百年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范式与批评实践审思

鲁迅文学语言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鲁迅文学语言形成的渊源研究，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鲁迅语言研究和鲁迅的翻译观、翻译语言及翻译实践研究三个方面，在研究范式方面大致形成了历时性的直觉和常识的范式、分析哲学的范式和并不充分的整体论范式。我们需要梳理这些方向和范式下的研究成果，重新辨识不同研究范式的价值、意义和限度，从学理层面和文学研究实践层面探讨鲁迅语言研究的学理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以此发现百年鲁迅文学语言研究呈现出来的审美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及其牵扯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精神诉求和文化趋向的嬗变，推动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走向包含文学语言、创作和翻译主体以及研究主体的整体性研究。应该说，对鲁迅文学语言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探寻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范式革新的可能路径，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百年文学研究发展进程和规律的把握。     

从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看《呐喊》

本文通过举例分析鲁迅小说集《呐喊》英译本中的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来探讨译者的翻译观,指出作者采用阻抗式异化翻译策略,其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古代讽刺小说讽刺风格观的重新审视--鲁迅讽刺风格观的分期研究

中国古代讽刺小说较早是由鲁迅论及的,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讽刺小说”的论述被后来的众多文学批评者奉为对古代讽刺小说批评的典范,但他们没有看到鲁迅的讽刺风格观并未停留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之上,而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发现鲁迅讽刺风格观的转变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研究进行重新审视。     

鲁迅与韦努狄的"异化"翻译策略对比研究

本文比较研究了鲁迅和韦努狄坚持的“异化”翻译策略的异同。     

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与郭沫若在"翻译是媒婆"问题上的分歧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上,郭沫若提出了"翻译是媒婆"的说法,鲁迅在不同的场合与文章中多次批评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贬低了翻译的地位.围绕"翻译是媒婆"的问题,鲁迅和郭沫若就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辨析,推动了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     

现代中国文学观念嬗变论

一1907年,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它既是系统阐述自己文学观的论文,也是在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影响和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前奏曲的背景下出现的第一篇新文学论文。必须承认,它的观念已经标志中国文学开始真正步入了近代世界文学的思想堂奥。鲁迅之前,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有过巨大影响的是梁启超。他不仅是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理论中坚,而且揉杂了一些东西方的文学观点,在近代中国提出了颇有吸引力的“纯功利”文学观。他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