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之共同犯罪探析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实务界对贪污罪共同犯罪认定和处罚有点混乱,影响了对该犯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学界对此的探讨尚不充分,也远没有达成共识.文章就贪污罪共同犯罪作出初步探讨,以期促进和推动贪污罪共同犯罪的预防和惩治.     

混合主体共同贪污定性问题研究

混合主体共同贪污定性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而司法实践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做法也不一。因此。对混合主体共同贪污问题进行正确定性，有利于维护司法的统一性。根据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及身份的连带作用，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能够构成贪污罪的共同犯罪，而非国家工作人员从主体部分及时空条件方面具有构成贪污罪共同正犯的可能性。同时，混合主体共同贪污行为特殊性在于有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具有分别定罪量刑情形，结合以上两点，可以明晰混合主体共同贪污犯罪与盗窃罪、贪污罪犯罪圈的对应关系。     

关于村支书贪污罪犯罪主体之探析

司法实践中把村支书实施的非法占有本行政村财物的行为定性为贪污罪，而根据我国刑法(包括立法解释)关于贪污罪犯罪主体的规定，村支书既不急于“国家工作人员”，也没有当然地被包括在“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立法解释之内，因而村支书并非为贪污罪的当然犯罪主件，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只能依其行为性质和现有刑法规定定性处罚，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相应的刑事立法。     

贪污罪若干新问题的探究

贪污罪是一种侵犯法律所保护的财产关系的犯罪。它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方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构成贪污罪必须具备或符合以下四个特征: 一、贪污罪的主体不是一般主体,必须是“特殊主体”,即刑法中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根据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的解释,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司法认定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违反<公司法>竞业禁止规定而构成的犯罪,在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时要把握董事、经理的范围,经营活动,同类性质的认定以及非法利益的确定;在区分与相似罪的界限时,要区分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以及贪污罪的界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不存在犯罪未遂,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可以形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共犯.     

略论贪污罪的犯罪构成

介绍了贪污罪的概念及其处罚原则,从历史出发,论述了贪污罪的社会背景,并从造成的危害性上,说明了要认真研究的必要性.论述了强调以刑法的条款为依据,轻重的处罚规定的划分以及危害性.从贪污罪的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即犯罪的客体、客观要件、主体和主观要件,着重分析了贪污罪的客体和主体,均从特征出发,使人易于区分,贪污罪同其他侵犯财产罪的主要区别.使之能准确地掌握与运用法律武器,打击该类犯罪.     

论贪污贿赂犯罪的界分意义及制度完善

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法益不同,其社会危害性也明显不同,又因为贿赂犯罪是统一的整体,所以,对贪污罪和贿赂犯罪进行类型化划分,并在贿赂犯罪的统一语境下合并行贿罪、受贿罪条款意义重大。要改变现行刑法对贪污罪和受贿罪做相同刑罚处遇的立法模式,首先将受贿罪的刑罚从贪污罪中独立出来,然后再根据行贿罪、受贿罪对向犯的特征对其犯罪构成和刑罚处罚做一体规定,从而实现行为的类型化和处罚的科学化。     

贪污罪的混合共犯及共犯数额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对于贪污罪共同犯罪的认定集中在混合共犯的认定问题上。而由于贪污罪共同犯罪的复杂性 ,共犯的数额问题对于贪污罪共犯的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文章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罪刑不相适应——论我国贪污罪的危害与惩罚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刑罚设置合理,刑罚适用恰当,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在我国,贪污罪的犯罪性质恶劣,危害性极大,而在实践中对其惩罚却较轻,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是违背的.应当完善贪污罪刑罚立法,并严格刑罚适用,真正做到罪刑相适应.     

