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悲剧叙事与现实关怀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出现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尤其以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最有代表性。郭沫若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采用悲剧这一叙事形式,塑造了屈原、聂婪等志士仁人为祖国和民族慷慨赴难、从容就义的悲壮形象,彰显这些历史人物的高贵品质和悲剧精神;同时,这六部历史剧政治意图也较为明显。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郭沫若的《月光》与陈慎侯

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但对于他的唯一的一部现实题材的独幕剧《月光》,知道和熟悉的人就不多了,而对于郭老以《月光》为之献祭的陈慎侯,了解的人似乎更少.辑录一点有关的材料提供给读者,对于全面了解郭老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或许不无裨益.《月光》写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最初发表在同年十月一日的上海中华学艺社《学艺》第四卷第四期上,后由作者收入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星空》诗集.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七卷本《沫若文集》时,《月光》却未收入.这大概也     

《孔雀胆》研究中不同观点综述

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孔雀胆》是一部争议最多的作品。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观点的论争日益热烈起来。 1942年秋,郭沫若写成了历史悲剧《孔雀胆》。当他把初稿拿出来征求意见时,人们对剧本所选取的历史事实和表现的主题思想就有不同看法,后来经过作者的几次修改,仍未消除这些争议,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周恩来同志就认为“剧本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     

谈郭沫若历史剧处理史与戏关系的艺术经验

在现代戏剧史上,郭沫若同志是最喜欢运用历史题材进行创作的一个作家。他一生写了十九个剧本,其中十八个是用历史题材写成的。他的历史剧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历史剧在处理史与戏的关系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孔雀胆》主题辨析

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写的六部历史剧,恐怕以《孔雀胆》较为特殊,无论在创作动机,还是人物和题材的选取和处理上,都与其他的五部历史剧有所不同。作家是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创作此剧的。当他把第一稿(以下称为《征求意见本》)拿出来征求意见时,就曾经引起若干争议,主要意见是认为主题存在问题。后来经过作家几次修改,人们仍未消除对《孔雀胆》主题的争议。直到今天,仍有人对此剧的主题“有相当的保留”。剧本最初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首演,演出效果十分成功。抗战时期在昆明演出过,仍然比较吸引观众。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再度公演,并在电台广播了实况录音,     

君子、小人人格的新探索——对郭沫若《武则天》的一种解读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但他所关注的领域大体上是文人与政治。从诗剧《女神》,到历史剧《屈原》,再到《蔡文姬》,我们往往习惯于将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戏剧创作看作第一次高峰,将四十年代的戏剧创作看作第二次高峰,而很少去研究他的后期剧作。的确,他在建国前的剧作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飙突进式的勇猛热情与灼人的青春气息曾震撼过几代青年人的心灵,似乎郭沫若就代表着凤凰涅槃般非常富有时代化气息的青年,以至于无论哪一代的青年读者都很容易把郭沫若看作自己的同代人,而无法想象郭沫若也有他的老年期。而实际上,郭沫若不仅有他热情奔放的青年期,同时也有他深邃成熟的老年期。如果我们仔细品味郭沫若的后期剧作,也许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前期创作以及后期作家本人内心的孤独。作为一个始终热切注视社会政治的文学家,与时代密不可分的政治家,他后期的思索肯定蕴藏着前期探讨所缺少的深层意蕴。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来说,从二十年代走到六     

略论郭沫若的翻案剧

四十年代,郭沫若曾以写历史悲剧闻名于世。解放后,郭沫若先后写过两部史剧,即《蔡文姬》和《武则天》。两部史剧都是翻案剧。前者替曹操翻案,后者替女性人物翻案。郭沫若为什由写历史悲剧转而写翻案剧呢?他是怎样写历史翻案剧的?写翻案剧的时代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的。一、为什么要写翻案剧?     

郭沫若新诗成败初探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女神》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作.如果从他自己记忆的"最早的新诗"——写于1918年的《死的诱惑》算起,到1965年写的《红领巾的宣誓》为止,他足足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新诗,出版了十几个诗歌结集和选集,计收新诗五百多首.他的这些新诗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这里所谓的"影响",是包含着好、坏两个方面.平心而论,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是有得也有失,有成也有败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建国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史家、新诗批评家、郭沫若研究家们,几乎众口一辞地颂扬他的成就.能够象张光年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中那样,尽管是委婉地、却也是尖锐地指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缺陷的,还是不多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一书简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时期的郭沫若》是一本有特色的专著。本书作者对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活动史料,进行了深入的考查,准确地把握住了抗战时期郭沫若在政治上的特点。通过郭沫若一系列的活动的叙述,告诉人们,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抗击日寇,反对投降,保卫祖国,保卫文化。他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二是作者对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进行了周到的研究,准确地概括了郭沫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他的诗歌、历史剧、政论和杂文,都     

理性审视 开拓创新——评周海波著《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

周海波的近著《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以下简称《王国》)是一部系统地对郭沫若历史剧进行文化学阐释,并试图探究其文化命题中蕴含的文学价值的学术著作,展示了作者在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上独到的学术眼光和进取探索的勇气。     

