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的危机传播

汶川大地震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灾难性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以及对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传播能力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应当说在危机的爆发期内,中国政府和媒体都交出了一份令世人满意的答卷,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方面的巨大进步,受到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目前,已进入危机的恢复期,认真评价和总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的经验教训是危机管理的题中之义,对于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和我国新闻传媒危机传播的水平亦具有重要意义.     

以广播电台为中心构建应急信息传播平台的初步设想——对"汶川大地震"中广播电台之特点与作用的分析

近年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与<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两个法令为主,我国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急信息传播工作作了明确要求.而在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各受灾地区广播电台则以自己及时、高效与充分互动的传播行为与良好的社会动员、社会服务以及主旋律宏扬等作用,证明了以广播电台为中心构建应急信息传播平台之设想的可行性.     

重大突发事件的谣言控制——以汶川"5.12"大地震为例

科学地分析与控制谣言,以最大可能地避免谣言带来的社会危害,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从多次重大突发事件之后谣言传播现象来看,谣言的产生对社会稳定与人民生活都形成了较大危害,因此只有重视谣言,破除谣言,才能有益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谣言传播已具备国际化、高科技化色彩的情况下,我们唯有以前瞻性眼光、灵活性策略,把握时机,建立机制,才能在重大突发事件的谣言控制中立于不败之地!     

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检视与改革之道: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危机管理需要不同政府或行政机构之间的配合,当危机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更需要把私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广大公民的力量整合到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因此,如何在危机管理中形成行政单位中跨组织、地理空间上跨区域和优势互补上跨部门的制度化"跨界治理网络",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问题。如果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些地方和部门已经积极探索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方式,但在总体上而言,跨组织、跨区域和跨部门的危机管理模式和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今后的危机管理中,如何建立网络化的跨界治理模式与机制,不论对学术界还是实务界来说,都是值得持续关注、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的课题。     

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政府公共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秩序造成重大损失损害的事件。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实现信息公开是必要的,因为它关乎公众的切身利益。信息公开是危机事件管理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本文通过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我国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息公开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期,容易发生公共危机事件,需要政府做到有效的信息公开。我国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稳定民心。同时也存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依据不全面、实践操作不到位、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改进我国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完善法律制度规范,成立专门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机构,遵循信息公开梯度原则,拓展信息公开的途径等等。     

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案例分析

"5.12"汶川大地震灾难对中国传媒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我国主流媒体的表现是对信息公开条例精神的一次身体力行.我们看到.中国记者并不缺乏专业精神,在突发危机事件中,信息公开的原则激发了传媒人专业精神的一次大进发.     

政府危机新闻信息传播的评估知识框架体系探寻

政府危机传播中新闻信息的有效评估必须建立在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但有效的评估指标的确定是离不开评估知识体系的确立,从政府危机新闻传播管理体系入手,重构政府危机新闻信息传播的评估知识框架,认为政府危机新闻传播的知识框架体系,应立足于网络新媒体参与的媒体群落的新认识,进行以政府为核心、以危机信息传播主体关系为导向的评估知识框架的建构和梳理,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深层次、理性地把握政府危机新闻信息传播的内在机理,为建立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创造有利条件。     

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法思考

从1998年立项,到2007年公布,再到2008年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走过了10年破冰的漫长历程。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第492号令,规定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顺应了我国努力打造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大趋势,是我国宪政道路上又一条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条例。该条例的施行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了依法行政,充分发挥了政府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具有极其重大的行政意义。     

危机传播中的"回飞镖效应"及其应对

危机传播是危机管理的核心程序,对于修复组织形象至关重要.信息发布作为危机传播中的关键环节,目的是同公众沟通,争取谅解和支持,在实践中却可能由于各种人为的疏漏和失误而导致整个传播效果的不理想,甚至出现违背传播者本意的"负效果",即"回飞镖效应"."回飞镖效应"表现形式有多种,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当前政府信息传播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政府行为的转变，牵涉到方方面面的课题，政府信息传播机制的变革即为其一。当前我国的政府信息传播机制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信源开放度不高；二是信道畅通度不高；三是信息的保真度不高；四是受众素质不高。变革政府信息传播机制应以政府行政公开为切入点；以给传媒应有的独立性为突破口     

媒体视野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兼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媒体权利的实现与政府信息的公开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由于专门的信息公开立法的缺失,媒体表达也受到了制约。尽管还存在一些需要理清的问题,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通过无疑将促进媒体活动。     

应对公共危机的政府理念重塑与管理创新

危机管理是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国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凸现了各级政府传统公共管理的不适应性.在危机管理中的现代政府理念对于政府行为起着导向和规约的作用,决定着危机管理的成效,是政府危机管理的灵魂.如何塑造政府管理新理念,创新政府公共管理,主动消解危机并回应挑战,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面临着的一项紧迫任务和重大现实课题.     

浅论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由5·12汶川大地震引发的思考

5·12汶川特大地震给灾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并使人们开始改变对生命和生活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对大学生的生命价值观教育、逆境和死亡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生存能力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生命关怀意识,引导他们正确面对挫折、坎坷和死亡,增强他们的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     

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与公众——兼论中美突发事件应对的差异

文章运用一些典型案例揭示出中美两国在应对突发事件危机传播中存在的差异性原因,即由于中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发展的时空背景等因素,前者在危机传播中的问题症结聚焦于权力在新闻发布以及新闻报道中的干扰,而后者问题的症结聚焦在商业资本体制上。因此,笔者提出在当下的中国危机传播应对中,政府要有做好新闻发布的义务,建设阳光政府;媒体要有新闻报道的担当,促进信息自由流通;而公众要有争取知情权利的自觉意识。     

2008年广州火车站春运雪灾危机政府信息传播分析

2008年春节前期的南方大风雪给广州火车站带来了沉重的挑战。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员滞留、寒冷天气的袭击考验着政府的危机管理和危机信息传播能力。本文通过对《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的中央政府、广东政府以及广州政府三级政府在本次2008年广州火车站春运雪灾危机的信息传播进行内容分析,并与三级政府的应急预案进行对比,以考量政府在本次危机的优缺。研究发现本次危机中,政府虽然能够较好地面对各利益相关者进行传播,但仍有缺漏;而对比各级政府的应急预案,三级政府各有优缺。为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政府能够更好地面对此类危机。     

我国政府信息传播的历史考察

我国政府信息传播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土壤上孕育的,一直被官僚统治集团把持和控制着.它可划分为孕育期、自发阶段、自觉阶段、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信息传播形成发展阶段,其特点是一元化、泛政治化和传播的封闭性.我国政府信息传播发育的落后迟缓与农耕经济互为因果,是造成中国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息传播技术发展与政府信息管理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技术不断更新,使人们的言论空前的自由。在应对新的网络环境时,政府信息管理存在法律建设不完善、技术控制落后、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基于此政府需转换管理思路,优化法律法规体系,增加资金与人才投入,加强国际合作。     

政府创新危机管理体制的若干要点--日本阪神大地震个案分析

1995年1月发生在日本大阪、神户一带的"阪神大地震"是日本自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来受灾损失最惨重的一次.除了7级大地震本身的超强破坏性以外,日本政府在这次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严重失误则是造成震灾恶性后果的人为原因.日本政府在阪神大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危机管理观念及其行为方式等充分说明科学的危机防范意识、权变的危机管理机制、通常快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协调的危机管理体制是创新政府危机管理体制的关键要素.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2008年实施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在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如增强了公众对政府工作效率的满意度等,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修改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就显得十分重要。