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研究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思想,自近代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也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通过论述西方自由主义的缘起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传播历程,进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关于自由主义的争鸣,以期为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自由主义宪政分析与思考——《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读后

研读《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一书后,笔者以为该著在问题意识和切入进路上论证了近代中国国家公权力存在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指出了该著在历史视野角度下的三大特色;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和申论几个问题。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谱系探究

自由主义肇始于西方,清朝末年随着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一起,也进入到了中国.自由主义由严复、梁启超传入中国,历经几十年发展,最终在殷海光手里集大成.通过以人物为线索,厘清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脉络,分析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和影响,最终给予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准确历史定位.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及其失败原因探析

自由主义思想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在思想文化、政治生活等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由于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不能提供整合社会的手段,也无法融入中华传统思想信仰层面,因此,其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夹缝中屡屡遭遇尴尬。具体说来,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传入、高潮和衰微的演进过程,而政治和文化的双重一统、中国语境下的歧变、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共同造成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失败。     

一个鲜为人知的费边社会主义宣传团体——主张与批评派初探(上)

主张与批评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派别,其主要成员包括王造时、彭文应、潘大逵和罗隆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为阵地,以宣扬费边社会主义为宗旨,以政治民主加经济民主作为改造中国的方案,他们的思想成为后人研究近代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素材。     

自由的文学与文学的自由--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的悲剧历程

中国自由主义自上世纪初年由国外移植而入,就面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困境,注定难达悲剧的命运.通过梳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自近代以来的坎坷发展历程,可以清楚阐释其在中国终不免被挤压乃至无处生存的悲剧.     

一个鲜为人知的费边社会主义宣传团体——主张与批评派初探（下）

主张与批评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派别,其主要成员包括王造时、彭文应、潘大逵和罗隆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为阵地,以宣扬费边社会主义为宗旨,以政治民主加经济民主作为改造中国的方案,他们的思想成为后人研究近代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素材。     

1996——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西方发端于洛克、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传统,也是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的政治传统,从近代起一直居主流地位。其中心思想是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结社自由、个人财产权以及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权力的制衡,等等。“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在中国长期以来有另一种理解,因为毛泽东有一篇著名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说的是共产党内部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和平的不良风气。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强劲的自由主义运动,但自50年代起销声匿迹。 在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依法治国成为指导思想,自由主义思…     

如何看待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国际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上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对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来讲,最具有影响的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因此,世界各国学者们都在关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国际影响.我国学术界也开展了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最具有影响的是程恩富主编的《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何秉孟主编的《新自由主义评析》、昊易风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和思潮》.我认为对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哪些国际影响、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等问题要作进一步探析,认为既不能感情用事武断地加以否定,也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推崇,应当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对待新自由主义思潮:一是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二是要采取科学方法研究新自由主义思潮,这对于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诠释胡适的一部力作——评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

在经历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动荡激进的时代后，胡适再度回到国人的视线中。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胡适的评价因为时代的变迁，犹如坐云霄飞车一般，从一个近代中国的文化巨人到最受人批评的反动知识分子，而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则成为后来国内的政治禁忌。改革开放后，国内开始关注中国自由主义的研究，重新估价胡适的历史成就即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心之一。     

考释百年中国新闻学的萌芽起点:1833年——兼论中国最早新闻学专文的归属

目前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萌芽起点时间存在着1833年和1834年两种说法。回望百年中国新闻学,追考发现:1833年4月,英文《中国丛报》刊登的两篇文章"Gazette"(《小报》)和"Peking Gazette"(《京报》)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学专文;而1833年8月29日,《杂闻篇》登载的《外国书论》成为中国第一篇中文新闻学专文; 1834年1月(农历1833年12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的《新闻纸略论》则是在当时发表后较快对当时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新闻学专文。在时间点上,1833年是中外贸易和中英关系的转折点,更是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它不仅是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近代中文报刊的小高潮,而且是他们运用天赋人权学说积极捍卫出版自由权利的开端。1833年,积极的报刊活动和激烈的出版自由斗争,激发起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和在华西人对报刊研究活动的开展,发表反映近代化报刊发展状况和出版自由理念的新闻学专文,成为中国新闻学萌芽的起点。     