莎士比亚悲喜剧初探

一六○二至一六○三(或一六○四)年间莎士比亚创作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这三部戏剧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而是悲喜剧。悲喜剧独特的戏剧冲突使它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美学范畴。莎士比亚的三部悲喜剧同他的历史剧、喜剧、悲剧、传奇剧具有同等的地位,它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第五种样式。莎士比亚的悲喜剧是十八世纪正剧的先河,在戏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     

略论郭沫若的历史悲剧观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主要由悲剧组成,是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发轫、成长和成熟期,其中包括了他五四时期的史剧创作和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丰收和艺术的成熟。之所以称为丰收和成熟,主要是指郭沫若创作出一系列悲剧作品,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总结出较系统的历史悲剧理论,从而大大提高了历史悲剧创作的思想及艺术水准。这个贡献,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的。这不仅体现了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开创了我国历史悲剧创作和理论探索的新天地。正及于此,学术界对郭沫若史剧的探讨,已写出大量论文与专著,这是十分可喜的。但遗憾的是,对郭沫若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悲剧观的探讨,就显得不足或忽略了。本文就此想作一试笔,以求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论郭沫若戏剧的抒情性及其启示

欣赏郭沫若的剧作,我们常常会沉浸在文彩风流的诗意之中,会被剧情所挟裹的情感风暴、被主人公惊天地泣鬼神的歌哭深深感染。这,就是郭沫若戏剧的特征──热烈的抒情性──所产生的审美效应。郭沫若始终是一个重主观的诗人。在创作的道路上,他不断变化思想风格,但《女神》时期的“主情主义”,作为他艺术灵腑中的一道脉息,总贯注于创作的始终。诗歌创作如此,戏剧创作也是如此。郭沫若是写作历史剧的。他认为：“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①对此,陈瘦竹解释说：“历史精神是指历史发展规律;发展历史精神,…     

谈悲剧小说《灭亡》的创作

《灭亡》是巴金的第一部悲剧小说。《灭亡》的创作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巴金为了发泄刚到法国时内心的痛苦而写的,第二阶段是写有关凡宰特、沙珂和朋友来信的部分,第三阶段是收到大哥的来信以后写的,第四阶段是他最后整理、抄写的时候插进去的内容．第一、二阶段是巴金创作的“自在”时期,第三、四阶段是巴金创作的“自为”时期。     

郭沫若赠柳亚子长诗发表于何时?

贵刊81年第2期发表的王晶垚同志的《纪念南社和柳亚子》一文,谈到郭沫若为《柳亚子诗词选》写了序言,“他在这篇序言里第一次发表了一九四三年赠柳亚子的一首长诗,首先就评价了柳亚子的诗文以及他和南社的密切关系,……”王文说郭老的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解放以来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例如邓牛顿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八年夏秋开始试作新诗。”(《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谷铺林同志说:“郭沫若同志从一九一八年初夏从事文学活动……”,并且具体地指出:“第一篇《死的诱惑》写于一九一八年初夏”(《破与立》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楼栖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九年就开始写诗”(《论郭沫若的诗》一九七八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韩立群同志说:“《女神》写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破与立》一九七九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论郭沫若40年代的历史剧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起步于２０年代初。早期的作品是诗剧，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想象力的产物，我不过只借些历史上的影子来驰骋我创造的手腕罢了”①。他的“创造”又只侧重于主观激情的抒发，而不是冲突的展开。因此，这些诗剧（收入《女神》的《棠棣之花》、《湘累》、《女神之再生》等）“只在诗意上盘旋，毫没有剧情的统一”②，与其说是剧，不如说是诗，而且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他五四时代的浪漫主义诗风。到《孤竹君之二子》、《三个叛逆的女性》，剧情有所加强，但他仍然认为“创作家是借史事的影子来表现他的想象力；满足他的创作欲…     

关于人物性格“合理的发展”论——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

一历史剧塑造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是可以赋予历史人物以现实的血肉,使其得到合理的发展,还是依照历史上实有人物的面貌如实地写出?这是常常发生争议的一个问题。郭沫若通过总结前人的特别是自己的实践经验,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从古至今,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同样存在着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古希腊的戏剧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谈到了诗人摹仿现实的两种不同方式,即“照事物的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或是“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郭沫若曾经说过“写作历史剧可以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他所说的“赋”的方法,就是严格按照历史的记载,“敷陈其事而直     

郭沫若《英诗译稿》的艺术特色和多重内涵

《英诗译稿》是郭沫若最后一部翻译作品,也是他晚年心曲的自然流露。通过对《英诗译稿》翻译方法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出郭沫若在翻译理论上自我更新的自觉意识,一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特殊社会环境中的隐曲心态。《英诗译稿》的最大价值在于:它隐含了一个我们大众视野之外的不一样的郭沫若,凸显了一个在文革之中未被公众所认知的郭沫若,它承载了晚年郭沫若的审美理想,折射了这位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知识分子难以言说的痛楚。另外,《英诗译稿》翻译的研究,也可以折射出郭沫若翻译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这些问题对翻译文学的发展也具有启示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