论贪污罪规制理念之转变——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贪污犯罪的认定作出较大的修改,《修正案(九)》出台前,贪污罪被视为数额犯,贪污的数额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它忽略了贪污行为的情节。针对这种单一的认定标准,新修正案将贪污罪由数额犯转变为情节犯,将贪污的数额认定为其中一种情节,这种定罪与量刑上的修改相比较以往而言,是一种根本性的、理念上的转变。新修正案设置的贪污罪的认定标准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对贪污罪法益之保护。     

先秦辩士的论辩艺术

春秋战国时期,好辩是政治、学术活动中的一大特色,辩士在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论辩艺术:行人之辩,委婉多切;策士之辩,辩丽横肆;墨者之辩,逻辑严密;儒者之辩,醇厚简约。构筑他们论辩艺术的基石是丰厚的学养、坚定的信念和精湛的辩术。     

合作金融的制度视角

理论界对于是否要坚持合作金融一直存有争论,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我们对于合作金融的认识仍存在误区。本文在界定了合作金融的内涵之后,分析了合作金融产生的制度约束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在利用合作金融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机构股东积极主义发展中存在的主要争论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机构股东积极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而其发展不仅成为理论研究和公司治理实践的热点问题 ,而且也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体现在机构投资者是否应该参与公司治理、机构积极主义行为是否能改善公司治理、应以什么方式参与公司治理三个方面。本文根据机构股东积极主义的发展 ,对这些争论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并对我国实践的启示进行分析     

交互式分级权限的高校数字化管理模式探讨

网络信息技术为高校数字化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前景,根据高校管理工作实际,文章提出了一种交互式分级权限模式.把高校管理相关用户分为四级,不同用户对信息具有查询、修改的不同权限,并实现信息数据的双向交流;文章还描述了模式的整体方案、关键技术以及特点,在实践中有较好的可行性.     

合同解除及其效力探析

合同解除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分歧.本文通过对合同解除的概念及其归属、种类,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法律后果的论述,提出自己的观点,对全面准确把握我国合同解除制度有一定借鉴意义.     

批判·反思·应用:“大分流”在中国学术界的发酵

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出版已近20年,该书提出的方法和观点一经问世便引发热议,至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前沿问题.作为"大分流"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中国自然成为讨论的核心,中国史学界亦不可避免地成为论战的主阵地.其中,"去中心化"的倾向、比较单位的选取,以及"大分流"的成因是争论的三大焦点,诸多学者发表过议论性文章.初期的争论多停留在批判、反思层面,后随着相关探讨向纵深推进,涌现出大量具体的研究性成果.从整体上看,"大分流"现象讨论在中国学术界持续发酵的过程呈现出由理论之争向实证应用过渡的趋势,是新理论、新方法与学术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亦是国内外学术对话不断深化的过程.     

古希腊演说和辩论与三次政府改革刍议

古希腊的演说和辩论造就了公民思维和政府体制的理性、开放性和斗争（竞争）性，理性的公民思维和政府体制又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公民个体的独立性；开放的公民思维和政府体制呈现了政治主张的代表性和公民个体的包容性，斗争（竞争）的公民思维和政府体制形成了政治文化的开拓性和公民个体的不妥协性。梭伦、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所进行的三次政府改革基本代表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通过古希腊三次政府改革的考察发现，古希腊演讲和辩论的兴盛，是与其理性、开放和竞争的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也为当前我国政府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批判的向度:现代广告的艺术说辨析

关于广告艺术说的争论由来已久。这种争论存在着实证和批判两个向度,我们这里对"广告艺术说"论争脉络的梳理和认知立足于后者。从艺术的历时性考察,广告与艺术的关系有很大不同。就古典艺术而言,广告与艺术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都是以"艺"为核心内容的审美文化;都面临相似的功利性问题;都表现为一种平和而非激越的文化样态;都表现为一种肯定文化。但就现代主义艺术而言,广告与艺术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功能。而就后现代主义艺术而言,广告与艺术又具有某种暗合关系,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实践打破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被视为大众文化的广告成为了艺术。     

中国档案事业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与三次学术争论——兼论安徽模式改革的发展趋势

在对中国档案事业管理体制三次改革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与之相伴而生的中国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三次学术争论进行粗线条的勾勒,立足安徽档案管理模式改革实践,论述安徽模式改革的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小农”思潮回顾及其当代论辩

作为国内和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小农研究历来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活跃的学术思潮。文章从小农的概念、行为特征、未来命运、全球化视野下的小农以及中国小农的现代转型等方面对以往的小农思潮和当代的主要学术论辩进行了回顾与整理,并对当代中国小农研究的拓展提出了新的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无法遵循西方经典理论预设的发展模式,小农农作将成为中国多元农作系统中的重要组成。因此,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小农并加强小农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