学习《反对自由主义》

这篇文章写作的历史背景《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是毛主席为批判和克服党内和革命队伍中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写的,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那时候,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两个月。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伟大、空前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党既要领导全国人民同当时主要敌人——日本帝国     

探索胡适思想的又一专著

青年学者欧阳哲生著《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是海内外系统论述胡适思想的 第一部学术专著。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一位文化巨匠、思想大师孜孜求索的历程。这一历程耸立着一些在今天仍有夺目光彩的界碑,但它却划上了一个带有悲剧意味的句号。这是胡适的命运,也是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这就使这部著作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为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理解胡适提供了基础;二是对胡适终其一生所力倡的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的探讨以新的启迪。因此,本书在学术上的贡献和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仅就本书方法及见解上的独到之处略举一二,以见一斑。 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胡适置于近代中国这一转型期来审视,从这一新的视角看胡适,将胡     

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近代意义

语言深刻地制约着翻译,并合法地改变原语的思想性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在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汉语化的言说中建构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的歧变过程也就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过程。严复在翻译和介绍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时,颠倒了其思想的主次,明显压抑了个人优先原则这一前提,而张扬了个人自由应该受到限制这一附则。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被纳入了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严复始终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来解释和定义自由主义。严复所理解的“人”主要是中国古代的“民”,这样,他就把“人”最终纳入了中国古代的言说轨道,纳入了国家和民族的范畴,其结果是必然从根本上削弱甚至否定个人。     

近代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与演进形态——以近代自由主义的三份标志性文本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发生发展,大致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5月14日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三份标志性文本为节点,经历了个体发声——同人结社——组织政党三个阶段;而言论形式则经由从学理到理念再到政纲的三部曲,依次出现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20世纪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三种演进形态;总的趋向是,从思想向行动、从理念向操作、从论政向从政滑动,实践色彩不断增强。其思想演变的基本轨迹是,由市场转向社会与政府,由经济层面的自由转向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平等均富,由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对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的"放任主义"转到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的"干涉主义",进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观察》的自由民主观

《观察》的撰稿人对自由、民主概念的认知与阐释虽有一些错误和含混之处 ,但仍包含了对历史和社会的正确认识 ,有相当的历史地位。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失败的原因 ,除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原因之外 ,政治家的气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一面旗帜——《新路》周刊始末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相当活跃的一个时期,他们发表言论的重要方式就是创办刊物。像《时与文》、《观察》、《新路》等,都是当时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在当时众多的宣扬自由主义的刊物中,《新路》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一面旗帜。但长期以来,《新路》很少被人关注,国内学术界只有个别研究者在探讨20世纪40年代末的经济制度和自由观时才涉及到《新路》。本文试图揭开《新路》的面纱,论述它从创刊到停刊不到一年时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拂去历史的尘埃,让它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偏差及其原因分折

古典自由主义把私有财产权和市场机制作为政治和社会文化自由的基础与动力,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却只要求政治与文化自由,在经济上则普遍排斥私有财产权和市场机制.其原因在于在自由主义被当作救国工具的前提下,其核心价值不能不被时代性的民族主义夙求所遮蔽;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道德至上倾向和对经济生活的陌生与鄙视、政治全能主义、大同理想,也深刻制约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偏好;知识分子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和对扭曲的市场经济的抗议,而产生了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幻想;同一时期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及对统制经济的迷信,也影响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选择.     

严译《天演论》与中国近代文化

严复,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代表之一.他于一八九五年译述的《天演论》是甲午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趋深化的产物;严复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翻译了《天演论》,而更重要的则是他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重新"改做"了《天演论》;严译《天演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占着重要的地位.     

从严复、胡适到林毓生、张灏——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观的世纪轨迹

中国自由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最为深重之时,中国自由主义者在道德热情与逻辑理性的张力与矛盾中,批判传统以扫清救国建国的障碍,倡导自由民主以启智救世,苦心探索,呼号于世.但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双重困境致使自由民主的价值诉求沦为空洞的口号,无法真正落实.严复、胡适、殷海光以及林毓生、张灏等中国四代自由主义者历经近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从对传统的拒斥、疏离走向反省和认同,逐渐走上一条理性沟通的新路,昭示出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观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