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非市场化农村社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在发生纠纷之后首先选择的解决方法为非诉讼解决方法,所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对于非市场化农村纠纷的解决非常重要。本文阐述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原理,包括涵义类型、在农村成为首选的原因及这种机制的优点和缺陷,最终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以期为农村纠纷更好解决提供相应的借鉴。     

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研究

中国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过程中其纠纷日益复杂化,与之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也逐渐多元化.同时,作为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国家法律制度在当今的农村社会纠纷解决过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法律与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共同建构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中的纠纷解决的多元机制.     

论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基础

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纠纷解决机制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同时实现诉讼内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互济、有机衔接与整合,将成为稳定社会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一个理性社会,会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关键是要建立系统的理念、和谐社会的理念、多元化理念和效益理念。     

我国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评析与构建

婚姻家庭争议解决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纠纷解决类型都呈现多样性与广泛性的特点。本文对我国目前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从功能与价值上阐述了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独特化、非诉化、多元化的特点,最后对如何建立与完善多元化家事纠纷机制提出自己的思考。     

西南少数民族调解式纠纷解决机制考察

与复仇式纠纷解决机制和神判式纠纷解决机制等非理性的方式相比,西南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也形成了一些更为理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即调解式纠纷解决机制,它是把纠纷交给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进行调解和诉讼审理的一种机制。调解式纠纷解决机制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他们解决民间日常纠纷最常用的方式。此种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很强...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与启示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特征有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性、以避讼为直接目标、诉讼审判的伦理教化性、以“社会生成法”为主要适用规则。这些特征予我们以如下启示:纠纷解决的国家方式与非国家方式并重,且有相应的联接机制;能有效解纷的社会应该是一种有限自治的社会,法律并非在所有纠纷解决中不可或缺;纠纷解决机制应该是成本最低、最能促进和谐的机制。贯彻和实践这些启示,可能是中国建成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键。     

景颇族传统山官制度下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

景颇族是云南少数民族中具有自己特有社会组织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民族之一.山官制度作为景颇族特有的社会组织制度,对本民族的纠纷解决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景颇族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有由自己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还有外部的傣族土司衙门、中央流官政府等纠纷解决机制.这三者在1949年以前构成了景颇族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体系.它们有各自的运作机制,适用不同的法律习惯,相互之间有互动的影响.随着中央政府对景颇族地区统治的深入,三者的地位也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三者在1949年以前一直存在,为景颇族传统社会提供不同的作用和功能.分析它们之间的运作机制和关系对今天构建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构建和谐社会也产生积极的作用.     

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农村纠纷的防治化解成为重点。目前,我国农村纠纷在数量上有所上升,在样态上也更加复杂。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应如何调整应对,做到既充分利用农村社会的传统资源,又能满足广大农民对司法等公共服务的现实需要?本文拟从我国农村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现状出发,梳理现有制度存在的不足,提供相应的完善意见,最终构建一种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村基层纠纷解决机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强制性规范的注入及其风险消解——以“大调解”格局下的人民调解为例

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注入强制性规范以提振该机制的适用率与纠纷解决成功率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在＂大调解＂格局下,以人民调解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已经富含诸多隐性的强制性规范。与其放任这些规范隐形发生作用,还不如明文认可它,并通过谨慎的理念与相应的程序保障机制来消解其带来的风险。     

农村纠纷解决的新思路——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成本低廉、弱对抗性以及灵活便捷的特性使得其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在线纠纷数量日益增多,新型纠纷不断涌现,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适用上存在困境,也为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可能性。我国农村的地区发展差异以及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性与接近性障碍是当下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挑战。建议从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式选择、平台构建、配套措施、宣传推广等方面构建适合农村地区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随着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必然。因此为维护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其合理性和现实价值。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坚持依法治国背景下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注意发挥民族地区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借鉴西方国家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做法和经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配套立法。     

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完善——基于S省P县法院的实证分析

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在确保人民法院履行依法裁判职责的基础上、在诉前分流部分案件至非诉机构、以充分发挥非诉渠道解决纠纷的功能、建立诉讼与调解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本文通过对S省P县法院的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试点运行情况进行深入实证调研,分析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了加强法院的指导、对案件进行类型化调解、创新工作机制等完善诉调对接机制的建议。     

论农村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的加快,乡村社会纠纷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难以适应新型农村纠纷的需求,这迫切需要我们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乡村社会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既要注重完善已有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要尝试创建一些新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同时还要确保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能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实现彝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基于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实证分析

彝族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德古、家支头人等权威人士调解为主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本文在分析彝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情况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实现彝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具体来说,要整合民间纠纷调解的资源,将彝族民间调解纳入现代法治体系,形成法院与彝族民间调解的良性互动。     

在线解决纠纷机制的类型化研究

为了区别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三种纠纷解决类型,人们把在线解决纠纷机制(ODR)的三种纠纷解决类型对应称为在线协商、在线调解和在线仲裁。ODR机制是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解决民事纠纷,纠纷解决程序打上了网络信息技术的烙印,因此ODR的三种纠纷解决类型在启动方式、运行条件、运行规律以及裁决结果的效力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以人的主体性为本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必要性

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是当今世界各国解决纠纷的一种趋势。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也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一纠纷解决机制彰显了当事人的主体性,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体现。社会需要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供当事人选择。     

完善我国小额纠纷的解决机制

人民法院的小额诉讼越来越多,如何解决这些纠纷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我国现今社会小额纠纷现象出发,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为缓解司法资源与司法需求的剧烈冲突,提出了建立解决小额纠纷的有效机制。     

论我国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

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在境外已趋成熟,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已进行了专门立法,设置了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使环境纠纷得到了妥善处理。而在我国境内,环境纠纷行政解决尚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也没有专门的处理机构和专业人员,处理方式只有行政调解一种可选,且处理结果无法律约束力。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上述国家和地区成熟的纠纷解决经验,制定专门的《环境纠纷处理法》、设置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配备专业的纠纷解决人员、将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并明确上述方式的法律效力、建立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辅助系统等,以此来完善我国的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     

我国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探析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在解决农村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并发展,因其有着重要的现实基础。目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各纠纷解决机制关系和功能发挥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在农村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在坚持多元化与利益协调理念相统一、人本与保护农民权益理念相统一、法治和自治理念相统一的前提下,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现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完善。     

论环境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环境纠纷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要正确对待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真正体现当事人利益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当赞成,对于变形的和被滥用的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应当抵制。为避免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迷失"自我",应将司法手段明确为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主要方式。因为司法裁决在解决环境纠纷中具有主导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司法的特性要求法官尽可能在办理案件中体现法官职业规则的内涵,从而促进环境纠纷的公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